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傳，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徽宗趙佶被金擄獲，解五國城，途徑豐潤浭水河，徽宗駐馬橋頭，凝視西流浭水嘆道：“凡水皆東，唯此獨西，吾安得似次水還鄉乎？”後浭水易名還鄉河。
從新集逆河而上，東行3裏，有壹個美麗的山村，名叫泉莊。在這個村的東南角有壹口長4米，寬2米，深2米的方塘，塘內泉水粼粼，清澈而透明，潺潺湲湲向西流去，這便是蜿蜒在華北平原上130公裏長的還鄉河的源頭。《豐潤縣誌》雲：“壹泉湧出，匯成方塘，澄碧中噴珠累累，西流成河。”泉莊聲雲寺碑記雲：“（遷安）城西北七十余裏，有村曰泉莊，山不在高而秀，水不在深而潔，還鄉之水發源在焉。”
乾隆二十年(1755年)修纂的《豐潤縣誌》中，載有《國朝怡賢親王營田奏議》，分析了豐潤的地理及河流狀況，並因地制宜地提出了治理之策。 豐潤隸屬薊州，其北部“負山帶水，湧地成泉”，水資源豐富。允祥在對豐潤西北部的天宮寺、牛鹿山、鐵城坎地方進行實地勘察之後提出:於以上地方及沿河積水之處，“或疏泉，或引河，可種稻田數百畝，多至千余畝而止”。豐潤西南地方，為陡河所經之地，河旁村莊有上稻地、下稻地、官渠等，自古以來就是“圩田種稻之處”，而且自宣各莊以下地方，“至今稻田數百頃，村農以此多至饒裕”。(乾隆二十年(豐潤縣誌·山川》)鑒於此，允祥提出:如果將這些地方的經驗推而廣之，在陡河沿岸修築堤防，多設水閘，根據水旱情況及時對河水加以存蓄、排泄，不必另行籌劃，就可以在沿河兩岸拓展出無數水田。 豐潤縣南部毗鄰渤海，是眾水所歸之地。這裏田野廣袤，平疇萬頃，土質肥沃，水源充足。三家河、汊河、龍堂灣河、泥河四河之水源源不斷，穿境而過，向西入薊運河。可是，自古以來只有聽任河水滾滾西逝，“而田疇不沾勺水之利，為可惜也”。為此允祥提出:如果從東北方向開鑿大渠，引陡河之水溝通四條河道，使五河之水互相調劑，並在四河之間的土地上多開水溝、水渠，使得四河流域百裏地方上下溝通、左右逢源。無雨之際，引水溉田，農作物無幹旱之患;逢雨多時，則田內水達於溝，溝水達於渠，渠水匯於河，河水歸於泊，可保農田無水澇之災。豐潤縣南，接連大水泊，在允祥的倡導之下，當地農民在水泊東南面開渠，把泊內積水引人陡河，使泊內之地成為可耕之田，從而有效地擴大了耕地面積。 對於冀東遷安縣的水利，允祥也提出過壹些有益見解。 遷安境內的還鄉河，又名氵更（左邊水字旁，右邊壹個“更”，偶打不出這個字）水。它發源於縣城東北7o裏的黃山之麓，“壹泉湧出，匯為方塘，澄碧中噴珠累累，西流成河，水勢甚駛”，流經遷安、豐潤、玉田入薊運河歸海。 早在明代，徐貞明就在其《西北水利議》中提出:還鄉河“夾河皆可田之地”。 允祥則從還鄉河沿岸農民引水種菜的做法中得到啟發：如果能夠引氵更水灌溉沿河稻田，即可化害為利，使“敗稼之濤”變成“長稼之膏澤”。他還辯證地看到：“凡漬而為害者，皆分而為利者也。現在近河居民，引流種菜，千畦百隴在在皆然，曾未見利於圃而不利於農者也。”因此規劃在“沿河壹帶建閘開渠”。（1931年修《遷安縣誌·山川》） 就這樣，在還鄉河兩岸開辟了大量的稻田，“雍正四年，縣誌東北三裏河徐流營西北雲峰寺等處，營制稻田***壹十二頃七十八畝四分。五年，縣誌西北泉莊營治稻田***二頃五十畝。東南丁家泉、半坡營、蘆溝堡、磨眼泉等處，農民自營稻田九十九畝。”(同上)這1620余畝稻田的開發，在遷安縣的農業發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僅提高了遷安縣的糧食產量，而且使還鄉河上遊的水勢得以分流，從而減少了下遊水害。 在治理冀東河流時，允祥是將興利與除害並重的。 還鄉河素有“三灣九曲”之稱，極易發生河患。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還鄉河在運頭河地方決口，奪道而西。直到雍正元年(1723年)，決口才被堵塞。但是河道狹窄，堤壩低矮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河堤東決則淹豐潤，西決則淹玉田。兩縣人民提出對河道進行改造:“展狹為廣，改曲為直。”怡親王允祥綜觀治河全局，認為這樣做“恐下遊益滋沖潰之患”。於是，“酌量於甚曲之處劉欽莊、王木匠莊各開直河壹道”，並對部分河堤“拓而廣之，更加高厚”，從而達到“無沖決之患”。“其橡子莊、牛兒頭壹帶出口，河身亦浚疏寬深、沿河沮洳之場皆成膏壤矣。”(《畿輔通誌》卷八十三) 《八旗通誌》對允祥治理京畿水利之事有如下記載：自雍正三年受任總理京畿水利營田事務，“期年，粳稻豐稔，民益趨事。甸服之內，數千裏之沮洳汙萊，悉成沃壤。”(八旗通誌》卷壹三四)結合(畿輔通誌》、《豐潤縣誌》和《遷安縣誌)等方誌的記載來看，《八旗通誌》對允祥治水功績的記載是符合事實的。允祥在冀東地區興修水利、治理河泊，確實為當地農業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