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公石八十余年的人生歷程，伴隨其壹生的耀眼亮點就是他與中華民族的藝術瑰寶——書法結下了不解之緣，為弘揚和發展這壹文化傳統嘔心瀝血，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在中國書法史上留下了光輝的壹頁。
從青年時代起，他在積極協助於右任先生從事標準草書研究編校工作的同時，直接受教於大師門下，親聆教誨，博覽法書，精勤臨池，日夜不懈，歷時達十三年之久。遂使其學養大增，書藝精進，深得於先生的筆墨神韻，極富“於書”法度。
胡公石在書法藝術的實踐方面，以行草馳名，尤精於草。其草書的主要特點是：法度嚴謹，勁妍相濟，將質厚與灑脫盡收腕底，於雄渾凝煉中時見流麗，有“鐵馬秋風塞北，杏花春雨江南”之境界。六十歲後，草書更趨神融筆暢，法韻兩勝。其作品除參加全國性、國際性重大展覽外，還先後在銀川、蘭州、北京、上海、南京、杭州等地舉辦了個人書法藝術展、中外草書展等。晚年，又與其師弟臺灣的李普同、日本的金澤智卿等先後在北京、南京、杭州等地舉辦了於右任先生同門書法聯展和標準草書中日聯展。他的書法歷來為海內外藏家和單位所重視。許多作品被中南海、人民大會堂、毛主席紀念堂、中國美術館、中國歷史博物館、臺灣故宮博物院等單位和國內外書畫愛好者珍藏。影響深遠，深受好評。
胡公石對草書筆法的研究更是成就斐然，碩果累累。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他就在於右任先生的領導下，與劉延濤等同好，協助於先生廣泛搜集歷代草書家的法帖、論著，潛心鉆研，以“易識、易寫、準確、美麗”為原則，對各家草書加以整理、比較，選出標準草字，給形體無定的草書定型，建立草書代表符號，總結草書規律，編校出版了《標準草書》壹書。為草書藝術的發展開辟了壹條光明大道，為中國文字史作出了劃時代的重大貢獻。
七十年來，《標準草書》的問世，對書法藝術的發展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蜚聲國內，遠播日本和東南亞、歐 美的許多國家。1959年，毛澤東主席為了研究草書藝術，曾給秘書田家英寫信，要求將各種草書字帖清出給他，“包括若幹拓本(王羲之等)、於右任千字文及草訣歌”。主席在與他的女兒李訥談學習書法時，還特別稱贊了於右任的草書，說他整理的“《標準草書》是做了壹件很有意義的事”，字也好，有骨力。要學草書，就非學《標準草書》不可，可作為草書的入門之徑。日本所編的各體字典，其草體部分即采用了標準草書，在日本學標準草書的人亦日益增多。在美國的洛杉磯、舊金山等城市的華人書店，《標準草書》壹到即銷售壹空，常常供不應求。
光陰荏苒，人事滄桑。新中國建國後，胡公石雖與於右任先生及當年從事標準草書事業的同道至友分居海峽兩岸，但懷念之情日增，對標準草書事業更是壹往情深。為了繼承和發展於右任先生開創的標準草書事業，胡公石勇敢地承擔起了對草書整理、創補和推廣的重任。即使在“文革”動亂年代，不斷受到批鬥和“審查”時，仍潛心於標準草書的研究，繼承先師的未竟事、以於先生之所指，奮力“為將來草書開壹新道路”。
1984年6月，在中***中央統戰部的親切關懷和大力支持下，胡公石與原全國政協副主席屈武壹起，重新創立了“中國標準草書學社”，並兼任社長。他積極組織和動員有誌於標準草書事業的同道友好，從事標準草書的研究和推廣工作，加強與日、韓、新、泰、美、法等國家和臺灣、港澳等地區的學術交流，開創了標準草書事業的新局面。與此同時，胡公石先生積多年研究之成果，在於右任先生《標準草書》(千字文)的基礎上，整理和編寫了《標準草書字匯》，在於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時正式出版發行。
《字匯》***收有常用漢字6000余個，極大地豐富了“千字文”的內容，基本滿足了日常用字的需要。在符號上不僅補充完善了代表符號(即由原來的74個增加到了91個，部首由原來的339個，增加到385個)，而且首次提出了單獨符號，使漢字草法的標準化、規範化更趨完整，基本覆蓋了所有的常用漢字。從而使草書藝術的筆法得以撥亂反正，去繁就簡，削難為易，趨於統壹。使草書由虛玄而歸實用，且不違背書法美的原則，更加實用和易於普及，為繼承和發展標準草書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為了弘揚標準草書藝術，加快標準草書事業的發展，1994年底，胡公石又親自邀請海內外於右任先生的同門萬仁元、李普同、金澤智卿等編輯出版了《於右任先生手劄》，1995年他親自書寫出版了《胡公石標準草書草聖千字文》。在任社長期間，還先後組織了世界華人草書大展、於右任先生同門書法聯展和標準草書中日聯展等。（資料來源：鹽都區政協學習文史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