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傑出學者和國際著名學者，王國維從事文史哲學數十載，是近代中國最早運用西方哲學、美學、文學觀點和方法剖析評論中國古典文學的開風氣者，又是中國史學史上將歷史學與考古學相結合的開創者，確立了較系統的近代標準和方法。
王國維抓住時代的契機，找到自己的道路，也為學術界指出新路。
他青年時期走用西方的學術與中國的學術相化合的路徑，開創學術的新境界。
他中年後在“五大發現”中的三個方面，即甲骨學、簡牘學、敦煌學上均作出了辛勤的卓有成效的探索，被公認為是這些國際性新學術的開拓者、奠基者。
王國維在學術上是置身於壹個廣闊的國際學術平臺上來觀察、思考問題的。
王國維在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上最著名的是其《人間詞》與《人間詞話》，這兩者又構成互相印證的關系。
他詞作的成就在境界的開拓上，而境界也正是《人間詞話》所著力強調的。
從具體作品分析，王國維的詞作多擺脫了抒寫離情別緒、寵辱得失的俗套，重在展現個體的人在蒼茫宇宙中的悲劇命運，是對生命與靈魂的考問。
他“往往以沈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筆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飄忽、悲歡無據之意境，亦即無可免之悲劇”（周策縱《論王國維人間詞》），詩詞中因此每每流露出哀傷的氣息。
如《采桑子》中言：“人生只似風前絮，歡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連江點點萍。
”發現人間的苦難，是與因循守舊、知足常樂的人生相對立的境界，是人的覺醒。
如此，“境界”被賦予了新的內涵，他的詞表達的就是壹種哲學境界，而超越了倫理的境界。
《人間詞話》中“無我之境”的“無我”，即為王國維《叔本華之哲學教育學說》壹文中講的“無欲之我”；所謂“理想”與“寫實”的提法，也是來源於叔本華使用的概念“理想”和“摹仿自然”。
王國維將叔本華等人的哲學美學觀內化為自己的人生觀藝術觀，並與中國的傳統藝術實踐進行了完美結合。
《人間詞話》成為中國美學史上融通中西、承前啟後的理論巨著。
後來王國維在戲曲研究、歷史研究、古文字研究等領域進壹步做出突出貢獻，也都與其極富創造性的精神追求和思想導向有關。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裏談到了治學經驗，他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
第壹種境界：“昨夜西風雕碧樹。
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這詞句出自晏殊的《蝶戀花》，原意是說，“我”上高樓眺望所見的更為蕭颯的秋景，西風黃葉，山闊水長，案書何達？在王國維此句中解成，做學問成大事業者，首先要有執著的追求，登高望遠，瞰察路徑，明確目標與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
第二種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這引用的是北宋柳永《蝶戀花》最後兩句詞，原詞是表現作者對愛的艱辛和愛的無悔。
若把“伊”字理解為詞人所追求的理想和畢生從事的事業，亦無不可。
王國維則別具匠心，以此兩句來比喻成大事業、大學問者，不是輕而易舉，隨便可得的，必須堅定不移，經過壹番辛勤勞動，廢寢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帶寬也不後悔。
第三種境界：“眾裏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是引用南宋辛棄疾《青玉案》詞中的最後四句。
梁啟超稱此詞“自憐幽獨，傷心人別有懷抱”。
這是借詞喻事，與文學賞析已無交涉。
王國維已先自表明，“吾人可以無勞糾葛”。
他以此詞最後的四句為“境界”之第三，即最終最高境界。
這雖不是辛棄疾的原意，但也可以引出悠悠的遠意，做學問、成大事業者，要達到第三境界，必須有專註的精神，反復追尋、研究，下足功夫，自然會豁然貫通，有所發現，有所發明，就能夠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
“三種境界”論出自晚清學者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之二六，原文如下：“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
‘昨夜西風雕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壹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裏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
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
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晏、歐諸公所不許也。
”在《文學小言》壹文中，王國維又把這三境界說成“三種之階級”。
並說：“未有不閱第壹第二階級而能遽躋第三階級者，文學亦然，此有文學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養也。
”，
今人常用這“三重境界”來解析愛情離合、仕途升遷、財運得失等等。
大師的闡釋與這俗世的輪回的確是不謀而和的。
洞悉人生，愛情也罷，仕途也罷，財運也罷，所有成功的個案無非都是經歷著三個過程：有了目標，欲追求之；追求的過程中有所羈絆，堅持不放棄；成敗關鍵壹刻，挺過來了，喜獲豐收。
而所有失敗的個案大都是敗在第二個環節上了。
凡人都可以從容地做到第二境界，但要想逾越它卻不是那麽簡單。
成功人士果敢堅忍，不屈不撓，造就了他們不同於凡人的成功。
他們逾越的不僅僅是人生的境界，更是他們自我的極限。
成功後回望來路的人，才會明白另解這三重境界的話：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
王國維的史學研究成果主要收集在《觀堂集林》卷9至卷22的14卷《史林》中，大致包括八個方面：殷周研究、司馬遷研究、歷史地理研究、古代北方民族研究、遼金元研究、漢晉簡牘研究、青銅器物、石經、碑刻、度量研究、敦煌研究，而以甲骨文、漢晉簡牘、敦煌文書文物和古代北方民族、遼金元研究五大方面成就最為卓著，貢獻最為傑出。
1925年新印講義《古史新證》，第壹章總論為其思想方法的理論總結，提出“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結合的著名“二重證據法”。
將甲骨學由文字學演進到史學的第壹人，則推王國維。
他撰寫了《殷蔔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蔔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殷周制度論》、《殷虛蔔辭中所見地名考》、《殷禮徵文》以及《古史新證》等，他將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紙上的材料中國歷史古籍對比來研究，用蔔辭補正了書本記載的錯誤，而且進壹步對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討，得出嶄新的結論，他的考證方法極為縝密，因而論斷堪稱精審。
他自己稱以上考證方法為“二重證據法”，意思是運用地下的材料（考古）與紙上的材料（文獻）相量印證比較以考證古史的真象，成了壹種公認科學的學術正流。
這種考證方法既繼承了乾嘉學派的考據傳統，又運用了西方實證主義的科學考證方法，使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在古史研究上開辟了新的領域，創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郭沫若曾贊頌說：“王國維……遺留給我們的是他的知識的產品，那好像壹座崔巍的樓閣，在幾千年來的舊學的城壘上，燦然放出了壹段異樣的光輝。
” 王國維在中國哲學學科建構上做出了巨大貢獻。
王國維運用西方哲學的方法來梳理中國哲學所進行的開創性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決定了20世紀中國哲學研究的雛形。
有人認為，王國維是西方哲學的介紹和傳播者，即所謂“早年西洋哲學之介紹”。
而在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中，王國維的“哲學姿態”雖然越來越明顯，但是由於所據文獻的限制，因此主要是將其視為“中國美學的奠基人”。
對於王國維的這種“失察”，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首先，從學術貢獻而言，毫無疑問，他在歷史和文學上的貢獻要超過在哲學上的建樹。
其次，他對哲學研究的興趣持續的時間比較短。
這使得他在職業分化越來越具體的現代知識體系內很難被歸入哲學家的行列。
但是與同時代僅僅停留在對於西方哲學思想的介紹的大部分學者不同的是，王國維不僅能對以叔本華、康德為代表的壹些哲學家的思想發展脈落有了更深的理解，並做出自己的評論，而且能夠運用以叔本華的觀念來整理和分析中國哲學的問題和概念，這使他實際上在20世紀初的哲學介紹和研究者中顯得高人壹籌。
由於時代的限制，王國維對於西方哲學的研究，其接受方式是壹種“單壹性接受的水平” 。
這種方式的最主要的表現方式就是基於接受對象的單壹性而呈現出與接受對象的壹致性，就從王國維的論說方式來看，他十分推崇叔本華的觀點，從他的學術取向而言，他所選擇的立場基本與叔本華相壹致。
另壹方面，接受對象的單壹性也使得王國維對於被接受者有著深入而正確的了解。
分析和羅列，最後得出結論說：“哲學者，論自然、人生、知識等之根本原理之學也。
” 正因為明確將哲學規定為“根本原理之學”。
王國維對於中國哲學的研究顯然是建立在他對於西方哲學的了解和掌握的基礎之上，這不僅從他的文章的寫法了可以看出，更為重要的是他是試圖用他所掌握的西方哲學的觀念主要是康德和叔本華的哲學觀念來整理和討論中國哲學的主要問題，梳理中國哲學的壹些基本的範疇。
王國維認為從總體上看，中國哲學側重於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而缺乏純粹的形上學的興趣和成果。
從範疇整理來說，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論性》、《釋理》、《原命》這三篇文章。
比如從王國維研究中國哲學的主要代表作品《論性》、《釋理》來說，其基本的立場顯然受到他在1902年翻譯的日本人元良勇次郎著的《倫理學》的影響。
王國維當時對於西方哲學的了解遠遠超越了同時代的人，但就他利用西方哲學的方式來整理中國哲學所做的貢獻之最大的，還在於他初步創立了作為現代教育的學科而存在的中國哲學的面貌。
王國維為20世紀中國思想界整理古代的哲學傳統創立了壹種範式，這種新範式有壹些基本性的特征就是以西方的哲學問題作為出發點，對於材料的整理以西方哲學的模式為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