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憲派為什麽要去欺騙清廷？與其說是他們樂意這麽做，不如說是他們只能借助專制皇權去推翻專制皇權，別無他法。
清末的立憲運動近年來壹直是史學界研究的熱點，這些研究雖然不斷在修正前面落伍的觀點，但是又提不出新的貫通整個清末立憲的觀點和理論體系。於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出版的幾本關於清末立憲的“通史”，盡管過時的觀點比比皆是，最近卻又頻頻再版，儼然仍是研究清末立憲的前沿成果。其中壹本，便是高放等著的《清末立憲史》。
本書作者在新版“修訂、增訂版跋”中說，新版在論斷和觀點方面作了六處修改。這六處修改的第五處是，“原書的第十三章標題是：辛亥革命的勝利和清末立憲騙局的終結，現在把下半句改為‘清末立憲拖局的終結’”，“客觀、公正地說，慈禧搞預備立憲不能完全是騙局”（第596頁）。
改掉“立憲騙局”的說法，確實值得肯定。不過，原來的“騙局”之說並不是單壹的觀點，而是評價清末立憲的全局性的判斷。新的研究成果雖然否定了“騙局”之說，卻提不出新的框架。所以，雖然作者改掉了標題，但是改變不了整本書“騙局”說的基調，這就導致書中自相矛盾之處俯拾皆是。
譬如，書中談到預備立憲諭旨時，說諭旨的精髓在於“大權統於清廷，庶政公諸輿論”，而且斷言“後六個字不過是點綴性的陪襯”，而“其他諸如憂國傷時、濟世救民等等美好的詞句，都不過是壹些欺世盜名的空話而已”（第123頁）;談到《九年籌備清單》時，說它是“以欺騙為目的”（第233頁）;談到清廷諭旨寄望資政院“上為清廷竭協贊之忠，下為庶民盡代議之責”時，更是宣稱，“這前壹句是真心話，後壹句則是愚弄人民的假話。”（第370頁）這些都和作者在跋中特意否定的“騙局”之說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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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對“騙局”的駁斥都忽略了壹個關鍵問題，那就是“騙局”之說並非起源於學術界，而是來自彼時立憲派對清廷“假立憲”的指責。以“拖局”代替“騙局”，在學術上固然可以商榷，但既不能幫助我們理解“騙局”說何以能夠流行，也沒有對“騙局”說構成真正的批判。
回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中，與其說是清廷欺騙了立憲派，不如說是立憲派欺騙了清廷。清末立憲中，清廷本來就是被動的壹方。立憲派說立憲好，清廷就搞預備立憲。立憲派說預備要有年限，清廷就搞九年計劃，定於1916年成立國會。後來立憲派說要馬上開國會，清廷這回沒答應，立憲派便紛紛指責清廷假立憲欺騙人民。可是，清廷從來就沒答應過馬上開國會，欺騙之說又從何而來？
清廷說“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的時候，對“大權”與“輿論”之間的和諧統壹寄予了良好的願望。可是掌握著輿論的立憲派動不動就拿“庶政公諸輿論”要求清廷按他們的意旨行事，壹旦不從，就指責對方“假立憲”。“大權”與“輿論”沖突得水火不容，完全出乎清廷的意料。而且，確確實實是立憲派先拿“輿論”當進攻武器，清廷才被迫拿“大權”當擋箭牌。況且清廷說的是“庶政公諸輿論”，而不是“庶政決於輿論”，其是非暫且不論，但清廷要求控制“大權”的意思說得很明白。欺騙之說又從何而來？
資政院彈劾軍機案，清廷以為“議院得自由彈劾而無強 *** 以必行之權”，這才叫“大權統於朝廷，庶政公諸輿論”（《東方雜誌》第五年第壹期）。立憲派以為“權之雲者，謂夫合全國人民之意也”，而資政院“即為全國代表民意之機關”（《申報》1910年12月21日），所以，清廷的“大權”必須按照資政院的意思行事。彈劾軍機不成，立憲派又紛紛指責清廷“假立憲”欺騙人民。其實雙方各執己見，欺騙之說又從何而來？
皇族內閣成立後，立憲派又指責清廷“假立憲”，說“皇族不掌政權，為君主立憲國唯壹之原則”（《聯合會呈請代奏明降諭旨另簡大臣組織內閣稿》，《國風報》第二年第十三期）。立憲派口中的“立憲國唯壹之原則”是個萬能標簽，當他們要求頒布憲法時，會說有沒有憲法是“立憲國唯壹之原則”;當他們要求成立國會時，會說有沒有國會是“立憲國唯壹之原則”;當他們要求成立責任內閣時，又說有沒有責任內閣是“立憲國唯壹之原則”。現在，這壹標簽又貼到“皇族不掌政權”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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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皇族內閣成立之前，立憲派主張皇族不入內閣的言論雖然也有，但說的不多，更加沒有上升到“立憲國唯壹之原則”的高度。身為皇族的奕臉鋈巫芾澩蟪跡是立憲派預料中的事，他們也並沒有從皇族不能入閣的角度表示強烈反對。所以，皇族內閣遭到強烈譴責，並不是因為違反了“立憲國唯壹之原則”，而是因為內閣中的皇族和滿族實在太多了。
皇族內閣的成立，與其說是要“假立憲”，不如說是清廷對權威喪失的恐懼，反映的是執政者的虛弱和稚嫩。到了清末，清廷中人才雕零， *** 越來越腐敗，而立憲派則人才輩出。以清廷的渙散、分裂和腐敗，去欺騙充滿熱血、氣勢洶洶的立憲派誌士，恐怕是太過高估了他們。從壹開始就嚷嚷著被騙了的精明人，肯定不會吃虧，反倒是被騙了還幫人數錢的，那才是真被騙。在清末立憲運動中，清廷可謂不知不覺中被立憲派耍得暈頭轉向。
清廷之所以決定立憲，五大臣出洋考察歸來後的報告很重要，而其中最重要的兩份報告，壹份是載澤的《奏請宣布立憲密折》，壹份是端方的《請定國是以安大計折》，這兩份報告極力鼓吹立憲的好處。載澤的密折中說，立憲“利於國利於民”，還提出了著名的立憲三大利，“壹曰皇位永固”，“壹曰外患漸輕”，“壹曰內亂可弭”。端方的奏折猛批專制，說專制“則君主危”，壹旦立憲，“君常安而不危”，“不僅常安而不危，且神聖不可侵犯之權亦載入於憲法中”。滿紙的甜言蜜語說得慈禧終於動了心，決定實施預備立憲。
可是，這幾份奏折是由立憲派的梁啟超、楊度等人捉刀代筆的，這在當時的東京“已經是公開的秘密”。而這幾份報告，要麽是信口雌黃，要麽是有意欺騙。“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誰能保證立憲真有這樣的效果？事實上清廷宣布預備立憲後短短幾年，皇位就倒掉了，何來的“皇位永固”？而載澤的密折中還有“君主立憲”可以“鞏固君權”之語，並以日本為例，稱“凡國之內政外交軍備財政賞罰黜陟生殺予奪，以及操縱議會，君主皆有權以統治之”。這些話如果真是出自立憲派之手，那絕對是 *** 裸的欺騙。而清廷在懷著“皇位永固”和“鞏固君權”的美夢答應了立憲之後，很快又被立憲派精心炮制的壹個個糖衣炮彈忽悠得找不著北。
立憲派糖衣炮彈的第壹招是“君主不負責任”。梁啟超說：“立 *** 體，以君主不負政治上之責任為壹大原則，其所以示別於專制政體者，惟在此點。”（《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六，第55頁）立憲派說，立 *** 體就是君主不負責任，君主不負責任好啊，人民不會怨恨君主，君主地位不會有任何危險。其實“君主不負責任”對君權的削弱，孫寶u早就說得很明白，“留壹尊嚴不可犯之君，使為壹國之代表，而陰削其權，歸之於相，故相負責任，而君不負責任也”[《忘山廬日記》（上），第58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陰削其權”的“陰”就是表面上說得冠冕堂皇，暗地裏則給妳使絆。
國會 *** 運動中，清廷屢次下旨拒絕 *** ，立憲派說，“君主不負責任”嘛，諭旨經過大臣署名，都是大臣的責任，然後公然對清廷諭旨進行猛烈批判。從前不搞立憲的時候，哪裏有人敢於質疑清廷諭旨。現在立憲了，君主不負責任了，發的諭旨卻被批得七葷八素。
立憲派的第二招是“君主神聖不可侵犯”。“神聖”壹語，是立憲派鼓吹立憲時的口頭禪，可是實質上，所謂“神聖不可侵犯”，在立憲派看來就是妳是老大妳靠邊站，不要插手世俗事務。孫寶u說：“蓋惟君是神聖不可犯，又不負責任，而議會專與內閣對待，於是國政有失，人民可與宰相抗爭，較論是非，而天子不與焉。”[《忘山廬日記》（下），第1230頁]這壹觀念也是立憲派約束君主的壹道緊箍咒。
資政院彈劾軍機案中，資政院要求清廷撤銷軍機處，成立責任內閣。載灃下了壹道p諭，不答應，並特意不經大臣署名，表示由“君主負責任”，不和妳們玩“君主不負責任”這壹套。p諭壹出，資政院大嘩，立憲派也大嘩。議員劉春霖在資政院會議上很不客氣地說，“本員昨日看這p諭，似監國攝政王於立 *** 體沒有十分研究”，還說，“立憲國君主本立於安榮地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攝政王要是知道，又豈有不願就安榮的道理呢。”（《資政院議場會議速記錄：晚清預備國會論辯實錄》，第405-406頁，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神聖不可侵犯”不是無條件的，君主想要“神聖不可侵犯”，就應該“就安榮”，“就安榮”就應該靠邊站。
在中國傳統中，君主的神聖性體現在兩方面，壹方面，“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君主是“人民”的代表，君民是壹體的;另壹方面，君主掌握著最高權力，“帝王的神聖性與權力的神聖性是壹體的”（劉澤華：《從“天王聖明論”說“權力神聖觀”》，《炎黃春秋》2011年第六期）。而自從鼓吹了“君主神聖不可侵犯”，君主從前擁有的兩方面的神聖性都沒有了。以前君主是“人民”的代表，現在議院才是人民的代表;以前君主掌握著最高權力，現在在立憲派“君主神聖不可侵犯”式的制度假設中，君主毫無實權，掌握最高權力的是議院。
所以，劉廷琛彈劾資政院時很犀利地說，資政院“使朝廷避專制之名，議院行專制之實。議決案件，必要求 *** 實行，是神聖不可侵犯，不在皇上而在議員”（《國風報》第壹年第三十三期）。誰能代表人民，誰就能“神聖”，誰就能掌握最高權力，這是很自然的。所以《大公報》反過來批評劉廷琛說，“區區以國民公仆之劉廷琛，而膽大於身，公然敢參我神聖不可侵犯之資政院，已足駭人聽聞矣。”（《大公報》1911年3月1日）“君主神聖不可侵犯”說起來好聽，實質上是用議院剝奪了君主的權力和神聖性。
立憲派的第三招是“萬世壹系”。中國人本沒有“萬世壹系”的觀念，日俄戰爭之後，立憲勝於專制的思想開始深入人心，同時，日本天皇“萬世壹系”的歷史也成了說服中國皇帝答應立憲的誘餌。
1904年，出使法國大臣孫寶琦上書政務處奏請立憲，說日本天皇“萬世壹系”，所以，“立 *** 體者，實所以尊君權而固民誌”（《出使法國大臣孫上政務處書》，《東方雜誌》第壹年第七期）。孫寶琦的這次上書在立憲派中激起很大反響，但政務處並未予以轉奏。到了1905年，慈禧召見端方，端方向慈禧鼓吹立憲，慈禧說：“立憲如何？”端方說：“立憲則皇上可世襲罔替。”慈禧壹聽，樂了，說：“吾今乃聞天子亦有世襲罔替之目。”[《戊戌變法》（四），第313頁]
慈禧同意了立憲，後來立憲派“得寸進尺”，又拿“萬世壹系”當誘餌。張謇在奏請清廷速開國會成立責任內閣時說，“萬世壹系”，“我中國歷史之所從無”，而“立憲國何以能之”，那是因為有國會有責任內閣，所以，中國要設立國會成立責任內閣[《張季子九錄（政聞錄）》，第154-155頁]。
“萬世壹系”和天長地久海枯石爛壹樣，是需要精心去維護的壹個極其脆弱的東西。然而，立憲派所想的，不是怎麽去維護它，而是想通過甜言蜜語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壹旦清廷不遂人願，立憲派中的大多數人，包括張謇在內，對“萬世壹系”的海誓山盟早就忘得壹幹二凈。
在君主專制制度下，立憲派想要搞立憲，必須借助君主的力量。武昌起義之後，梁啟超見君主立憲無望，多年的努力付諸東流，恨恨地說：“但使立憲實行，政權全歸國會，則皇帝不過坐支乾修之廢物耳。”（《梁啟超年譜長編》，第55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而康有為在武昌起義後仍寄情於君主立憲，只是換了個說法，叫“虛君***和”，並說：“虛君者，如存壹神以保虛尊，如存壹廟以保香火，名為皇帝，實不過壹冷廟之土偶而已。蓋仿英日之制以息爭焉。”[《康南海自編年譜（外二種）》，第151頁，中華書局，1992年]這多少也道出了從前立憲派對君主立憲的真心話，“虛尊”、“土偶”之語，在本質上與“君主神聖不可侵犯”沒什麽不同。所以，要說在清末立憲中，是誰在欺騙誰，又是誰欺騙了誰，這豈不是壹目了然嗎？
立憲派咄咄逼人地指責清廷是“假立憲”，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清廷腐敗無能的不滿;而能讓清廷“欺騙”的罪名臭名遠揚，那是因為清廷失去了控制力，而立憲派則掌握著輿論。至於立憲派為什麽要去欺騙清廷，與其說是他們樂意這麽做，不如說是他們只能借助專制皇權去推翻專制皇權，別無他法。立憲派對清廷的欺騙，並不是某個個人或團體的陰謀或陽謀，而是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造成的。而且，當某種輿論壹旦成為了潮流，很多跟著潮流頭頭是道的人往往自己也真假不辨，更不用說“欺騙”清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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