作者尉繚，生平不詳，戰國後期軍事理論家。?
《尉繚子》壹書中《天官第壹》有“梁惠王問尉繚子曰”句，因此，壹般都認為他是梁惠王（亦稱魏惠王，西元前370～前319年在位）時人。尉繚的戰功政績雖鮮見於史書，但他卻是壹個有才能的軍事理論家。《尉繚子》壹書所表述的軍事思想，代表了戰國時期我國軍事思想發展的壹個主要的流派，也是當時山東各國變法圖強、建立封建主義制度的政治思潮在軍事上反映的產物。
《尉繚子》現存最早的版本是銀雀山西漢墓出土的竹書抄本，惜為殘簡。現存最早的刊本為宋《武經七書》本。後世諸多叢書本大都源於此本。建國後研究《尉繚子》的主要成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尉繚子註釋》、中華書局1979年版《尉繚子註釋》、中州書畫社1982年版《尉繚子校註》、中華書局1982年版《竹簡帛書論文集·尉繚子覯證》、 *** 出版社1989年版《尉繚子淺說》。
《尉繚子》自漢以後，歷代均有著錄，然而卷、篇數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有三十壹、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別，其原因可能有兩個，壹是流傳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今傳世本***二十四篇，其篇目為：天官第壹、兵談第二、制談第三、戰威第四、攻權第五、守權第六、十二陵第七、武議第八、將理第九、原官第十、治本第十壹、戰權第十二、重刑令第十三、伍制令第十四、分塞令第十五、束伍令第十六、經卒令第十七、勒卒令第十八、將令第十九、踵軍令第二十、兵教上第二十壹、兵教下第二十二、兵令上第二十三、兵令下第二十四。
《尉繚子》繼承並發展了《孫子》、《吳子》等兵書的軍事思想，且具有戰國後期的時代特點。在戰爭觀上，它反對用唯心主義的天命觀指導戰爭，提出“天官時日，不若人事”的進步觀點；認為戰爭有正義與不義之分，反對不義之戰，支持正義戰爭。它主張“王者伐暴亂”的戰爭要以“仁義”為本；認為“兵者兇器也，爭者逆德也”，既要慎戰，又不能廢戰。
在戰略上它提出了許多精辟的見解，這集中反映在它對軍事與政治、經濟的關系的論述方面。它把軍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為“植”、“種”和“表”、“裏”，指出“兵者，以武為植，以文為種，武為表，文為裏……文所以視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強敵，力攻守也。”意思是政治是根本，軍事是從屬於政治的，這與兩千年後的克勞塞維茨的理論有異曲同工之妙。他認為經濟是治國之本，是進行戰爭的物質基礎，主張發展耕織。
《尉繚子》註重戰前思想、物質和組織的準備，主張“權敵審將而後用兵”，“凡興師，必審內外之權，以計其去，兵有備闕，糧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後興師伐亂，必能入之。”註重奇正的靈活運用，認為“故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或先或後，制敵者也。”主張集中，認為“專壹則勝，離散則敗。”進攻時，主張出其不意，先發制人；防守時，主張守軍和援軍要中外相應，守與攻相結合。?
《尉繚子》的治軍思想很豐富，它重視將帥的政治品德和個人模範作用，要求將帥秉公執法，恩威並施，吃苦在疥，臨戰忘身，為人表率；重視部隊的行政建設，制定了較完備的戰鬥、內務、紀律條令，是研究先秦軍制史的重要資料；註重軍隊的訓練，論述了訓練的目的、方法、步驟及訓練中的獎懲制度，提出從最基層起逐級教練，最後合練的訓練方法；重視賞罰，提出“殺壹人而三軍震者殺之，賞壹人而萬人喜者賞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的思想，在書中記述有各種賞罰的具體規定和要求。?
《尉繚子》問世後，受到歷代統治者和兵家的重視。唐魏征將其收進用於經邦治國的《群書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為武學經書，後世兵家多有引述。它很早就傳到日本，日本研究、譯註《尉繚子》的兵書有慶長十壹年（1600）元佶《校定訓點尉繚子》、林道春《尉繚子評判》等三十余種。此外還有朝鮮刊本。
《尉繚子》是壹部具有重要軍事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的兵書。同時也應看到《尉繚子》中也存有封建糟粕，如鼓吹用嚴刑酷法來維持紀律的執行等，是剝削階級軍隊官兵對立的產物。我們應該壹分為二，用揚棄的觀點來看待這部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