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本身的真偽，經過了辨別，但辨偽工作仍未完成，還必須進壹步辨別真文獻中的記事是否信實，是為辨偽事。歷史文獻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各階級成員站在自己的階級立場上，對於社會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基本問題，都會有不同的看法，記載史事，也就會有不同的觀點。封建地主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總是“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①，而對於敢於反抗的農民，則極盡誣蔑醜化之能事。清修《明史》，號稱精審，趙翼雲：“《明史》則博覽群書，而必求確核。蓋取之博而擇之審，洵稱良史。”②但《明史》記張獻忠，卻不但斥之為“流賊”，且雲：張獻忠“嗜殺，壹日不殺人，輒悒悒不樂……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次，***殺男女六萬萬有奇”!①張獻忠起義的崇禎年間，全國***有多少人口，史書失載。但《明史·食貨壹》載有三個數字：洪武26年，天下口60，545，812；弘治四年，口53，28l，158；萬歷6年，口60，692，856。《明實錄》則對明代各帝在位年間的全國人口數，多有記載，亦均不超過6700萬。②那麽，張獻忠所殺的“男女六萬萬有奇”從何而來?《明史》記事，為何前後矛盾至此?修刻流傳過程中有意或無意造車錄》所載全國人口數字?顯然，這是封建史家為了醜化農民起義而有意編造的偽事。剝削階級總是按照他們當時的政治需要來記述歷史，如果史實與其政治要求相矛盾，便不惜歪曲史實以迎合政治需要。逼於政治要求，許多號稱良史的封建史家，也只好對統治者隱惡虛美，曲加回護。此外，史書中還有因傳聞異詞，或作者記憶失真，又限於條件，壹時無從核實而造成的記事失實。總之，由於階級的限制、時代的限制、當時客觀條件的限制等原因，歷史文獻中難免有失實的記載，有偽事，必須加以考訂，使記事顯出真相，才能成為歷史研究的可靠史料。
孟子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③這說明在2000多年前，我國學術界已經註意辨別文獻中記事的真偽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我國史學發展成為壹門獨立的學科，治史日益深人，於是有考訂史事的專著出現，如西晉譙周的《古史考》等。唐代劉知幾著《史通》，提倡直書，反對曲筆，其《疑古》篇對《尚書》提出10疑，《惑經》篇對《春秋》提出12條“未喻”，指出它們記事失實，而後人對《春秋》等經典的贊揚，則是“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是“虛美”。清時考據學大盛，專門考訂史書記事的專著，以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為最佳。到了近代，梁啟超將文獻中的偽事區分為七類，指出偽事之由來，或系無意失誤，或為有意虛構，並將辨證偽事的方法歸納為7條①。梁啟超的考訂記事，比舊的史考進步科學，但是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上進行史考，所以對文獻中誣蔑農民起義之類的荒謬記事，仍不作考證，有時還制造混亂，繼續歪曲史實。只有批判地吸收傳統考據學的成果，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考訂文獻中的記事，才能考清楚史事的真相，找出合於歷史實際的記載。
校勘學的功用 現存歷史文獻經過輾轉流傳，其中文字錯漏甚多。近人章鈺用各種宋本校訂胡刻《資治通鑒》正文，校出“脫、誤、衍、倒四者，蓋在萬字以上。內脫文五千二百余字。關系史事為尤大。”陳垣校勘《元典章》，也校出錯誤12000余條。古籍文字形成錯漏的原因，大致有五：
(1)保存文獻，難免火燒水濕。蟲蛀鼠咬，致使字跡不清．原件殘缺。或章句相涸，上下謬亂。特別是古代的簡策。編連的牛皮條或絲繩壹斷。即易錯簡脫簡。
(2)傳抄翻刻古書。難免筆誤。所謂“書三寫，魯成色”，“亥”變為“豕”，“焉”變成“馬”。抄書時常因形似而誤，音似而誤，在兩行按續之間。則易看錯前後行字句，致使衍字、脫字。
(3)後人抄書、校書或註書時，對某些文句妄加猜測，擅自改動。如《史通·申左》雲：
漢之太史，晉之著作，彜成國典。時號正盲。既而《先賢》，《智舊》，《語林》、《世說》，竟遣異端，強書他事。夫以傳自費巷，而將斑馬抗衡。訪諸古老，而與幹(刻本誤作子)孫並列。斯則難矣!
清代浦起龍作《史通通釋》。見“而與子孫並列”，發覺不通，便將“子孫”擅改為“同時”，又將“班馬”改為“冊府”。李慈銘正確指出，浦氏“不知‘班馬’字承上之‘漢之太史’句；‘子孫’當作‘於、孫’，謂晉之幹寶撰《晉紀》，孫盛撰《晉陽秋》也；承上‘晉之著作’句”，因而這是“專臆恣改”。
(4)因避諱而改字。在我國封建社會中，對當代君主、父母或所尊崇的聖賢，不得直書其名，必須用改字、缺筆或空字的方法加以避開，是謂避諱。這是中國特有的風俗，起於周，成於秦，盛於唐宋，直到辛亥革命後才逐漸廢止。由於避諱，又去追改古書。歷代官名、地名、人名隨著各朝避諱而多次改動的甚多。這就給古書文字造成了混亂，既帶來了閱讀的困難，又改變了原書的舊觀。
(5)統治者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有意義竄改文獻。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清修《四庫全書》。為了泯滅漢人的民族思想，鞏固清朝的統治，不但全毀、抽毀大批所謂“違礙悖逆之書”，又對保存下來的許多書籍加以“酌量改易”、“改定字句”。於是連宋、明人著作中的“金賊”、“虜廷”、“人寇”等用字，也都被竄改為“金人”、“北庭”、“人塞”，以免引起漢人的民族意識。
古籍文字有誤、漏、衍、倒，含義就會有所出人，以至完全不同，既破壞了文獻本身的真實性，又使所載史事晦暗難明，甚至歪曲了事實的真相。《呂氏春秋·察傳》篇載的衛人將“晉師己亥涉河”訛為“晉師三豕涉河”，含意就完全不同了。又例如清初的顧炎武，富有民族氣節，堅持做明的遺民。據清初抄本，他的《日知錄》中稱明朝為“我朝”、“本朝”，稱明初為“國初”。但後來通行的刻本，都改為“明代”、“有明”、“先朝”、“國初”了。這就竄改了《日知錄》的真面目，抹殺了顧炎武的民族立場。所以，“書不校勘，不如不讀”。從文獻中收集起來的史料，必須加以文字校勘，才能放心利用。
版本學的功用 《校勘學釋例》將校勘方法總結為4種：對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對校法即“以同書之祖本或別本對讀，遇有不同之處，則註於其旁”。這種校法是對比異同，發現問題，以便設法分辨是非，去偽存真。它要求多收集些不同的版本來相互比較。由於文獻中的文字訛舛多是在翻刻流傳過程中有意或無意造成的，因此壹般說來，原本或初刻本是錯誤最少的本子。但有些最後的翻印本，由於經過認真的校訂，也可能是錯誤最少的版本。所以對比校勘，不僅要依靠最原始的或較原始的版本，而且要依靠經過認真校訂的可靠的版本或錯誤較少的版本。這樣，研究古書版本的特征和差異，鑒別其真偽和優劣的版本學，就成為歷史文獻工作特別是校勘工作必要的壹門學問。而辨偽、目錄學也離不開版本學，因為偽書的辨定，往往可以從版本上找到根據，而目錄的內容之壹就是備列各書的版本情況。
辨別文獻本身的真偽，校勘文獻中的字句，實質上也是考訂文獻中所載的史實是否真實可靠。因而辨偽書、辨偽事、校勘，又統稱之為考據，它們都必須信而有據。傳註大致也屬於考據。考據學、目錄學、版本學，是歷史文獻學的傳統分支學科。由這些分支學科組成的歷史文獻學指出了從文獻中收集史料的門徑，又聞述了鑒別史料、確定其來源、性質、可靠程度與實際價值的方法，對於充分地、詳細地占有信實可靠的史料，起著不可缺少的作用，因而是歷史科學不可缺少的壹個部門。文獻學為歷史研究提供史料依據，文獻學的不斷完善，為歷史科學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第四節 歷史文獻學是歷史科學的輔助學科
歷史文獻學為歷史研究服務 歷史研究要占有史料，但並不是搜集到史料並弄清其真偽就算完成歷史學的任務了。歷史科學要從總體上反映出歷史發展過程的真實景象，又要揭示出歷史發展的規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