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史學研究的受人註意是近20年以來的事。總的發展態勢是，由輕視到重視，漸趨繁榮。其特點是， 以系統研究為主，零星研究為輔。具體地說，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壹是研究隊伍的擴大。20世紀80年代後，人們開始重視明代史學的研究。董樸垞《中國史學史長編目錄》 ，於明代專列壹編，下分開館修元史、敕編大典與奏議、設館修會典實錄、建議修國史、治目錄校讎學、補續通鑒、通鑒綱目及紀事本末、改撰陳誌、改編宋史、補續三通、成史論派、喜談本朝掌故11章，下面列舉了35部書。這部《長編》雖未編成，但這個目錄，對於明代史學研究來是有意義的。它拓寬了學人對明代史學成就的認識，也為明代史學研究課題選擇作了向導。 倉修良是比較早重視明代史學者。其《中國古代史學史簡編》（1983），專門設有“再度以褒貶人物為中心的明代史學”壹章，下分形成重當代、重人物褒貶的原因、明代傳記概述、明代設館編纂的史書、王世貞和李贄的史學思想、談遷和他的編年史著《國榷》、其他野史舉要（明清之際野史成風、張岱的《石匱藏書》和《石匱書後集》、查繼佐的《罪惟錄》、計六奇的《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六節，開明代史學研究的先河。 張孟倫對明代史學也算重視。《中國史學史》（1985）下冊設有明修《元史》、明修史書雜述、李贄史論三章。“明修史書雜述”提到了《石匱藏書》、《罪惟錄》、《國榷》、王世貞著作、《明名臣琬琰錄》、《列卿紀》、《今獻備遺》、《皇明世法錄》等。雖較簡單，但總算有壹定的位置。 朱仲玉認為明代史學有值得肯定之處，“並不如《四庫》所說那樣糟糕”，關鍵是要去挖掘。他選擇宋濂、王祎、柯維騏、焦竑等人作為突破口，對明代史學作了初步的研究，發表了幾篇開拓性的明代史學論文 。 臺灣中國文化大學的吳智和也是較早重視明代史學研究者。他嚴厲地批評了前人對明代史學的輕視，“持平而論，明代史學成就，由總的方面來說，仍有其可觀之處。雖然明代史學不及宋代名家輩出，但是史學風氣的昌盛，以及學術各方面呈現平穩的發展，且下開有清壹代的學術風氣”。“有感於今人對明代史學成就，大多安於既有陳說舊學，而少有人願意朝此去推求這方面知識的廣度，以增實新知。如此安於現狀的學術研究風氣，實有待於有心人士***同努力去破除與開發，並加以導正”，他率先選擇了不為前人所註意的何良俊、沈德符、謝肇淛、顧起元、朱國禎五人作為突破口，擬結集為《明代嘉崇間的史家及其史學》。“並期盼由點的建立擴展至面的研究”，如此壹部完整的《明代史學史》“或許有朝壹日能粗具面目也說不定” 。可惜，作者後來的治學興趣轉移到明代茶文化與教官文化研究上，於明代史學只寫了朱國禎、何良俊、謝肇淛3人的長篇論文。 南開大學的楊翼驤對明代史學史也有過系統的摸底調查，其《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第三冊是元明部分的。以編年方式，匯錄、考辨明代史學，此為系統的第壹部。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不少人以明代史學為中心，做成了博士論文。如武漢大學的謝貴安博士著《明實錄研究》。臺灣中國文化大學畢業、現任職於靜宜大學的廖瑞銘博士，寫了《明代野史的發展與特色》（1994）。南開大學的李小林博士著《萬歷官修本朝正史研究》。北京師範大學的向燕南博士撰寫了《晚明史學思潮研究》。南開大學畢業、現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楊艷秋博士撰寫了《明代史學探研》。南開大學畢業、現任職於廣西師大的任冠文博士著《李贄史學思想研究》（1996）、南開大學的孫衛國博士著《王世貞史學研究》。這7部博士論文，無疑是明代史學研究的前沿之作，值得讀壹下。 此外，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李焯然也是比較早治明代史學者，寫過丘濬《世史正綱》、焦竑史學研究的論文。大陸的葛兆光、羅仲輝、姜勝利、李小樹、吳振清、趙承中、夏素清、殷夢霞，臺灣、香港的林慶彰、楊永安、高春緞、吳金娥、姜公韜等也對明代史學有所研究。其中，葛兆光的《明代中後期三股史學思潮》、《明清之際中國史學思潮》兩文，簡明扼要地勾勒出了明清之際中國史學思潮的演變軌跡，至今讓人稱道。 第二是研究條件的成熟。20世紀80年代，研究明代史學史，在資料上有兩個困難：壹則是使用不便。明人所作史籍，按目前的古籍標準，入善本範圍。壹入善本，只能手抄，不能復印。二是收藏分散。明人史著，分散在全國各個圖書館，以壹人精力，不易遍覽。幸好，這些困難，在近10多年中，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當歸功於影印技術的廣泛使用。臺灣自影印《四庫全書》後，又接連出了《元明史料叢書》、《明代史籍匯刊》、《明清史料叢刊》、《明代傳記叢刊》等叢書。在臺灣古籍影印風的波及下，大陸出版界也紛紛做起古籍影印工作。特別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四庫禁毀書叢刊》、《四庫未收書輯刊》、《中國野史集成》等大型古籍叢書的出版，將明代古籍的影印工作推向了高峰。最近十幾年，中國的古籍數字化步驟在加快。《四庫全書》、《四部叢刊》、《漢籍電子文獻》（臺灣中央研究院）及建設中的《中國基本古籍庫》、《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等大型叢書的電子化，則使古籍的使用完全上升到了現代化水平。在電子版背景下，省略了復印與打字程序，使古籍資料的搜集與使用實現了“零接口”。幾秒種的復制與粘貼，就可以使古籍資料變成自己想要的文本格式資料。明代史著的由由分散到集中，由“線裝版”到“影印版”再到“電子版”，使讀者足不出戶，就可以自由縱情閱讀、隨意復制，這極大地便利了明代史學的研究工作，推動了明代史學研究的向前發展。 第三是研究成果的繁榮。經過近十多年的研究，到了世紀末的今天，我們已經可以明確宣告，明代史學研究進入了壹個成熟時期。這種成熟表現為：壹是基礎工作的紮實。楊翼驤《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第3冊，1999）、錢茂偉《明代史學編年考》（2000）的出版，使明代史學研究建立在紮實的基礎之上。二是專題研究面廣，且有壹定的深度。明代史學史上重要或稍次的史家與史著，都有了研究論文。有的甚至有很多論文，形成過小小的熱點。三是綜合研究的進行。在專題研究基礎上，寫出了壹系列宏觀思考的文章。四是出了不少專題性的論著，如張建業《李贄評傳》（1982，2000年又出過修訂本）、楊永安《祝允明之思想與史學》（1987）、王慎榮《元史探源》（1991）、謝貴安《明實錄研究》（1995）、李小林《萬歷官修本朝正史研究》（1999）、任冠文《李贄史學思想研究》（1999）。五是明代史學思想史的出版。吳懷祺主編了壹套多卷本的《中國史學思想史》，其中的明代卷（2002）是向燕南撰寫的。作者選取了宋濂、王祎、丘濬、陳建、薛應旂、王世貞、李贄等著名史家，就其史學思想作了深入的解剖，有壹定的新意。六是明代史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中國史學史教材中有所體現。李炳泉等主編的《中國史學史綱》（1997）的明代史學部分是筆者撰寫的，大體上勾勒了明代史學的發展全貌，比之此前的史學史教材來說，明代史學部分充實多了。瞿林東的《中國史學史綱》（1999），於明代史學著墨不少，內容寫得比較飽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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