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末期，皕宋樓是赫赫有名的人文地標。當時，中國有“四大藏書樓”，分別是浙江湖州的皕宋樓、江蘇常熟的鐵琴銅劍樓、山東聊城的海源閣、浙江杭州的八千卷樓。
而皕宋樓藏書的受損，自然讓世人嘆息痛心，其與敦煌遺書遭劫，並稱為中國文化的兩大慘重損失，讓中華兒女無不扼腕嘆息。
皕宋樓，清末陸心源的藏書樓，以豐富藏書、珍貴文獻、大氣藏書樓建築受到收藏界尊崇。但不幸的是，藏書樓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被日本人趁火打劫搬空，藏書存於日本三菱集團靜嘉堂文庫。
同治年間，嗜書如命的陸心源，先後購買了宜稼堂部分藏書，嚴元照芳椒堂、汪氏芝蕓書會、福建陳征芝帶經堂、烏程劉桐瞑琴山館等名家秘本藏書。
光緒八年（1882年），陸心源藏書已達15萬卷之多，他將藏書分門別類，保存在畢生經營的皕宋樓及十萬卷樓、守先閣內。
陸心源臨終留下遺言“訓勉諸子，以努力讀書勿負國家所給恩惠，且以著作未盡刊刻為念”，並“訓囑諸子保守好藏書，勿令散失”。
而陸心源之子陸樹藩，在蘇州任候補道時已家道衰敗，缺乏資金與精力來管理藏書以及接待至先閣查閱資料的學子們的費用，但陸樹藩為恪守父訓，依舊多方尋求藏書的保全之道。
陸樹藩從尋求清政府幫助，到退而求其次向地方尋求保全，都沒有得到答復。在失望之余，他只得登報聲明，如果有藏家能建新樓，他則將私家藏書集中贈予，但依然沒有回復。
光緒三十年（1904年）後，陸樹藩為償還債務，賣掉了上海的壹些不動產後，尚有余欠，在此他不得不考慮藏書的出路問題了。
日本學者島田在江南遊歷時，得知陸氏困境便下決心將書購至日本，他串通日本藏書家巖崎彌之助等，極力慫恿陸樹藩將書轉售日本，壹方面又努力在日本聯系買主，終於三菱財團談妥。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4月，他以11.8萬元從陸樹藩手裏將皕宋樓、十萬卷樓、守先閣三處藏書全部買走，運歸日本，藏於東京駿河臺的靜嘉堂文庫。
當壹直致力於購買皕宋樓藏書的張元濟帶著多方籌措來的10萬元趕到湖州時，看到的只是空空的書架和滿地的廢紙標簽。
事後，張元濟寫到“每壹追思，為之心痛”，多年後在致梁啟超的信中還說：“昔年皕宋樓藏書將散，弟初入商務，力有未逮，致被流入海外，至今引為憾事”。
國寶回歸，自然就成了壹大難題……
當皕宋樓藏書賣給日本三菱集團靜嘉堂文庫的消息傳遍大江南後，憤悶的文人恨道：“異域言歸，反不如臺城之炬、絳雲之燼，魂魄猶長守故土也”。
日本過去的藏書，珍惜隨唐鈔本，不太看重宋元本；而四部之中，只註意經、子二部，尤其是集部宋元刊本更為缺乏，而至此其所藏中國古代刻本始稱完備。
日本得到皕宋樓藏書後，其國內學者們大喜過望 ，奔走相告，島田翰在《皕宋樓藏書源考》中說滿意說過：“予知今日所獲，倍蓰於昔日所失也，然則此舉，雖曰於國有光可矣”。
近來有關學者就日本收購皕宋樓藏書的性質做了分析和研究認為，這是壹種在特殊情況下的文化掠奪行為。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的有關規定，稀有手稿和古版書籍，有特殊意義的（歷史、藝術、科學、文學等）古書、文件和出版物，不論是單本或整套的都屬於禁止進出口文化財產之列，各國應采取壹切適當措施禁止並防止在這些領土內非法進出口文化財產和非法轉讓其所有權。
我國政府也頒布了有關法規充分證明 ，在當時特殊的歷史背景及國際關系下，日本巖崎家庭名義上購買皕宋樓的行為其實是壹種文化掠奪。
看看這些藏書國寶……
我國雕版印刷始於唐代，唐及五代流傳下來已寥寥，宋代版刻事業頗為發達，刀法精細，字體遒勁，而且校訂精審，學術價值非常高；宋本繼承宋金遺風，也有不少精刻遺世：明刻校訂粗陋，錯漏甚多。因此，宋元刻本，尤其是宋刻本，壹向被藏家視為珍寶。
光緒八年（1882年），陸心源藏書《皕宋樓藏書誌》120卷，藏書15萬卷，其中宋刊200余種，元刊400余種。藏書來源十分廣泛，有100多家舊藏，幾乎涵蓋當時江南地區大小藏書家，且多是輾轉得到，可見陸心源收藏古籍之不遺余力。
皕宋樓藏書壹大特色就是，它擁有壹批中國明清方誌、叢書和家譜族譜，該書樓藏有中國各類方誌、叢書4000余種，家譜族譜860余種，方誌幾乎包括當時中國所有的重要府縣，所以其研究價值不可估量。
如今，日本靜嘉堂文庫仍然是日本收藏漢籍宋元古本最豐富的著名圖書館，而皕宋樓藏書的加入成為其中的關鍵因素。
1992年，日本出過壹本《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剔除當時誤判的部分而成，該圖錄中皕宋樓藏書宋版書占88%左右，元版書占81%左右。
據此推斷，靜嘉堂文庫的靈魂-宋元古本部，就是皕宋樓藏書的精華。我們當時不甚關註的國寶，在他國被視若珍寶後，才知它的可貴，悔之晚矣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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