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互補是壹個漫長的發展過程，它與中國文化的興起、發育與演化相始終。 孔孟與老莊的氣象是很不相同的。孔子孟子是大教育家，是道德大師，他們壹生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為弘揚仁義孝梯，為修己以安百姓而奮鬥不息，雖歷盡波折而不改初衷。老子莊子是大哲學家，是智慧大師，他們是超越世俗的隱士，大智若愚，微妙玄通，具有隱士的風度。壹種是入世的，壹種是出世的。
孔孟的治國之道是“為政以德”(《為政》)、“仁者無敵”(《梁惠王上》)，具體地說便是: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和之以樂，任之以賢，使之以惠。老莊的治國之道是“無為而治”，具體要求是:君道簡約，臣民歸樸，各順其自然性情，自化自富，因勢利導，而不妄加幹預。
人的成長和社會的發展，既需要“人為”，也需要“自然”。所謂“人為”，即是文明的傳承、發展、創造，即是人的主觀能動性。所謂“自然”，即是文明的協調和純化，即是事物內在的本性，和事物的客觀發展趨勢。文明既要發展，又要調適，所以老莊和孔孟的思想本身即已互相包含。孔子贊美大舜“無為而治”(《衛靈公》)，其進取的生活態度中也包含著退避之道，故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述而》)，“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泰伯》)，“隱居以求其誌”(《季氏》)，“無可無不可”(《微子》)，故孟子稱孔子為“聖之時者也”(《萬章下》)。孟子借鑒老子“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五十五章)的思想，提出“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離婁下》)從而把他的“良知”理念純化了。他還說:“養心莫善於寡欲”(《盡心上》)，其說與老子“少私寡欲”壹脈相承。反之，老子除了主張隱世，也講“愛民治國”(十章)，“與善仁，言善信”(八章)。莊子除了批評儒學，也講仁義:“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莊子·繕性》)。 儒道兩家各有自己奉習的經典，如儒家奉習《詩》、《書》、《春秋》、《論語》、《孟子》，道家奉習《道德經》、《南華經》、《列子》等。只有《周易》為儒道兩家所***同奉習，其中的緣由，壹是《易》為中國文化之源，當然也是儒家道家之源；二是《易傳》為儒道兩家學者***同創作，故後世儒者珍貴它，新道家也珍貴它。
《周禮·春官·宗伯》記載，易有《連山》、《歸藏》、《周易》三種。據《周易》專家金景芳研究，《歸藏易》以坤卦為首，突出坤德和女性的地位(見金景芳、呂紹綱:《周易全解》的金景芳《序》。吉林大學出版社，1989年)，與《道德經》貴柔守雌的思想壹脈相通。而《周易》以乾卦為首，主張天尊地卑，男主女從，則是壹種陽性文化，容易為儒家接受。戰國時期，儒道結合成為壹種思潮，儒家借重於道家的理論思維來發展自己的哲學，道家借重於儒家的現實態度來發展自己的政治倫理學。在這樣壹種文化背景下，《易傳》出現了。它宣傳陰陽合和、剛柔相濟，第壹次創造出為各家***同接受的哲學體系，即是陰陽哲學。《易傳》壹方面闡揚儒家的仁義禮教之學，故說:“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易傳·系辭上》)，“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易傳·說卦》)，“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易傳·家人卦·彖傳》)；另壹方面《易傳》又用道家的天道之學給儒家尋找哲學的根據，故《說卦》在論述“立人之道”以前，先講“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表示人之道來於天地之道。《序卦》在講述君臣父子關系之前先從宇宙萬物講起:“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儒家從來沒有這樣的講法。《系辭上》說:“神無方而易無體”，無體即無定體，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此即是老子的道。但是《易傳》又對老子有所修正，它不限於用柔順坤德解釋道的性質，而陰陽並重，乾坤並崇，故曰“壹陰壹陽之謂道”，又曰:“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辟，是以廣生焉”(《易傳·系辭上》)，又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同上，《系辭下》)。《易傳》運用陰陽的理念，將道家的形而上學同儒家的倫理學有機結合起來，達到了水乳交融的地步。 宋明道學(包括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是儒家哲學理論的高峰，被人們稱為新儒家。宋明道學繼承和發展了先秦與漢魏的儒學，在“道”的最高概念指導下，建立了以理或心為本體的哲學系統，使儒家學說終於有了足以與佛學道家相比美的形上學層次。
以往的研究者較多地看到宋明道學對佛學特別是禪宗思想的吸納，認為是佛學提高了儒學。這誠然是事實，但宋明道學的形成也十分得力於吸收道家哲學思想，在有些方面也許道家的影響比之佛學更為深刻。
（1）老子提出的“道”成為宋明道學的最高概念，“道學”之名因之而生，而在此以前的儒家以“仁”為最高概念，這是壹個重大的變化。邵雍說:“道為天地之本，天地為萬物之本。”(邵雍:《皇極經世·觀物篇》)張載說:“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張載:《橫渠易說·系辭上》)二程說:“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河南程氏粹言》 卷壹)朱熹說:“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為陰陽者乃道也。”(《朱子語類》卷七十四)他又將“道”與“理”與“太極”相貫通，說:“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道，即《易》之太極”(同上)。在心學家王陽明那裏，“道”與“心”是可以互釋的，道心即是良知，他說:“心體即所謂道”，又說:“心即道”(王陽明:《傳習錄》上)。道學家推崇十六字真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壹，允執厥中”(見《尚書·大禹謨》)，以道心為理想人性，所謂道心即是合乎宇宙大道的人性。以上可知，“道”的概念涵蓋著“理”與“心”的概念。
（2）道學家受啟於《易傳》“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易傳·系辭上》)的說法，提出了自己的體用論，以道為體，以器為用，或者以理為體，以氣為用，將本質世界和現象世界協調起來。朱熹認為理世界是氣世界的本體，無形無象，氣世界是理世界的體現，有形有象:“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八)。王陽明“四句教”說:“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傳習錄》下)他以“無善無惡”為心之體，這與儒家“人之初性本善”傳統說法不同，他在善惡之上還發現了超乎善惡的心體，這是受了道家“有以無為本”的影響。
（3）宋明道學裏心學壹派，特別是泰州學派，高揚主體意識，贊美純真人性，追求精神自由，皆得力於道家的莊子學派和魏晉玄學放達派的薰染。顏鈞發揮道家自然人性論，並秉承魏晉風度，謂“率性所行，純任自然，便謂之道”(黃宗羲:《明儒學案·泰州學案》)，故不為名教所束縛。李贄發揮老子“赤子嬰兒”之說和莊子“真人”之說，提出童心說，謂“童心者，真心也……失卻真心，便失卻真人”(《焚書》卷三)，以此反對壹切虛假行為。焦竑發揮莊子“知者不言”(《莊子·知北遊》)的思想，指斥聖人之書為“古之糟魄(粕)”(同上，《天道》)，提出“學者當盡掃古人之芻狗，從自己胸中辟出壹片乾坤，方成真受用，何甘心死人腳下?”(《焦氏筆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並指斥“唐疏宋註，錮我聰明”，“漢宋諸儒之所疏，其糟粕也”，(同上書)，形成壹種相當自由的思想。何心隱從莊子“相忘於江湖”的理念中引申出“相忘於無子無父”、“相忘於無君無臣”(《何心隱集》)的主張，成為當時的異端思想。總之，泰州學派的適性主義、批判精神和平民觀念，皆淵於道家的個體意識，其思想脈絡是清晰可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