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是由德國地理學家馮·李希霍芬於1877年正式提出的,指以絲綢貿易為主的東西方商路和交通路線。張騫出使西域後,正式開通了這條從中國通往歐洲大陸的陸路通道。
相對於西北絲綢之路,史學家稱從成都出發南下經雲南、貴州、兩廣往東南亞、南海、印度、西亞、歐洲的國際商道為“南方絲綢之路”。
據段渝先生考證:南方絲綢之路是中國絲綢輸往南亞、中亞並進壹步輸往西方的最早線路。早在商代中晚期,南方絲綢之路已初步開通,產於印度洋北部地區的齒貝和印度地區的象牙即在這個時期見於廣漢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遺址,三星堆青銅雕像文化因素和古蜀柳葉形青銅短劍形制等也由此而來,產於印度和西亞的“瑟瑟”也不僅見於四川考古,而且見於文獻記載。
香港南丫島曾出土典型的三星堆文化牙璋,三星堆祭祀坑裏的部分海貝也來自於南海,表明早在商代,古蜀文明就已經與南海地區發生了文化聯系和交流。
印度所最早知道的中國梵語名稱作Cina,中譯為支那,或脂那、至那等,就是古代成都的對音或轉生語,其出現年代至遲在公元前4世紀或更早。Cina這個名稱從印度轉播中亞、西亞和歐洲大陸後,又形成其轉生語Seres、Thinai等,如今西文裏對中國名稱的稱呼,其來源即與此直接相關。而Cina名稱的西傳,是隨絲綢的西傳進行的。
可見,南方絲綢之路確曾對古代中西文化交流與互動起到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不愧為古代亞洲以至歐亞大陸的文化交流大紐帶。
南方絲綢之路以成都平原為起點,向南分為東、中、西三線:
西線即是《史記》所稱的“蜀身毒道”。《史記·西南夷列傳》:“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裏,得蜀賈入市。”故名”蜀身毒道”。
西線又分東、西兩路,西路稱“零關道”(在不同時期又稱“牦牛道”或“清溪道”);東路稱“五尺道”(又稱“石門道”)。零關道從成都出發,經四川雙流、新津、邛崍、雅安、滎經、漢源、越西、喜德、瀘沽、西昌、德昌、會理、攀枝花,越金沙江至雲南大姚、姚安,西折至大理;五尺道經今四川樂山、犍為、宜賓、雲南大關、昭通、曲靖,西折經昆明、楚雄。兩路在大理會合後,繼續西行至今永平,稱為“永昌道”(又稱“博南道”),從永平翻博南山、渡瀾滄江,經保山渡怒江,出騰沖至緬甸密支那,或從保山出瑞麗抵緬甸八莫,再西去印度、中亞、西亞而達歐洲。
中線分“步頭道”和“進桑道”兩條道路。步頭道先由陸路從五尺道至昆明、晉寧,再從晉寧至通海以南的步頭,沿紅河而下達越南。《蠻書》卷六載:“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頭,從步頭航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蠻。”故名“步頭道”。這條線路是溝通雲南與中南半島的最古老的壹條水路。秦滅蜀後,蜀王子安陽王即從此道南遷至越南北部立國。進桑道則是出昆明經彌明,渡南盤江,經文山出雲南東南,入越南河江、宣光,循盤龍江,抵達河內。
東線稱為“夜郎道”或“牂牁道”,從成都南下至夜郎(今貴州西部),再經西江至番禺(今廣州),出南海轉東南亞。《史記西南夷傳》載:“建元六年,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廣數裏,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歸牂牁江。江廣百余步,足以行船。”因道經夜郎國地,故稱“夜郎道”,又因取道牂牁江(南盤江、西江),也稱“牂牁道”。
南方絲綢之路西線(蜀身毒道)從成都平原經雲南至緬甸,西行至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再至中亞、西亞和地中海地區,這條縱貫亞洲的交通線,是古代歐亞大陸途程最長、歷史最悠久的交通大動脈之壹。南方絲綢之路中線(步頭道、進桑道)和東線(夜郎道)則溝通了中國西南與東南亞地區的關系。
2 樂山 南方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
樂山成為水陸交通轉運樞紐之後,同時在唐代開始造船,在宋代已成為四川造船中心,年造官船45艘。到明代,蜀王仍在城北關爺廟設船廠,該地因之也名為“王船廠”。
南方絲綢之路東、中、西三線從成都出發,第壹段路程均要走沿岷江而下到宜賓轉五尺道、步道、夜郎道,位處岷江中遊的樂山成為必經之地。此外,絲路西線(蜀身毒道)又分東西兩路,兩路之間有三條橫向支線連通,分別是:平羌江道(起於嘉州止於雅州)、陽山江道(起於嘉州,止於漢源、甘洛海棠)和沐源川道(從嘉州到新市鎮轉西昌),三條支線的起點均在樂山。因此,樂山成為南方絲綢之路多條路線的交通樞紐。
唐代設驛,到宋代名嘉定驛。據《宋史·食貨上三(布帛、和糴、漕運)》載:“川益諸州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劍門列傳置,分輦負擔至嘉州,水運達荊南,自荊南遣綱吏運送京師。鹹平中,定歲運六十六萬匹,分為十綱。天禧末,水陸運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三萬壹千餘貫、兩、端、匹,珠寶、香藥二十七萬五千餘斤。”
宋以來的川茶易馬貿易以樂山為茶船匯集點,從川東巫山、建始運往黎州、雅州以至藏區的“邊茶”沿長江、岷江逆流而上,在樂山城下中轉停泊,然後再溯青衣江而上,分銷各地。每當運茶季節,嘉州城下泊舟常在壹百艘以上。宋代的樂山是岷江道上重要的水陸轉運樞紐。
樂山成為水陸交通轉運樞紐之後,同時在唐代開始造船,在宋代已成為四川造船中心,年造官船45艘。到明代,蜀王仍在城北關爺廟設船廠,該地因之也名為“王船廠”。
明代嘉定州知州鐘振評曰:“當六達水陸要沖,舟車旁午無寧日。”明人顧祖禹在《讀史方域紀要》中評說道:嘉定“北去成都不過五驛。宋牟才子言:嘉定為鎮西之根本。以其州據黎、雅上遊也。然津途便利,密邇敘、瀘,詎非成都之噤吭乎。”其意是說樂山是從南方通往成都的咽喉。清代蜀中三才子之壹的李調元詩雲“水驛江城日日過,雲峰高處見三峨”。道出了作為水碼頭的樂山的壯麗景觀。
到清末,日本教師中野孤山在《遊蜀雜俎》把樂山稱之為“嘉定港”,記道:“港內常有上千條船只停泊,形成壹個碼頭城市。”他進而認為樂山“主要的收益依靠船舶的進出,貨物的集散”。樂山儼然成了壹座商貿城市。中野孤山還說:“嘉定港帆檣林立,上下船只穿梭如織。入夜各船燈火映照江水,形成壹方奇觀。”民國《樂山縣誌》總結道:“縣城壹面倚山三面臨水,上通成都,下達渝夔,雅河通雅安、天全,銅河通峨邊、金川,為水陸要沖。商埠之盛,甲於川南。”南方絲綢之路上的交通樞紐當之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