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時，天祿閣、石渠閣是庭朝的宮廷檔案館，由劉邦的謀臣蕭何主持建造，既是存放檔案的庫房，又是撰史著述、校勘典籍和學術交流的場所。漢代著名學者劉向父子在此著《別錄》、《七略》。
到了清代時，乾隆九年(1744)，乾隆帝命內臣檢閱宮廷秘藏，選擇善本進呈禦覽，列於昭仁殿，賜名“天祿琳瑯”，並親書匾額及對聯，「天祿」壹詞取漢朝天祿閣藏書，「琳瑯」為美玉之稱，意謂內府藏書琳瑯滿目。此後，昭仁殿成為清廷收藏善本珍籍的專門書庫。
因此“天祿琳瑯”成為清代皇室典藏珍籍的代稱，其文物價值和收藏價值極大。「天祿琳瑯」是乾隆皇帝藏書菁華，也是至今仍存的清代皇世藏書。乾隆四十年(1775)，大臣於敏中、王際華、彭元瑞等十人受命整理入藏昭仁殿的善本書籍，“詳其年代、刊印、流傳、藏棄、鑒賞家采擇之由”，編成《天祿琳瑯書目》，即《書目前編》。該書目***十卷，按經史子集四部詳記天祿琳瑯藏書情況，每部又以宋、金、元、明本及影印本時間先後為序，計有宋版7l部、金版1部、影宋抄本20部、元板85部，明版252部，總***著錄善本書429部。
嘉慶二年(1797)，昭仁殿藏書更加豐富，彭元瑞受命仿前編體例，編成《天祿琳瑯書目續編》。該書目“遍理珠囊，詳驗楮墨，旁稽互證，各有源流，而其規模析而彌精，恢而愈富”。該書目***20卷，收錄宋遼金元明五朝善本書663部，其中宋版241部、178種，“皆宛委瑯函，螂嬡寶簡，前人評跋，名家印記，確有可證，絕無翻雕贗刻，為坊肆書賈及好事家所偽托者” 。書目前後編***收善本1092部、12258部，其中宋版及影宋即達332部，確實是集中了我國歷代善本的精華。
嘉慶二年，紫禁城內昭仁殿所藏429部典籍因失火全部焚毀，當時身為太上皇的乾隆詔令重建昭仁殿，“天祿琳瑯”重匯善本664部。然而至1925年清宮善後委員會查點故宮物品時，原本664部的“天祿琳瑯”藏書只剩下311部，後來這批書幾經輾轉主要流向“臺灣故宮博物院”。另外不知去向的353部有177部被溥儀通過賞賜溥傑的方式而流出皇宮。1945年，溥儀逃離長春時，這177部藏書又開始散出，近半數先後歸入遼寧省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尚有近半數流散在社會上。
據溥儀自己回憶：“我們把宮裏最值錢的字畫和古籍，以我賞溥傑為名，運出宮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房子裏去。溥傑每天下學回家，必帶走壹個大包袱，這樣的盜運活動，幾乎壹天不斷地幹了半年多的時間，運出的字畫古籍都是出類拔萃，精中取精的珍品。我記得的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墨跡《曹娥碑》、《二謝帖》，有鐘繇、僧懷素、歐陽詢、宋高宗、米芾、趙孟頫、董其昌等人的真跡，有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的原稿，有唐王維的人物，宋馬遠和夏璉以及馬麟等人畫的《長江萬裏圖》，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還有閻立本、宋徽宗等人的作品。古版書籍方面，乾清官東昭仁殿的全部宋明版書的珍本，都被我們盜運走了。”
1932年至1937年，為躲避日寇侵略，民國政府將故宮國寶奇珍運往南京、上海、武漢、重慶等地，史稱“古物南遷”，“天祿琳瑯”珍籍隨往，從此就再沒回來過。今天，臺灣臺北故宮博物院及“臺灣中研院”珍藏的宋版元刊，就是這批珍寶中的典籍。解放後，國家圖書館、北京故宮博物院只有少量從民間捐贈來的“天祿琳瑯”零冊散頁，藏書界視“天祿琳瑯”善本如鳳毛麟角。
昔日“天祿琳瑯”曾經聚於壹處，是中華民族悠久文明的歷史見證，而今卻分藏兩地。我們期盼著中國的統壹，期盼著“天祿琳瑯”珍藏的重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