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孔子研究《易經》與其人生遭際和魯國政壇變故有著密切的關系。孔子五十歲以前壹直仕途蹇促，郁郁不得誌。五十歲以後突然時來運轉、春風得意，先出任中都宰，然後升為司空，旋即又擢升為大司寇行攝相事，位高權重、紅極壹時。然而孔子深知魯國政壇兇險多變，“公室”與“私家”、宗主與家臣以及“三桓”之間，各種矛盾錯綜復雜，各種關系撲朔迷離，各種爭鬥異常激烈。短短數年間，前有“陽貨之亂”（《左傳·定公八年》），後有公山弗擾以費叛（《左傳·定公十二年》），政壇幾乎壹直沒有安寧的日子。
孔子是壹個懷有遠大理想的偉人，面對魯國混亂復雜的政治局面，既要有所作為，又要規避風險，確實需要大智慧。如何才能做到“無大過”呢？必須“知天命”。如何才能“知天命”呢？必須認真研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的《易經》，從中領悟順應天道、規避人禍的哲理。
其次，儒學發展需要理論創新。孔子所創立的儒學壹直偏重於人文應用領域，對於世界本源以及自然現象等問題則始終采取“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莊子·齊物論》）的回避態度，因而致使儒學思想的哲學基礎相對薄弱，制約了儒學的發展。孔子在構建儒學理論體系過程中可能已經意識到這壹問題，因此他從五十歲開始致力於研究《易經》，因為《易經》中蘊含了許多關於天地之運行、四季之交替、陰陽之變化、人事之休咎、政治之得失等高深哲理，他可以借此來實現儒學的理論升華，為儒學發展註入新的生機和活力。
再次，《易經》是儒學經典之壹，孔子在完成《詩》、《書》、《禮》、《樂》等儒學經典修訂工作後，必然轉而集中精力來整理和詮釋《易經》、《春秋》等內容更加深奧的典籍，這樣才能開設新的教學科目，以滿足弟子們進壹步求學的需求。不過，《論語》中未見孔子教授或與弟子討論《易經》的內容，先秦典籍中也沒有相關記載，可能孔子覺得《易經》內容過於深奧，他壹直沒有物色到天資和悟性俱佳的合適人選，所以只好自己窮究其理、自得其樂了。
到了兩漢時期，有關史書關於儒家《易》學的傳承脈絡突然清晰起來。《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於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元朔中以治《易》為漢中大夫。《漢書·儒林傳》：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裝。及秦禁學，《易》為筮蔔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