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前人認定象棋是從博發展而來，而博卻是黃帝發明的。這種看法在象棋古譜《棋譜秘錄》、《韜略元機》和《淵深海闊》的序言中都有提及。特別是清代學者梁同書為《淵深海闊》寫的那篇序，就極為明確的介紹了當時的壹種主流說法“聞昔帝堯按周天度數作圍棋，名曰弈；黃帝伐蚩尤而為博；武帝伐紂有天下，易其名曰象棋，言戰陣勢也。”
盡管以上說法有屈原的《楚辭》、西漢劉向的《說苑》以及西晉張華的《博物誌》等歷史文獻的支持,但由於象棋涉及的源頭歷史實在太悠久了，悠久得令後人誤認為是神話故事（這真是我們中國人的壹種不幸）。料想黃帝不過是原始社會後期父系氏族的壹個部落聯盟長，憑著那時十分低下的社會生產力，誰能相信黃帝在戰爭的歲月裏會有那麽多的閑情逸致去創造玩樂的工具呢？但是如果聯系到“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的那個“籌”，聯系到《古博經》記載的投骰行棋以及棋子升變等博規則，那麽我們就會豁然開朗：原來黃帝發明的乃是“博”這壹生產工具——戰籌。正如《博物誌》介紹，到了夏代，出現了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奴隸主貴族階層後，才有壹個叫烏曹的臣子根據黃帝運籌的方法，發明出“博”這種玩具來獻給夏桀的。當年黃帝指揮的只是由壹些各自為政的部落隊伍結盟而成的部隊，缺乏絕對權威的指揮權，因而他在聯盟軍事民主會議上就采用了以投骰決定某支部隊進退的方法來協調己方的兵陣，於是烏曹的博棋中就有了投骰行棋的規則。至於棋子升變為“梟”的有關規定，不過是體現了黃帝部隊戰時的壹種獎勵機制，它和後世劉、項滅秦前作出的“先入鹹陽者為王”的約定是同壹個道理。所以追根刨底的追究起來，說黃帝發明了“博”也是沒有什麽不對的。而投骰決定行棋及棋子升變這兩大規則，也就自然成了博棋的基本特征。在後來的流傳過程中，又由“博”而衍化出“塞”來，統稱“博塞”。它們的區別是，投骰者稱博，不投骰者叫塞。到春秋戰國時期，“博塞”的流行已是十分普遍了。《莊子駢拇》載：“臧與谷，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谷奚事，則博塞以遊。”谷因為耽於玩博塞，竟連自己所放的羊都跑失了，可見博和塞這些棋戲活動在當時已是深入人心。那麽周武帝為什麽要將博“易其名曰象棋”呢？只能有壹個回答，是社會發展的結果。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商代已有了專職的軍隊，而到了商代末期，軍隊中還分化出不同的兵種來。
宋人程顥詩句“車馬尚存周戰法”，就啟示我們，周武帝在討伐商紂的戰爭中，已用上了“車”“馬”這兩個當時比較新式的兵種，並且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那麽在奪得天下後，周武帝的那壹班隨戰臣屬在玩博的時候，極有可能興高采烈地給博加進了“車”“馬”這兩個兵種，借以歌頌周天子的武力天下無敵。這樣就出現了壹種新型的博戲，跟舊博戲不同之處，它是多種的（原來的博塞都是單壹兵種）。而周武帝當然會覺得這種新博戲是屬於自己的“專利”，為了標榜自己功比三王，也就欣欣然地為新博“易其名曰象棋”了。所以，說象棋為商末周初之際誕生，大概也是不會錯的。
在以後的漫長歲月裏，象棋就披著歷史的風風雨雨不斷地生長、發展起來（當然其他各種棋戲也都壹樣）。可想而知，到戰國時期，因受博塞的影響，象棋也必然會分化出投骰的象棋和不投骰的象棋。因為不投骰象棋顯得方便，加上多兵種變化也相應復雜，這種象棋就擁有較大的發展優勢。秦漢以後，由於封建皇權的進壹步鞏固強化，象棋中又逐漸增加了王、偏、裨等角色，這種情況，程顥“偏裨兼備漢官名”的詩句或資證明。到了唐宋，特別是到中國象棋定型前夕那壹個時期，由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文化藝術隨之空前繁榮。象棋也跟其他藝術壹樣，發展得多姿多彩，什麽寶應象棋、七國象棋、大象戲、小象戲，立體型的、平面型的，精致的、粗樸的，應有盡有。但隨著中國象棋和國際象棋各自定型之後，象棋身上也頓時失去了它出生時的那股“稚氣”；漸漸地，連他的源頭信息也變得模糊起來。
但是我們仍可以用“基因分析”的方法追尋象棋的來龍去脈。例如，古博棋發展到今天，以成了民間最為流行的壹種娛樂遊戲——麻將。雖然從原先的兩方發展到現在的四方參與，由原來的棋子變為現在的牌張，變得“面目全非”了，但是摸牌前先投骰這個“基因”，就確證了它的“祖先”是古博棋。再如十壹世紀印度的“四角棋”，從多兵種這角度看來，它是壹種“象棋”；但若不能提供古印度孔雀王朝正是壹種“四國鼎立”之勢的歷史證據，則它的投骰行棋及四方參與的“基因”，就決定了它必定是中國初生期象棋（投骰象棋）的壹種異化發展物。
現代國際象棋身上就有著中國古“博塞棋”的“遺傳基因”。這樣說還得先提壹下國際跳棋，不過國際跳棋目前在我國開展得並不普遍。人民體育出版社曾於1994年7月出版了《國際跳棋》壹書，我們從而可以知道它有以下壹些特點：壹、兵種單壹，棋子放在格子裏；二、參與者為兩方，不投骰；三、走棋時棋子只許進不許退（升變以後除外）；只許跳壹子吃壹子，可以連跳連吃，但不許越過多子以推進；四、為了阻止對方棋子進到底線而升變為王棋，雙方運子時往往得盡量塞住對方棋子的進路。根據以上特點，我們壹般就能自然地得出結論：他就是中國古塞棋的活化石！雖然我們難得見古塞棋的實物，可是從國際跳棋行棋時互相“塞”的特點，卻不難明白塞棋之所以叫“塞”的緣由。但是，我們還可以更確切地說，國際跳棋其實就是國際象棋的“純兵”棋。將國際象棋的各個兵種全都換作兵，再跟國際跳棋比較壹下，除了吃子的規定不同外（國際象棋的兵是斜進吃子），別的又有哪點不壹樣呢？有人說，現代象棋是在博棋發展到塞棋後，再在塞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這話是有幾分道理的，***看國際象棋兵的有關特點，不是明明白白地顯示著它跟塞棋的血緣關系嗎？
有必要再分析壹下“王車易位”和“將軍”（又稱“叫將”、“照將”）。顧名思義，“王車易位”就是王在戰車上跟手下交換位置（或交換自己所乘的車輛）。那麽又為什麽要易位呢？無非是想隱瞞自己的真實身份，便於尋找機會逃脫危險的境地。細細深究起來，這條特殊的規則還蘊涵著壹個戲劇性的歷史故事哩。據《左傳》記載，魯成公二年（公元前589年），齊晉兩諸侯國的軍隊在鞍這個地方作戰。齊軍的主將諸侯王齊傾公“滅此朝食”，犯了驕傲輕敵之大忌，結果被晉軍打得落花流水，而且他本人所乘坐的戰車也被晉軍大將韓厥死死追逐。眼看不能逃脫，於是“逢醜父與公易位”（手下輔將逢醜父就與齊傾公在車上暗中交換了乘坐位置）。要知中國古代歷來講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就是同乘壹輛車子，也有規定的尊卑不同的位置，不得輕易僭越。危機中齊傾公“王車易位”，就是想借此掩蓋自己“王”的真實身份，以便伺機逃脫（後來齊傾公果然依賴此舉擺脫了險境）。晉將終於追上了齊傾公，卻又不敢貿然動粗，接下來的就是“將軍”（叫將）——“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韓厥在馬前抓住馬韁繩，行了對國君的再拜稽首禮，取過壹杯酒，配上玉璧，獻給“齊傾公”，說……）為什麽會這樣呢？因為中國古代恪遵“刑不上大夫”的禮法，所以韓厥即使是對待敵方的主將主帥，也依然禮敬有加，不敢有絲毫的侮慢（當然也可能另有意圖）。大概是告戒人們記住壹驕傲就會招致失敗的教訓吧，象棋中就有了“王車易位”的規則和“將軍”的術語。人們都叫象棋為象戲，原來小小的枰場上演繹的卻是人類歷史的活劇！那麽，又何以見得“王車易位”“叫將”所蘊涵的定是中國古戰場上特有的故事呢？這是有物可證的。據有關資料介紹，法國巴黎盧浮宮博物館藏有八世紀印度的壹只象牙雕立體象棋子，其王坐在象背之上，象鼻上還卷著敵方的壹個士兵。由此可知，產象國印度的古代國王作戰時是騎象而不是乘坐戰車的，從而也就可以斷定，“王車易位”、“叫將”是跟古印度國王搭不上邊的，現代象棋身上並沒有古印度文化的“遺傳基因”。
還有象棋成員中的象，它的前身是偏裨壹類角色，決不可能是象棋賴以命名的兵種。值得註意的是它的走法，在中國象棋中，走的是“田”字角，頗使人費解。因為在人們的生活經驗中，只有牛馬壹類家畜才跟“田”聯系上，現在象怎麽也踏到田上來了？原來這裏面也蘊涵這壹個故事。據說舜的同父異母的弟弟象生性桀驁不馴，常耍陰謀加害於舜，舜的父親瞽叟是個瞎子，盡管舜對父母十分孝順，但糊塗的瞽叟始終偏愛著象。後來舜憑著超凡的智慧和博大的愛心，終於以自己的孝悌行為感化了父母和弟弟。結果合家和睦，象也成了舜忠貞不二的得力助手（《古文觀止》卷十二王守仁《象祠記》，就論及象被感化的事）。到頭來，“舜葬蒼梧，象為之耕”（《論衡偶會篇》），象對舜的忠誠感人肺腑。於是後人也為象立了祠，尊之為“鼻亭神”。舜，史稱“虞舜”，虞字在上古乃是獵人的意思，可見舜本來是個獵人。而象根據各種資料對其形狀的描述，有關專家***證得出，其實就是長鼻大耳的動物象。這壹結論，中國民間流傳的“二十四孝圖說”之類讀物，其“舜耕歷山圖”就作了很有力的證明，圖上舜所役使耕田的牲畜，正是長鼻大耳的動物象（請參閱袁珂《神話選擇百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這種“舜耕歷山圖”，筆者也曾在浙江普陀山的壹處地攤上見到過。如果對舜和象的傳說作壹番撥雲驅霧的處理，則不難看出，這其實是我們的祖先馴化野生象的故事。而象壹旦被馴服，其對主人就忠貞不二，堪稱“忠”的典範。憑這壹點，它跟著舜踱進二十四孝的教材，也是順理成章的。在那個理學盛行的宋代，為了張揚“忠孝”的教義，那些給中國象棋定型的賢哲們也就不憚勞動“鼻亭神”，讓其到棋盤上充當相關的角色。只是這位有鼻先生，念念不忘當年助耕歷山的“光榮傳統”，於是就步步踩在“田”字角上。
現代象棋身上所煥發出來的，是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光和彩，那麽古樸，那麽神秘，因為象棋的根就深深地紮在神州的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