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詞
宋詞是繼唐詩之後的又壹種文學體裁，基本分為：婉約派、豪放派兩大類
婉約派的代表人物：南唐後主李煜、宋代女詞人：李清照等
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辛棄疾、嶽飛等
宋詞是中國古代文學皇冠上光輝奪目的壹顆巨鉆，在古代文學的閬苑裏，她是壹塊芬芳絢麗的園圃。她以姹紫嫣紅、千姿百態的豐神，與唐詩爭奇，與元曲鬥妍，歷來與唐詩並稱雙絕，都代表壹代文學之勝。遠從《詩經》、《楚辭》及漢魏六朝詩歌裏汲取營養，又為後來的明清對劇小說輸送了有機成分。直到今天，她仍在陶冶著人們的情操，給我們帶來很高的藝術享受。
詞的初期極盡艷麗浮華,流行於市井酒肆之間,像曾因寫過"且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而得罪了當時皇帝的柳永,郁郁不得誌,壹生就流連於歌坊青樓之間,給歌妓們寫寫詞,所謂"凡有井水飲處,必有柳詞"之說，以至於宋朝的壹個宰相(他的名字我不太記得了，好像叫什麽宴殊的在當上宰相之後，他對於以前所做的詞都不承認是他寫的.我們也都知道,宋朝的艷妓之多，水平之高為其他朝代所罕有，她們和宋朝的士大夫們壹起,構成了宋朝的享樂主義,虛華的文化.
壹個朝代，壹個國家，若強盛,那麽它在文與質兩方面是並重的,這裏文指的是文風或者說壹個社會的風氣吧,我們知道，壹個人若專門讀書，鉆研學問的話，那麽就必須脫離生產勞動,也不能去打仗,這在宋朝就叫做"養士""八股"確立之後,天下的秀才就專門來鉆這個東西撈取功名利祿養活自己，所以也就沒得工夫去思考事情,去造反了,如果壹個國家"文風"越盛,那麽做實事的人就越少,這個國家也就會出問題了.歷朝寫詩的人很多，宋詩也很有名，為什麽獨獨詩以 "唐"命名呢?唐詩就算是歌頌風花雪月，也有壹股質樸的美,透露出這個民族質樸，粗野與宏偉的氣魄,而宋詞則是比較多矯飾浮誇的文風,壹個國家的文化若是推動這個國家的發展的,那麽它就是強勢的,有生命力的,
在進化論和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如果”和“假設”，只有殘酷的現實，宋朝被野蠻民族滅掉，這就是結果，而士大夫群體人格的墮落，從這個幫閑享樂的社會就開始出現征兆了。
詞牌名的來歷
漁歌子：又名《漁父》。唐教坊曲名，詞調由張誌和創制。
瀟湘神：又名《瀟湘曲》。唐代瀟湘地帶祭祀湘妃的神曲。
長相思：調名取自南朝樂府“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原唐教坊曲名。
望江南：本名《謝秋娘》，李德裕為亡妓謝秋娘作，因白居易詞中有“能不憶江南”，而改名《憶江南》，又名《夢江南》《望江南》《江南好》等。
謁金門：原唐教坊曲名，敦煌曲辭有“得謁金門朝帝廷”句，疑為此詞調本意。
蒼梧謠：通稱《十六字令》。
如夢令：後唐莊宗李存勖創制，因詞中有“如夢，如夢”而定名。
青玉案：調名出自漢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錦繡段，何以報之青玉案”。
八聲甘州：依唐邊塞曲《甘州》改制而成，因上下片八韻，故名八聲。
念奴嬌：念奴，唐天寶年間著名歌妓，曲名本此。
天仙子：原唐教坊曲名，本名《萬斯年》，因皇甫松詞有《懊惱天仙應有以》句而改名。
水調歌頭：唐大曲有《水調歌》，是隋煬帝開鑿汴河時所作，此調是截取其開頭壹段另制的新曲。
菩薩蠻：原教坊曲名，又名《子夜歌》、《巫山壹片雲》等。據記載，唐宣宗時，女蠻國入貢，其人高髻金冠，瓔珞被體，故稱菩薩蠻隊，樂工因作《菩薩蠻曲》。
釵頭鳳：取無名氏《擷芳詞》“可憐孤似釵頭鳳”為調名。
西江月：調名取自李白《蘇臺覽古》“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
臨江仙：原唐教坊曲名，最初是詠湘靈的。
南歌子：原唐教坊曲名，取自張衡《南都賦》“坐南歌兮起鄭舞”。
壹剪梅：因周邦彥詞“壹剪梅花萬樣嬌”而定名。
水龍吟：調名取自李白詩句“笛奏水龍吟”。
沁園春：沁園本為漢代沁水公主園林，唐詩人用以代稱公主園。
蝶戀花：原唐教坊曲名，取自梁簡文帝詩句“翻階峽蝶戀花情”，又名“鵲踏枝”“鳳棲梧”。
破陣子：原唐教坊曲名，又名《十拍子》，出自唐初秦王李世民所制大型武舞曲《秦王破陣樂》
詞牌淺釋
詞都有詞牌。例如滿江紅，西江月等等。所謂詞牌，就是詞的格式的名稱，清代萬樹的《詞規》中***收壹千壹百八十多個，實際上詞牌比這個數字還要多。
詞牌的來歷，大約有下面三種：
壹、本來是樂曲名稱。詞的前身是配曲的歌，如菩薩蠻，相傳是唐代宣宗時，女蠻國進貢，她們高髻金冠，壹身瓔珞(;身上佩帶的珠寶)，形如菩薩，於是，時人有作菩薩蠻壹曲詠之的，以後就成為詞牌。西江月、沁園春等也是如此。
二、取詞中幾個字做詞牌的。如憶江南，即因白居易的“江南好……能不憶江南”而來。而念奴嬌亦名大江東去，即因蘇東坡的“大江東去”句而來。
三、原來是詞的題目。如漁歌子是詠漁家生活的，浪淘沙是詠大浪淘沙的，更漏子是詠夜的。凡是詞牌下註明“本意”的，那詞牌也就是題目了。
大多數詞牌不是詞的本意，而只是壹種詞譜的代號，詞題和詞牌不發生關系。壹般人填詞要另立題目或在下面註引小字以言其所詠之誌。
宋詞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第壹個階段，晏殊、張賢、晏幾道、歐陽修等承襲“花間”余緒，為由唐入宋的過渡；第二個階段，柳永、蘇軾在形式與內容上所進行的新的開拓以及秦觀、趙令畤、賀鑄等人的藝術創造，促進宋詞出現多種風格競相發展的繁榮局面；第三個階段，周邦彥在藝術創作上的集大成，體現了宋詞的深化與成熟。這三個階段在時間上非截然分開,而是互相交錯在壹起的;就其發展演變的實際情況看，繼承與創新也不是相互脫節的。
晏殊與歐陽修生當承平之世，二人喜愛南唐馮延巳詞,而又無有馮延巳的經歷與感慨,其所作詞，或“風流蘊藉”、“溫潤秀潔”而多帶“富貴氣”，或“疏雋”、“深婉”而兼有“鄙褻之語”，與西蜀“花間”並有許多***通之處。晏殊的《珠玉詞》以及歐陽修的《近體樂府》和《醉翁琴趣外篇》，在思想內容上，未曾突破傳統題材，在藝術形式上，也未見新的創造。在北宋詞發展的第壹個階段中，晏殊、歐陽修的創作，主要在於繼承;張先、晏幾道的創作,則已稍露宋人特色。
張先、晏幾道二人，在承襲“余緒”的同時，已出現“革新”的苗頭。張先歌詞創作，宛轉典麗，思想內容雖未曾突破“花間”範圍，但他創制了若幹慢詞,在藝術形式上,為詞體的變革作了準備。晏幾道的創作,在藝術形式上,雖仍為“花間”式的令詞小曲，但其“寓以詩人句法，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黃庭堅《小山集序》），在思想內容上為宋詞的革新開了先例，不可視之為“追逼花間”（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壹）而已。宋詞發展至張先、晏幾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過渡。
然而,在這壹過渡階段中,宋詞的變革已經開始。其中，第壹位變革者就是柳永。柳永比晏殊大4歲,比歐陽修大12歲,三人同屬於北宋前期的歌詞作家。但是,柳永的影響卻不限於北宋前期，而波及於整個北宋詞壇。柳永所走的道路與晏、歐完全不同。晏、歐是政界、文壇的顯要人物，柳永卻是個“失意無聊，流連坊曲”的落拓文人。但正因如此，柳永有機會深入社會下層，他的創作廣泛地接觸了社會人生，除了男女戀情，還反映了都市生活的某些側面，在壹定程度上體現了壹部分城市下層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而且，他還善於吸取民間歌詞的養分，采摘民間曲調入詞，大量創作慢詞，有效地擴大了詞的體制。因此，柳永的創作獲得了廣泛的社會基礎，對宋詞的發展起了奠基的作用。北宋中後期,蘇軾登上詞壇,為北宋詞的發展打開了新的局面。蘇軾把詞當作“詩之裔”(《祭張子野文》)，在柳永開拓疆界、擴大體制的基礎上，進壹步加以“變革”。《東坡樂府》中出現了〔沁園春〕“孤館燈青”、〔江城子〕“老夫聊發少年狂”、〔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以及〔念奴嬌〕“大江東去”等壹類篇章，為北宋詞壇增添異彩。詞至蘇軾，“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劉熙載《藝概》卷四），已成壹種獨立的抒情詩體；在歐、晏時，詞的創作已不僅僅為了應歌，為妓女立言,而且可以直接用以言情、述誌。蘇軾的出現,促進了北宋詞朝著多極方向發展。壹方面，柳永的影響極為深遠，北宋慢詞創作，自蘇軾、秦觀繼起之後，更加興盛；另壹方面，蘇軾同時及稍後，若幹追隨者學其作詞，雖各有所得,卻不拘壹格,各自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柳、蘇的“變革”及其相互競爭的結果，使得北宋詞壇出現了多種風格競相發展的繁榮局面。發展變革階段中的北宋詞，並非所謂“婉約”“豪放”兩種風格、兩種流派所能概括。在這壹階段中，除了柳永、蘇軾的“變革”，秦觀、趙令畤、賀鑄等人的藝術創造，也為北宋詞的發展起了壹定的推進作用。秦觀出於蘇軾門下，他“自辟蹊徑，卓然名家”（況周頤《蕙風詞話》卷二）。他的詞“俊逸精妙”（王灼《碧雞漫誌》卷二），與蘇軾並不相近。趙令畤為蘇軾門客，學蘇軾作詞，亦未得其真髓。但是，秦觀所作〔調笑令〕10首（並詩），歌詠歷史上許多美女的故事，趙令畤的商調〔蝶戀花〕12首，將張生、崔鶯鶯的故事譜入歌詞，構成了大曲的雛形，不僅為後世戲劇之濫觴，而且也為多種風格的北宋詞增加了品種。此外，賀鑄的歌詞，“高絕壹世，盛麗如遊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祛,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張耒《賀方回樂府序》），這同樣也為發展中的北宋詞增添了姿態。
北宋後期，周邦彥兼采眾家之所長，進行了壹系列集大成的工作，促進詞體的成熟。在歌詞創作的思想內容上，周邦彥“以旁搜遠紹之才，寄情長短句”（劉肅《片玉集》序），增強了詞的“體質”；在藝術表現手法上，周邦彥“多用唐人語檃括入律”（《直齋書錄解題》卷二十壹），並註重詞調的整理與規範化，為詞的創作提供了典型。
南宋詞體的蛻變南渡後，歌詞創作出現了新的情況。壹方面,江左偏安,出現了經濟、文化的“繁榮”局面，社會上唱詞之風仍然盛行，為歌詞創作提供了有利的社會環境；另壹方面，社會歷史的大變革，由北宋而南宋，政治上的動蕩必然波及詞壇與歌壇，對詞體的發展演變產生壹定的影響。南宋時期的歌詞作家，在各自不同的創作道路上，以各自不同的態度與方法進行創作，為宋詞的繼續發展及蛻變，發揮了各自不同的作用。南渡作家李清照與向子諲，由北而南，他們的創作是歌詞由北宋向南宋發展的過渡。
李清照親身經歷了由北而南的社會變革，她的生活遭遇、思想情感發生了巨大變化,歌詞的內容、情調,乃至色彩、音響，都隨之發生了變化，由明麗清新變為低徊惆悵、深哀入骨,但是,詞的“本色”未變，她的創作為南渡作家如何以舊形式表現新內容，樹立了榜樣。向子諲於“靖康之變”前，過著閑適的和平生活，所作詞多為“花間”“尊前”的娛樂品，是地地道道的酒邊詞；“靖康之變”後，他被卷入急劇變化的社會生活旋渦當中，其所作詞，內容、風格都與前不同。向子諲將“江南新詞”排列於前，而退江北所作於後，稱之為“江北舊詞”，這是有其用心的。向子諲的創作，同樣為大變革中的歌詞創作提示了門徑。
南渡以後歌詞作家，諸如陸遊、辛棄疾、陳亮、劉過、劉克莊、劉辰翁以及姜夔、史達祖、吳文英、張炎等人，在李清照、向子諲的基礎上，繼承、發揚了前代作家的藝術創作經驗，為詞體繼續發展起了推進的作用，同時，在“工”與“變”的過程中，他們的創作也在壹定程度上加速了詞體的蛻變。
辛棄疾生當衰世,“負管、樂之才,不能盡展其用”，他將自己無處發泄的“壹腔忠憤”及其“抑郁無聊之氣”寄之於詞。不但在詞中抒寫抗金、恢復的大題材、大感慨，而且在詞中歌詠自然風光，贊頌農家生活，多方面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貌。在藝術創造上，辛棄疾經過多種探討與嘗試，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辛棄疾的創作體現了南宋詞的最高成就。但是，辛棄疾的某些作品，表現形式上“大聲鞺鞳，小聲鏗鍧”（劉克莊《辛稼軒集序》，似十分狂放；某些作品著力太重處也不免劍拔弩張，這對於詞體的蛻變也產生了壹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