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原《語言與社會生活》讀後文：呂叔湘
出處：讀書 1980年第4期
壹
最近讀了陳原同誌的《語言與社會生活》，獲得了許多新的知識，也溫習了許多舊有的知識，非常高興，也想借這個機會說點自己的感想。
說話是人們的壹種最普遍最經常的活動，可也是壹種很神秘的活動。怎麽這個人說話，那個人就懂，而另壹個人就只聽見壹陣嘰哩呱啦，莫名其妙？怎麽壹句話能引起哄堂大笑，另壹句話又會叫人生氣或者發愁？按說這應該是人人感覺興趣，要想了解其中奧妙的事情，然而壹般人對語言確實是了解得不多。即使要想了解，也有點不得其門而入的樣子。講語言的書是有的，可是讀者的反應是“枯燥！”“煩瑣！”，除了應付考試，誰也不想看。有壹位朋友有壹天對我說，“妳們語言學家寫的書對我有用。”我說，“怎麽有用？”他說，“我每晚上床之後抓起壹本來看，看著看著就睡著了。”您看，夠多損！現在，我可以對他說，“妳把陳原同誌的新著拿去看吧，管保妳睡不成！”——喲，我得聲明，陳原同誌的書，《語言與社會生活》，還只有香港版，北京版還在排印中，不過也快得了。
語言是什麽？說是“工具”。什麽工具？說是“人們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開任何壹本講語言的書來看，都只看見“工具”，“人們”沒有了。語音啊，語法啊，詞匯啊，條分縷悉，講得挺多，可都講的是這種工具的部件和結構，沒有講人們怎麽使喚這種工具。壹聯系到人，情況就復雜了。說話(以及寫文章)是壹種社會活動，語言是社會活動的產物；社會是復雜的，因而語言也就不可能不是復雜的。不同民族的人說著不同的語言，不同地區的人說著不同的方言；這個民族、這個地區的人又往往會說那個民族、那個地區的話。壹種語言，寫下來的跟嘴裏說的不完全壹樣；在某些地區，在某個時代，甚至是完全不壹樣。書面語裏邊有各種文體，口語裏邊也有不止壹種風格。各個行業有自己的“行話”，“隔行如隔山”這句話不僅適用於業務，也部分地適用於語言。甚至年齡大小，男女性別，也會或多或少地反映在語言上。外國語言學界早些年流行過壹種理論，說是由於語言內部的不壹致，分析語言就不能拿“語言”做對象，也不能拿“方言”做對象，只能拿“個人語言”(idiolect)做對象。事實上，個人語言也不保證內部完全壹致。以語言而論，大多數人都是“多面手”，都有壹個或大或小的“語庫”(repertoire)，在不同場合，跟不同的人在壹起，說不同的話；不但是用的字眼兒有所不同，句法也會有出入，甚至語音也會起變化，可以說是“隨宜取用，不拘壹格”。壹個人的情況尚且如此，壹個社會就更不用說了。總之，語言不是壹種單純的事物，語文課本裏邊的語言，語言學著作裏邊的語言，都是壹種抽象，盡管它是壹種必不可少的、用處極大的抽象。在現實的社會裏，人們的語言活動以及作為這種活動的工具的語言，都是極其錯綜復雜的壹大堆。研究這錯綜復雜壹大堆的學問就叫做社會語言學。社會語言學不否定傳統的語言學——“傳統的”在這裏指社會語言學正式掛牌子以前的語言學，——但是認為這樣的研究不夠全面，並且預言，隨著研究範圍的擴大，它的種種理論，語音的、語法的乃至語義的理論，都將得到壹定程度的改造。
回溯語言學的歷史，它最初是為讀古書和學作文服務的。到了十九世紀中，歷史比較語言學興起，才擺脫狹隘的實用目的，以尋求語言發展的規律相號召，這可以說是壹次大解放。但語言學仍然被視為歷史科學的壹支。到了二十世紀初年，以索緒爾為代表，提倡為語言本身而研究語言，這是語言學的第二次解放。半個多世紀以來，雖然陸續形成許多學派，但目的仍然只是壹個，就是以語言本身為研究對象，以探討語言內部的規律性為唯壹任務。直到五十年代，尤其是六十年代，才有壹部分學者不願意以此為滿足，要求把語言作為壹種社會現象來研究，這可以說是語言學的又壹次解放。中國的語言學舊時稱為“小學”，是經學的附庸，其情形與西方頗為相似。西方的語言學傳入中國，還不滿壹百年，還在吸收消化之中，開花結果還有所待。
十九世紀以前的語言學以實用為目的，但是這方面的成就並不顯著。壹個半世紀以來，語言學不以實用為直接目的，它的成果卻很有益於實用(例如在語言教學上)。這裏邊好象很有點辯證法的味道。現在研究的範圍更廣大了，研究工作者的視野更寬闊了，研究的方法也更細密更多樣化了，可以預期有更豐富的收獲。
二
陳原同誌的書裏談到“洋涇浜英語”。這是隨著舊時代的消逝而消逝的舊事物，現代的人大概都只知道有這麽壹個名目，不知道實際是個什麽樣子了。我對於這東西也沒有親身的經驗。倒不是“余生也晚”，而是有幸沒有出生在那個畸形的社會層，因而沒有接觸到它的可能。我第壹次遇到它是很偶然的，是在抗戰時期的昆明，從朋友那裏間接聽來的。有壹家從上海逃到內地的人家，帶來壹位保姆(上海話叫“娘姨”)，壹年半載之後賓東失和，女主人把她辭退了。她說：“Fashion come，fashion go”，翻譯過來是“怎麽來的怎麽去”，意思是“妳得給我回上海的路費”。(保姆跟女主人當然都是說上海話的，這會兒忽然來壹句洋涇浜，其情形正如同文人學士說話中間引用古書，這該也是社會語言學裏的事例吧。)
早幾年，在我被強迫賦閑的日子裏，有時候走進舊書店裏去看看，偶然看見壹本題為《Pidgin－English Sing－Song》的書，是1876年倫敦壹家書店印的。現在從裏邊抄壹首最最短的歪詩，以補陳原同誌書裏邊所舉零碎例子之不足。
The Rat
One－time one piecee lat
Pull hard to catchee nail，
And talkee when he come：
“Look－see what largey tail！
“But now my gettee out
T’his ting no good－no how！
One piecee olo iron
No blongey good chow－chow.”
Supposey man lose tim
’Bout one long foolo tale，
He take you in－P’ho！
It all－same lat an’nail.
(有壹回有個耗子
使勁兒拔顆釘子，
釘子出來了，耗子說：
“妳看，多大的個尾巴！
可是我弄出來這個東西
壹點兒用處也沒有！
壹塊爛鐵罷了，
真沒什麽吃頭兒！”
壹個人要是浪費工夫
聽人家閑扯淡，
那就上了個大當，
象耗子拔了顆釘子。)
“洋涇浜英語”是壹度在香港、廣州、上海等地流行的Pidgin－English，如果我們把“洋涇浜”作為pidgin的譯語，那末在地球上許多地方還有(或曾經有過)別的種“洋涇浜”英語。下面是太平洋中所羅門群島的“洋涇浜”英語的例子。
Mifele i－go go long salwater，lookoutim fish，now win i－kem.Now mi－fele i－go alabout long kino，now bigfele win i－kem now，mifele i－fafasi alaboute，rong tumes.
(我們在海上航行捕魚，風來了。我們坐的是小劃子，刮起了大風，我們被刮得團團轉，飄流得很快。)
不難看出，這壹種“洋涇浜”英語，跟上海等地的“洋涇浜英語”面貌不同。
“洋涇浜”英語之外，還有“洋涇浜”法語，“洋涇浜”葡萄牙語。所有這些“洋涇浜”語言都散布在那些殖民主義者商船經常來往的航道上。
“洋涇浜”語言之外，還有所謂“克裏奧爾”(creole)語言，這是“洋涇浜”語言的進壹步發展。二者的分別是，“洋涇浜”是沒有人把它當作母語的混雜語，“克裏奧爾”是有人把它當作母語的混雜語，說這種話的多數是殖民主義者的後裔，尤其是混血兒，但也有土著人。這種語言不但是他們從小學會的話，並且往往是他們所能說的唯壹的話。下面是蘇裏南(荷屬圭亞那)沿海地區通行的、名為斯拉南語(Sranan)的“克裏奧爾”英語(裏邊夾雜著少數從荷蘭語來的字眼)的樣品：
Ala den bigibigi man de na dalcon e wakti en.A kon nanga en buku na ondro en anu.A puru en ati na en ede，en a meki kosi gi den，Dan a waka go na a djari，pe den gansi de.
(所有要人都在陽臺上等著他。他來了，胳臂底下夾著壹本書。他向他們脫帽鞠躬。然後他走向園地，那兒有鵝群。)
三
陳原同誌的書裏談到語言拜物教，從民間迷信講到現代迷信，寓開導於諧趣之中，發人深省。我也想在這裏補充壹些事例。陳原同誌引了貼在馬路旁邊電燈桿上的遣送“夜哭”的揭貼，我在家鄉也曾經見過，並且除遣送“夜哭”的以外還有遣送“夜尿”的，詞句大體相同：
天皇皇，地皇皇，
我家有個射(za)尿(xu)郎。
過路君子念壹遍，
小兒病去得安康。
野蠻人相信語言有神秘力量，是不難理解的。壹個人說壹聲“集合！”，壹群人就站成壹排；那個人說“立正！”“向右轉！”“齊步走！”每說壹聲，那群人就做出壹種動作，讓壹個“原始”時代的人第壹次看到這個場面，怎麽能不以為這壹串串聲音具有不可抗拒的神力呢？壹切祝福(例如“萬歲！萬歲！萬萬歲！”)，壹切詛咒(例如“殺千刀！”)，當初所以產生，根子都在於相信語言能在客觀世界引起某種變化，盡管後來變成了壹種形式。
在壹切祝福和詛咒中，名字是關鍵。壹個人的名字跟他的人身或靈魂是神秘地連在壹起的，壹定要小心保護。《封神演義》第三十六回，黃飛虎說：張桂芳這個人“與人會戰必先通名報姓。如末將叫黃某，正戰之間他就叫‘黃飛虎不下馬更待何時’，末將自然下馬。”第三十七回，姜子牙辭別元始天尊下山，元始天尊說：“此壹去，但凡有叫妳的，不可應他。若是應他，有三十六路征伐妳。”姜子牙行在路上，申公豹在後面叫他，起先不應，後來應了。果然如元始天尊之言，引來了三十六路征伐。
因此名字要避諱，皇帝的名字不能叫，祖宗、長輩的名字不能叫。在後世，認為這是禮貌；在遠古，這是有保護作用的。“史諱”在中國古籍校勘中是小小的壹門學問；“諱名”的風俗在史籍中也留下許多有名的故事。最有名的該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吧，——不知道這個典故的人總以為是“放火”喻其大，“點燈”喻其小，仿佛是壹般的反對特權罷了，不知道這裏頭有個故事：宋朝有個知州(壹個不大不小的領導)姓田名登，因此他不許老百姓說“點燈”，叫他們改說“放火”，老百姓編出這兩句話來譏笑他。
因為“名”要諱，所以“名”之外有“字”。“名”是正牌貨色，不好隨便動用，“字”是副牌，用來方便流通(正好象真古董不拿出去展覽，用復制品代替)。
出於同壹根源而表現為相反的形式的是給小孩兒起個下賤的名字。宋人筆記裏有壹則，說歐陽修家裏有壹個孩子名叫“僧哥”，有壹個和尚問歐陽修：“您不信佛，幹嗎起這麽個名字？”歐陽修說：“為的是讓他容易養活呀，就象有的人家的孩子叫‘狗’、叫‘羊’壹樣。”歐陽修的話恐怕只有壹半對，叫“狗”、叫“羊”是取其賤，叫“僧哥”很可能是冒充出家人，用以欺騙兇神惡煞。我們家鄉從前就很有些人叫“和尚”的，叫“狗”的，我的本家長輩中就有壹位叫“狗爺爺”，我們這些小孩子覺得非常可笑，“狗”跟“爺爺”怎麽連得上呢！
文字是語言的化身，可又似乎“青出於藍”，要不怎麽倉頡造字而鬼夜哭呢？紙簍子上面貼“敬惜字紙”，我見過；畫壹道符吞下去治病，我也見過。
陳原同誌也談到“塔布”(忌諱)和委婉語。在現代人的意識中，忌諱是因為“言之不雅”，但歷史地說，“塔布”跟語言拜物教是壹個來源，都是源於對自然界的不理解，“不理解自然導致了恐懼，恐懼產生了迷信”(陳書37頁)。超自然的神力，表現在外界的是水、火、風、雷，表現在人生的是生、老、病、死。特別是兩性相交、產生新的生命這件事引起極大的神秘感，因而兩性關系成為拜物教的對象，並且中外古今壹直是“塔布”的頑固堡壘。性器官、性行為是不能“直呼其名”的，與此有關的月經、懷孕之類也是說不得的。又由此而擴展到身體的鄰近部分如臀部和肛門，以及有關的動作如排泄內臟裏邊的廢物，包括氣體。
由“塔布”引起的語言現象，除替代法(委婉語)外還有歇後法，例如“他媽的！”《兒女英雄傳》第四十回有壹個絕妙的例子。安驥由烏裏雅蘇臺參贊大臣升授內閣學士，簡放山東學臺，要進宮謝恩。珍姑娘給他準備服裝，“說：‘這褂子上釘的可是獅子補子，這不是武二品嗎？爺這壹轉文，按著文官的二品補子，別該是錦雞……’舅太太聽到這裏，連忙就說：‘是錦雞，不錯的。好孩子，妳可千萬的別商量了。’不想舅太太只管這等橫攔豎擋的說著，她壹積伶，到底把底下那個字兒商量出來了。及至說出口來，她才‘喲’了壹聲，把小臉兒漲了個漆紫。……這個當兒幸得張親家太太問了壹句……又惹得大家壹笑，才把珍姑娘這句玉兔金、金絲哈的笑話兒給裹抹過去了。”——這裏的“玉兔金”後邊隱藏壹個字，“金絲哈”後邊也隱藏壹個字，這兩個字連在壹起是“塔布”的。(“金絲哈巴”是壹種狗。)
跟這個相反的例子見於《紅樓夢》第二十八回。賈寶玉、薛蟠、蔣玉函、雲兒等人在馮紫英家喝酒行酒令，“要說‘悲、愁、喜、樂’四個字，卻要說出‘女兒’來，還要註明這四個字的原故……。”輪到薛蟠，他說的前三句是：“女兒悲，嫁個男人是烏龜；女兒愁，繡房鉆出個大馬猴；女兒喜，洞房花燭慵朝起”，末了壹句來了個“女兒樂，壹根××往裏戳”，引得眾人都說“該死！該死！”這位薛大哥，他是不管什麽“塔布”不“塔布”的。
讓我們來看看字典、詞典裏的情形。壹般最忌諱的是兩個名詞和壹個動詞，在現代方言裏所用的字眼不盡相同。比較通行的，男性生殖器有壹個單音詞和壹個雙音詞，後者流行較廣；女性生殖器主要只有壹個單音詞；動詞較通行的有兩個單音詞，但寫成漢字卻只有壹個字。現在把常用的幾種字典、詞典裏收與不收的情形列表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