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貞觀元年（公元627年），陜西鳳翔府天興（即陳倉）三疇原出土了十個鼓形石，這就是著名的亙古未有的石鼓。石鼓上刻有籀文（大篆）四言詩，每塊十句為壹組。發現時已殘缺不全，其內容和刻石的年代眾說紛紜。周宣王太史籀曾對金文進行了改造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叫“籀文”，俗稱“蝌蚪文”。石鼓文是後世流傳字數保存比較多且完整的書法遺跡。石鼓文亦稱獵碣或雍邑刻石。唐人張懷權認為 是周宣王打獵大狩所作，韋應物和韓愈的《石鼓歌》認為是周宣王時期的刻石。韋應物在《石鼓歌》中寫到：
韓愈在石鼓文中寫到：
宋朝人董適、程大昌認為是周成王所作。宋朝人歐陽修的《石鼓跋尾》中設了三個疑點，但不認為是周宣完王時期史籀所作。他所見時僅485字，後人所見則更少。宋人鄭樵《通誌略》則認為石鼓是先秦的產物，作於秦惠文王之後，秦始皇之前。金人馬定國認為是北朝時期的產物，敘述當時貴族駐蹕遊獵生活。近代人羅振玉《石鼓文考釋》和馬敘倫《石鼓文疏記》都認為是秦文公時的產物，與韋應物、韓愈的說法相差不大。公元前765年至公元前761年與周旋王時期相差17年。馬衡認為是秦穆公時所刻，即公元前657年至公元前621年。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壹文中斷言，石鼓文是秦襄公八年所刻，也就是 公元前70年，立於三疇原。距周宣王更近，出於宣王時史籀手筆，或秦時大手筆。請乾隆十五年下令摹勒石鼓十枚，和原物壹樣，放置辟雍即現在北京雍和宮、國子監內以便人們拓印。於是石鼓文拓片有新舊兩種。石鼓文拓片唐代就有，但沒有留下來。宋安國所藏石鼓文拓片被民國時秦文錦出售給日本東京何井全盧氏。社會上流 傳的早期拓片有北宋的《先鋒》、《中權》、《後勁》三種，天壹閣存藏的北宋拓片有422字，為國內字數最多。
石鼓為中國第壹古物，亦為師法家第壹法則，具有很高的文史價值和藝術收藏價值。石鼓***有十只，每只高2尺，直徑1尺多，形象似鼓，上細下粗，頂微圓，光為碣壯，銘文中多言漁獵事，故稱《獵碣》，以籀文刻十首，壹組四言詩，其字多有磨滅，第九鼓已無壹字，其書法為史籀手筆，體態堂皇大度，圓活奔放，嚴謹工整，善用中鋒，筆畫粗細，基本壹致，有結構對稱平整，有的參差不齊，雖字字獨立，但又註意左右上下的堰仰關系，筆力強勁，在石刻中極為突出，堪稱別舉奇彩和獨具風神。康有為稱其為“如金田委地，芝草團雲，不煩整我，自有奇彩。其書法是大篆向小篆過度時期的文字。”吳大澄、吳昌碩皆的字源於此。
貞觀元年，陜西寶雞三疇原出土了十只石鼓，當時的鳳翔府太守朱慶餘移到鳳翔孔廟內保存。石鼓第壹次被官家收藏，人們無意中發現 這個體形龐大，直徑壹尺的十個鼓，其形鼓圓而見方，上小下大，中間微突，驚奇的是鼓上可刻有文字，十個鼓無壹例外，沒有人能看懂，每個鼓刻的字數不等，每個鼓上的字二寸見方，風格獨特，不象西周金文，也不象秦小篆那麽規範，字體開朗，圓潤工整，是稀世之物。金石學家稱石鼓文屬大篆，秦始皇統壹中國文字是是小篆。這些字已2700多年 ，展現了秦統壹中國前壹段為人所不知的歷史，石鼓走進鳳翔文廟90年後，唐朝地方政權分裂中形成歷史上五代十國時期，戰火中石鼓散落於民間，讓人醉心的石鼓不見了，對石鼓充滿了無限的遐想，僅見到韋應物、韓愈的《石鼓歌》。
公元960年趙匡胤建立了大宋王朝。讀詩時讀到唐朝大文豪韓愈的《石鼓歌》引起了他的興趣，下達聖旨，決心找到前朝遺失的石鼓。北宋有壹官員司馬池歷時幾年走便各地終於在陜西關中找回了九只石鼓，而不是十只，惟獨唐代收藏的“乍原鼓”下落不明。於是，宋仁宗張榜天下懸賞尋找。北宋時有壹名金石學家向傳師研究太師石鼓文拓片時發現了“乍原鼓”的拓片，找到了太師拓片的出處。原來石鼓散落後被太師收藏，拓片正是出自那裏，於是，他找朋友打探太師的下落。終於得知太師遠居關中，立即備馬出發，馬不亭蹄直奔關中。感到太師的村莊後，但太師半年前全家死亡於壹場瘟疫，官府為了防止瘟疫的蔓延傳染把太師的房子財產全部燒光了。隨後他住在這個房子附近繼續尋找。向傳師投宿的人家是屠戶，第二天他起身時聽見屠戶“鏘鏘”的磨刀聲，當他看到後院的磨刀石時，他驚呆了。原來那塊磨刀石就是他日思暮想的“乍原鼓”。作了磨刀石的“乍原鼓”已經是面目全非，被鄉民削胯為石臼用來舂米，詩句只剩四個字，向傳師和屠戶討價還價，最終是向傳師的壹封信被鳳翔府收到，於是，向傳師和“乍原鼓”被接到鳳翔府，在送往朝廷。向傳師尋找石鼓受到了朝廷的獎賞，並獲得壹整套石鼓的拓片，這時已是北宋全佑四年（公元1052年）。距石鼓丟失的公元814年已經238年了。“乍原鼓”被送往朝廷後，宋徽宗是有名的書畫皇帝和金石誑，臨摹 石鼓文後為石鼓作了壹件好事情，那就是大觀二年（公元1108年）用黃金填註了石鼓文，阻止了皇親國戚繼續臨摹，減少石鼓的人為磨損和自然風化，起到了保護作用。
公元1125年，金兵打進卞京，在“靖康之邊”時，徽、欽二宗被金兵虜去，押解北方荒漠囚禁，石鼓被運到了燕京。可以想象，被徽、欽二宗裝飾的金碧輝煌的石鼓肯定被金人視為寶物，千裏迢迢運到燕京後，可是金人不識石鼓的價值，只是剔取了石鼓文裏的黃金，石鼓被赤裸裸的丟棄。
發現和再次發現收集石鼓的人叫虞集，是北京國子監的教授。他發現石鼓是公元1300年以後的事情。石鼓從宋朝丟失到再次發現整整過了200年，再次發現的深陷在泥潭中。虞集派人把十個石鼓先後挖出，放在國子監院內。這時石鼓已是傷痕累累。傷痕記錄了石鼓的不平凡歷程和命運，幾經坎坷，找到了歸宿。保存在國子監的石鼓由北京市政府保管。由於經濟和技術力量的不足，北京市政府提出由故宮博物院保管。故宮博物院的院長馬衡欣然接受。“九.壹八”事變後，為了石鼓的安全，十個石鼓隨第四批文物壹起運到上海，保管在上海天主教堂街仁濟醫院庫房的底層。三年後，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石鼓遷往南京，石鼓暫時有了安身之處。在南京保管了壹年後，“七七”事變發生，南京告急，石鼓再次遷往娥眉。搬遷途中車行到湖南酉陽縣24公裏的高坎子的地方，車子開得很急，翻入深谷中，押運人員那誌良折箱查看時，石鼓安然無恙。這些記載在那誌良《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裏》有詳細記載，石鼓之字刻於石鼓皮上，裝箱時石鼓皮與石鼓體分離，有嘭嘭之聲。如果石鼓皮脫落了，只有石心，石鼓的價值就沒有了。裝運時用高麗紙嵌入字槽，待幹後石鼓皮上的字緊緊貼在石身上，處理好後在裝箱每個石鼓包兩層棉被子，用麻繩捆紮棉被子，把捆紮好的石鼓放在原木板箱內，四周用稻草塞實，箱外用鐵皮捆紮，保證石鼓安全，經歷了磨難石鼓終於回到南京。抗戰勝利後，石鼓北歸，壹路暢通，回到北京，是石鼓經歷了南遷，西去，東返北歸，歷時十幾年的旅程，終於歸到北京故宮博物院，1956年展出，使人們見到了身系中華民族光輝歷史的國寶。
寫於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