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建立後，逐漸用大曲曲調表演故事，如《劍舞》就是用《劍器》大曲表演楚、漢鴻門宴及杜甫、張旭觀公孫大娘舞劍的故事。《鄭生遇龍女薄媚》就是用《薄媚》大曲來表演鄭生遇龍女的故事。《哭骰子瀛洲》是以《瀛洲》大曲表演滑稽故事。
這些都表明宋代的音樂，逐漸向歌舞劇的方向演變。大曲中的許多樂段逐漸變為曲牌，分散在詞曲、戲曲、說唱、器樂及其他歌曲中間，大曲的整體逐漸消失。
南宋以後，宮廷中雖然還設有教坊、雲韶部等音樂機構，但人才零落，燕樂已經極度衰微。此後音樂發展的主流已轉到新興的市民階層藝術中去了，宮廷音樂無論燕樂或雅樂，都已失去發展的勢頭。
在宋代，宮廷中均有燕樂或宴饗樂存在，但和隋、唐時期的燕樂已有天壤之別。
宋代音樂教育與唐代音樂教育形式上大致相同，這與當時的社會政治制度、社會條件及統治者對待音樂事業的態度有直接關系。唐時的教坊、大樂署、鼓吹署等音樂教育、表演機構，都被宋繼承下來。
其教育目的、教學制度、教學管理及內容諸方面與唐代相比，規模差不多，但質量卻不如唐代。宋代宮廷因襲唐代舊制，教坊主管燕樂，規模龐大。
北宋教坊分立為4部，分別是大曲部、法曲部、龜茲部、鼓笛部。各部所用樂器和擅長演奏的曲目均不相同。教坊樂有3種類型，壹種是舊曲改編，壹種是樂工創作，壹種是皇帝自己創作。
南宋時稱教坊大樂為“燕樂”，以區別於號稱大樂的俗樂。北宋和南宋教坊樂部所用的主要樂器有觱篥、龍笛或笛、笙、簫、琵琶、方響、指板、杖鼓、大鼓等。北宋教坊使用的塤、箎、箜篌、羯鼓等，南宋教坊則不用。
自南宋以後，民間音樂迅速地發展起來了，宮廷演出越來越多地由民間藝人入宮供奉，教坊樂的規模已趨縮小。
教坊是由唐代至清代管理宮廷中演出音樂舞蹈及戲劇的組織。古代教坊壹方面為國家培養了大量音樂人才，促進了我國古代音樂發展，另壹方面，這些藝人由於各種原因回到民間以後，又促進了民間音樂發展。因此，教坊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
宋代教坊承襲唐代，也有自己的特色。由於宋代民間瓦肆開始興盛，宋代教坊已經不如唐代繁盛。
北宋初年，在都城汴梁設置了教坊，分為四部，之後宋平定南方各地，又在各地招來許多新的樂工。
宋代教坊作用與唐類似，以演宴樂之用的殕樂為主。在北宋時，分成大曲部、法曲部、龜茲部、鼓笛部四部，分掌不同樂種的教習。
到南宋時，更進壹步按樂器及表演種類分成13部色，包括篳篥部、大鼓部、杖鼓部、拍版色、笛色、琵琶色、箏色、方響色、笙色、舞旋色、歌板色、雜劇色、參軍色，各設部頭或色長。
宋代音樂文學十分繁榮，其音樂文化發達與音樂制度的完備為此期音樂文學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宋代教坊作為壹個重要宮廷音樂機構，不但全面介入了宋代音樂文學的創作，並且憑借其創作與演出實踐深刻影響了宋代音樂文學的發展進程。
教坊是宋代宮廷中最為重要的燕樂機構，直接服務於宮廷舉行的各種宴饗活動。在朝廷大力支持下，宋代教坊聚集了當時最優秀的音樂人才，使用著制作最精良的樂器，在音樂界起著領袖群倫的作用。
可以說，宋代教坊的活動是影響宋代音樂文學發展變化的壹個重要因素。無論是宋詞的繁榮，還是宋雜劇的崛起，都與教坊活動關系密切。
教坊詞曲創作活動對宋代音樂文學產生影響，通過音樂創作推動了當時音樂文學發展。作為朝廷音樂機構，為王朝慶典撰寫歌樂詞是教坊的職責之壹。如《宋史》中記載：
建隆年間，教坊都知李德升作《長春樂曲》，乾德元年，又作《萬歲升平樂曲》。第二年，教坊高班都知郭延美作《紫雲長壽樂》鼓吹曲。
另外，其他古籍中也在很多這方面的記載，大量材料顯示，為滿足宮廷娛樂或各種儀式的需要，創作詞、樂是教坊的重要職責之壹。
由於教坊樂工創作歌曲音律優美、朗朗上口，往往在民間廣泛地傳播開來。
根據宋代學者郭茂倩所著的《樂府指迷》曾經說：前輩好詞很多，但是協律少，所以沒有拿來唱。秦樓楚館裏面的音樂，壹般都是教坊樂工和市井音樂人的作品。
這說明，宋詞的繁榮與它當時具有鮮明的音樂性和人民性密切相關。而“伶工之詞”正是以它動人的音樂與通俗易懂的詞作推動著那個時代音樂文學發展。
由於宋詞是音樂元素與文學元素集合而成的文體，所以在詞作成功背後，往往存在著兩個功不可沒的創作主體：壹個是曲作者，壹個是詞作者。詞作者的成功往往與曲作者的成功密不可分。
據南宋學者王灼所著的《碧雞漫誌》中記載：
江南有壹個人精通音律，所以經常作曲，他和當時大詞人周邦彥關系很好，每次作成壹個新曲，就讓周邦彥填詞，所以，周邦彥詞裏面有很多新聲。
由此看來，宋代著名詞人與教坊樂工交往的諸多事實，絕不僅具有人際關系往來的簡單意義，實際上是音樂文學創作的壹種實踐方式。
還有，據北宋末年學者葉夢得所著的《避暑錄話》中記載：
柳永擅長作詞，所以教坊樂工們有了新的曲子，都邀請柳永填詞。所以，柳永的名聲很大。永初年間，他作了《上元辭》，在皇宮中很受歡迎。
另外，宋代學者王辟之所著的《澠水燕談錄》也記載了柳永填詞的事，原文是這樣記載的：
有壹個姓史的人，非常愛惜柳永的才能，壹次教坊進新曲《醉蓬萊》，正好宋仁宗很高興，就推薦柳永填詞。柳永欣然走筆，作成《醉蓬萊慢》。
這些說明了，詞作者柳永與當時國家級曲作者教坊樂工***同創作的詞，成了那個時代的流行歌曲。
因此可以說，宋詞作為壹種音樂文學，是由詞作者與曲作者***同完成的，其曲作者身份大多是宋代教坊樂工，確為宋詞發展和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
教坊不僅影響了宋代音樂文學，還直接參與了宋代音樂文學詞的創作。壹是參與詞曲創作，二是直接進行詞創作，三是為沒有曲的詞譜曲，完成詞的音樂文學形式，四是對舊有的音樂文學作品進行改變，使其煥發出新生命力。
教坊還大大豐富了宋詞藝術風格。由於教坊樂工參與了宋代音樂文學創作並產生了相當的影響力，又因這些參與音樂文學創作的教坊樂工，有著大致相同的生活環境且形成了大致趨同的美學觀念，因此就形成了所謂教坊風格。婉媚風流的教坊風格，無疑極大地豐富了宋詞藝術風格。
教坊還通過音樂水平評價、音樂政策制定影響音樂文學的發展。應該說，教坊對宋代音樂文學產生的重大影響是與它在宋代燕樂系統中的崇高地位分不開的。宋代教坊是當時優秀音樂人才的聚集地，代表了當時音樂藝術發展最高水平。
據史書《宋史》記載，教坊樂人都是從全國各地選拔而來的，因此，教坊聚集了大量優秀音樂人才，成了當時音樂水平評價的權威機構。
據史書《宋史》中記載，政和年間的郎官朱維，擅長音律，尤其擅長吹笛，因得到教坊推崇，引起了徽宗註意。在教坊樂工協助下，徽宗對朱維的樂藝水平進行了壹次測試，並授予他典樂的官職。這個事例足以說明教坊在當時音樂界所處的權威地位。
樂工在燕樂領域具有的權威地位，在朝廷制定燕樂政策中，教坊樂工往往起著或明或暗的作用。據後來清代晚期學者況周頤所著的《蕙風詞話》中記載：
教坊大使丁仙現是當時著名音樂家。在朝廷制定律呂政策時，丁仙現這類教坊樂工往往成為咨詢的對象。在新樂制成後，他們還是新樂制作成敗與否的評判者。
由於教坊樂工是制曲、演奏等音樂活動的實踐者，所以他們的好惡及職業操守，往往在暗中對朝廷音樂政策造成影響。
宋代朝廷音樂政策是音樂創作基礎，壹套新律呂制度常常能催生出諸如《黃河清》、《角招》等壹大批新樂目的誕生。而教坊樂工對朝廷音樂政策的參與，無疑會對當時音樂文學產生間接的影響作用。
教坊演出實踐在宋詞傳播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宋代，教坊實際是宋詞傳播的重要中心。葉申薌《本事詞》中記載了宋代詞人周邦彥與宋代教坊的淵源：
周邦彥精於音律，每制新調，教坊競相傳唱。這樣的還有很多。
教坊演出實踐對宋詞創作有重要影響。教坊的演出實際是藝術生產中壹個消費過程，消費的需要必將引起生產的增長。宋代的進獻詞曲往往與教坊音樂實踐相關的史實，正證明了這壹點。
宋代進獻詞作與當時宮廷舉行的宴饗活動是息息相關的，由於教坊是當時最重要的宮廷燕樂機構，有著為宮廷宴饗活動服務的職能，很多情況下這些進獻的詞章皆由教坊演唱；而教坊演出所產生的需求，也因此對應制詞章這壹藝術生產活動產生了積極影響。
宋代教坊演出實踐較大程度影響了宋詞的演唱技法。由於教坊的宮廷背景及其在宋代燕樂機構體系中所處核心地位，也由於教坊在藝術水平上擁有絕對優勢，使教坊在演出中總結出的聲樂技巧，成為了當時整個音樂界遵循的技術標準。
教坊的演出實踐還塑造了曲詞的流行特征。由於教坊樂人大多伎藝卓越，對於當時音樂文化流行風尚有著巨大的影響力。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教坊樂人的喜好有時會對詞人的創作產生壹定導向作用。
另外，教坊的演出實踐對宋代另壹種音樂文體戲劇的形成與發展亦有較大影響。宋代是我國戲劇形式逐漸走向成熟的時期，據王國維在《宋元戲曲史》壹書中的論斷，宋代雜劇和宋代大曲是我國戲劇的兩個重要源頭。
雜劇是宋代教坊常見的表演項目之壹，據《宋史》記載，在每年舉行的春、秋、聖節三次大宴中，每逢進展到第十和第十五盞酒時，按定制都有教坊的雜劇表演，原文記載：
散樂傳學教坊十三部，只有雜劇是正色。
可見，雜劇在教坊的演出中占有著相當大的比重。還有，大曲也是教坊的必備演出項目，據學者陳嚦所著的《樂書》記載，當時的教坊樂工必須會演奏的大曲曲目達到40首之多。
史書《宋史》中記載，宋代大曲的歌詞“以詞連綴”，且又有“於舞踏之中，寓以故事”的現象出現，向後世戲曲形式發展的跡象非常明顯。這樣，雜劇、大曲在教坊的頻繁演出必然會對戲劇的形成與發展產生積極意義。
教坊的演出實踐，對宋代音樂文學整理與保存具有積極意義。自漢武帝建立樂府之後，由於演出的需要，樂府就有整理和收藏民間歌謠的傳統。
作為樂府機構之壹的宋代教坊，同樣具有保存有關音樂類作品功能。宋代文學家歐陽修的《六壹詩話》認為，《霓裳羽衣曲》在民間消失之後，而教坊尚存遺響。
修內司曾是教坊遺構教樂所的管理部門，據《夢粱錄》記載，教樂所確為修內司的下屬機構，教坊大使葛守誠曾撰過40大曲。而大曲又是主要由教坊來演奏的音樂藝術形式。
可見，這些由修內司刊刻的音樂作品大多應該是由教坊保存下來的。這必然會對當時音樂文學發展起到壹定推動作用。
總之，教坊是宋代最重要的音樂機構，是為了滿足宋代帝王的娛樂等精神需求而設立的。圍繞著滿足精神需求這壹主題，教坊作為連接藝術生產中的生產和消費的關鍵展開了壹系列的活動，並為宋代音樂文學的繁榮和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
兩宋時期，程朱理學興起，使封建禮教觀念更加森嚴。那時上層社會普遍接受了程朱理學，他們不再像漢唐統治者那樣註重百戲雜技。雖然宋襲唐制，仍舊設置。
隨著農業的發展，商業日趨繁榮，人口不斷向大都市聚集。北宋都城汴梁和南宋都城臨安，人口最多時，都超過百萬。
所以，許多史學家認為兩宋時期市民階層已經出現。市民需要娛樂，百戲音樂藝人流落到民間要養家糊口，這樣市民階層接納了百戲音樂藝人。百戲雜技在市井演出要場地，於是瓦肆就應運而生了。
瓦肆是隨著宋代市民階層的形成而興起的壹種遊樂商業集散場所。瓦肆是勾畫其特征，與建築無關。北宋都城瓦肆之多，規模之大，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南宋臨安也壹樣，據《宋史》記載：
臨安有名的瓦肆應有清冷橋畔的南瓦、三元樓的中瓦、眾安橋的北瓦、三橋街的大瓦等。北瓦最大，內有勾欄十三座。瓦肆中為了便於表演和分隔觀眾，常用欄桿或布幔隔擋，當時人稱勾欄，並非後世專指妓院的那種勾欄。
總之，瓦肆技藝興盛成熟於兩宋。瓦肆的興起，使本來發源於民間的音樂重新回到了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