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內部條件和社會背景上。第壹，日本實現近代化的條件優於中國。由於社會生產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兩國封建社會內部都已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但在19世紀中葉，這兩個國家都還不具備進行資產階級革命的充分的社會經濟前提。只是由於遭到西方國家的殖民侵略，日中兩國才被迫將“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的任務提上自己的歷史議事日程。由於日本經濟發展的普遍水平略高於中國，因此它實現近代化的條件也比中國更有利壹些。第二，日本幕府統治與清朝統治雖然同樣面臨嚴重的危機，但情況有所不同。在明治維新前，日本幕府統治已成為眾矢之的。其危機主要體現在：壹是日本存在著猛烈而持續的農民起義和市民暴動，它有力地沖擊著幕府的統治和腐朽的封建制度。二是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和分化也日益激烈。舊的統治階級——武士等級，不僅在其上層存在著尖銳復雜的矛盾，日益貧困化的廣大下級武士對上層的不滿情緒也發展到“恨主如仇”的嚴重程度，壹部分武士甚至向資產階級轉化，這就使幕府陷入極端孤立的地位。此外，強藩的離心傾向也越來越大。1864、1865年幕府兩次發兵征討長州藩，標誌著幕府與強藩的矛盾也已公開化。而日本封建制度因其僵化的土地所有制和封閉式的社會結構，不但無法調節這些矛盾，本身也陷於瓦解。而中國戊戌維新時卻沒有出現這樣的形勢。自從1864年欺騙利用。在統治階級內部，掌握清政府大權的滿族貴族，對外向外國侵略勢力投降妥協，勾結起來***同絞殺中國人民革命；對內則向漢族地主實行讓步，依靠曾國藩、李鴻章為首的軍閥官僚鎮壓農民起義，辦理國防外交，使清朝封建政權暫時得以維持。統治階級內部雖然有洋務派、頑固派以及帝黨、後黨之爭，但總的說來守舊勢力還很強大。
從力量對比上。在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尚不成熟的條件下，能否實現近代的社會變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在舊的統治階級營壘中是否能分化出壹支革新的力量以及這支力量的實力情況。在日本明治維新時，幕府的勢力已經十分脆弱，陷於極端孤立的境地。維新勢力以中下級武士為核心，擡出天皇為旗幟，與反幕府的強藩相結合，既有基地，又有軍隊，廣大農民和市民也積極參加和支持反幕武裝，因此組成了強大的維新陣營，壹舉推翻了幕府舊政權。中國的情況則不然。由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和官僚結成的“四位壹體”，同現存的經濟和政治制度有著密切的利害關系，傳統文化的核心——儒學又是它們的***同思想準則。而且，這股反動勢力還有強大的外國侵略勢力的支持。因此，在這個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統治營壘中是很難分化出與之相對抗的革新勢力的。如中國的維新勢力僅以有資產階級傾向的士大夫知識分子為核心，依靠沒有實權的皇帝，聯合少數官僚。既沒有基地，也無兵權、財權，“與守舊黨比，不過千與壹之比，其數極小”（嚴復語）。因此，守舊勢力壹反撲，維新勢力頃刻瓦解。
從政策措施的實施上。日本幕府統治被推翻後，明治政府發布命令，采取了壹系列除舊布新的改革措施，如奉還版籍（1869年）、廢藩置縣（1871 年）、改革封建身份（1869至1873年）、廢除封建俸祿（1876年）、地稅改革（1873年）、教育改革、殖產興業、修改不平等條約，最後制定憲法（1889年）、召開國會（1890年），使日本成為君主立憲制的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的“百日維新”中，盡管光緒帝也頒布了壹系列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變法詔書，但由於資產階級維新勢力並未掌握政權以及守舊勢力的強大，根本不可能實施。
從國際環境上。日本明治維新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末，當時世界還處於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奪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開始。而西方列強在東亞侵略的主要目標是地大物博的中國，加上亞洲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中國太平天國運動對西方列強力量的牽制，都為日本明治維新提供了壹個較為有利的國際環境。日本維新派本身也比較註意外交鬥爭策略，盡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間的矛盾。而中國戊戌維新已經到了19世紀90年代末，世界資本主義已經向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列強通過爭奪殖民地的高潮已經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畢。中國成了列強在東方爭奪的“惟壹富源”，出現了瓜分中國的狂潮。這時帝國主義列強絕不願意中國成為壹個獨立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國際環境對中國維新運動很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