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清朝末年，這壹單向輸送的局面被打破。尤其是在甲午海戰失敗後，殘敗不堪的晚清王朝風雨飄搖，大量的“和制漢語”通過主動或被動的方式湧入中國。直至今天，在我們的生活中，來源於日本的“日源詞”，已經多到除非我們刻意識別，否則普通人不太容易搞清楚——這是我們的祖先就在使用的傳統話語，還是“日語借詞”？
壹、什麽是“和制漢語”
所謂的“和制漢語”，通常也被稱作日制漢語，日語借詞，日源詞，和來語等等，是指現代漢語中從日語借用的新詞。由於前面說過，近兩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始終是單向的，古代中國的詞匯體系不接納，實際也不需要日本的特有詞語。
但是自日本自明治維新時代開始，日本全方位積極擁抱西方文化，推行所謂的“脫亞入歐”的路線，在這壹過程中日本開始大量接觸並翻譯西方的典籍和著作。但對於大量從未出現在“大中華文化圈”裏的西方詞匯，當時的日本知識分子開始通過變體漢文進行解決。所謂變體漢文本質就是用中國的漢字創造新的詞匯，以承接和滿足西方語義翻譯的需要（如電話、名詞、細胞、元素等），而這種新詞及其所附帶的內涵，進入現代漢語被統稱為和制漢語。與之相對的是“華制漢語”，則是清末知識分子自主接觸西方文化，自主或與外國人合作進行翻譯，所形成的本土漢語之外的新的派生詞語（如嚴復翻譯的物競天擇、邏輯、進化、烏托邦等）。
不得不說，在數量上“華制漢語”至今仍在使用的數量遠遠少於“和制漢語”的使用量，這就是為什麽很多人在了解這壹問題後，會驚訝於為什麽我們今天的生活中會有這麽多的“日源詞”，甚至有人誇張的認為“在今天離開日源詞，我們已經無法完整表達”。如果探尋這壹問題的原因，有人認為最直接而簡單的原因在於“嚴復（們）輸了”，但我們卻又無法責怪嚴復，即使他輸了，他也沒有做錯什麽。
二、嚴復為什麽輸了？
如果要問嚴復是誰？出使日本的晚清大臣也曾這麽問過。
在電視劇《走向***和》中，晚清五大臣出使日本，時任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接待使團並問及了他留學英國時的同學——嚴復現況如何，結果五大臣卻並不知道其為何人，經旁人提醒才知是翻譯《天演論》的譯者。伊藤博文見此情景說道：“英國留學時，他是高才生，愛國熱忱不在我下，同時回國，今我為首相，他卻只是個翻譯。”
當然，上面這段劇情完全是杜撰，實際上這是壹個在民國時期就流行的故事段子，無論從年齡、經歷等各個方面，此兩人都絕不可能是同學。然而，用這個故事來說明晚清王朝對於像嚴復這樣的知識分子的忽視和冷落，確實恰當無比的了。
嚴復作為近代中國著名的啟蒙思想家和翻譯家，他提出的信、達、雅的翻譯標準至今被奉為我國翻譯領域的圭臯。當日本人在對西方世界進行積極引入和翻譯的時候，以嚴復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同樣沒有松懈。嚴復作為“華制漢語”的積極提倡者和踐行者，始終在頑強地努力著，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期冀通過倡導“華制漢語”來抵抗日制漢語對我們本土文化的侵擾。
實際上不只是嚴復，在當時的晚清，像張之洞、章太炎、林紓等壹大批社會名望，均對日制漢語的大量湧入表現出強烈批評和抵抗，尤其是關於張之洞對於和制漢語的抵制，流傳下來的很多故事，讓人看到了這個位高權重的朝廷忠臣執拗到顯得可愛的另壹面。
至於嚴復在這場中國與日本的翻譯競賽中為什麽會輸，我認為有兩個原因：
1、嚴復在翻譯上，對於文字的“潔癖”。
這種對文字的潔癖可以理解為，嚴復試圖在翻譯過程中保持所翻譯的兩種文字在內涵和外延上要做到嚴絲合縫，這也就是為什麽在嚴復所設立的“信達雅”三個標準中，信是居於第壹位的，而且重要性遠高於後兩者。而要完美做到這壹點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例如，在最常見的“economics”壹詞翻譯中，在嚴復之前已經有日本人譯的“經濟學和“理財學”兩個名稱，也有梁啟超翻譯的“平準學”壹詞，但嚴復均不滿意。認為這三個翻譯遠沒有做到“信”的標準，他認為“經濟”在中國古文中是指經邦濟世、經世濟民的含義，顯然“經濟”壹詞在古漢語中其濟世抱負的色彩更重，與英語中的意思差距極遠。而對於“理財”和“平準”，嚴復則認為這是對英語原意的嚴重窄化，也不可取。與此同時，嚴復結合古籍中古人對於“國計”、“家計”、“計相”、“計諸”、“會計”等詞的意義和用法，認為英語原詞與“計學”最為貼切。遂采用“計學”作為翻譯。這也就是很多人說他“太務淵雅”的原因。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從翻譯的角度而言，嚴復的翻譯毫無疑問是最好的。但嚴復的困境也正在於此：他的翻譯既力圖要將外語的內涵與外延在傳統典籍中找到壹個最為嚴絲合縫的對應詞，而且還要使這個選用的詞通俗、常用、易於理解，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務。
相較之下，日本人通過變體漢文的方式進行翻譯，則完美避開了這些問題。既然是變體，那就不會苛責古文原意的對應，也就是說嚴復做的是在古籍裏找到壹壹對應的詞，而日本的翻譯方法是照著外文的葫蘆畫壹個中文裏的葫蘆，這顯然是更取巧的方式。但也不得不說，這樣的翻譯就只是翻譯，很難從翻譯的詞中，找到嚴復譯詞中“中外貫通”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