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高原地區的眾多蒙古部落原為金朝的臣屬民族，隨著金朝的逐漸衰落，蒙古的勢力也開始壯大起來，逐漸脫離金朝政權的統治。金泰和四年（1204年），蒙古族領袖鐵木真通過殘酷戰爭統壹了蒙古高原各蒙古部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鐵木真被各部落推舉為“成吉思汗”，建立政權於漠北，國號“大蒙古國”（Yeke Mongghol Ulus），即大蒙古帝國。建立大蒙古國後，不斷發動征服戰爭擴張其疆域，1217年滅亡西遼、1219年西征花剌子模，壹直進攻到伏爾加河流域。於1225年東歸，1227年又滅西夏，成吉思汗也在對西夏的遠征中病逝。蒙古軍隊的對外戰爭具有征服性質，為了減少蒙古軍隊的傷亡，加快戰爭的進度，蒙古軍隊在戰爭期間對敵人采取了殘酷而野蠻的政策。大量敢於英勇反抗的地區破城之後人口被屠殺和奴役，無數財產被掠奪損毀。戰爭的結果是建立起了疆域空前廣闊、人口規模和經濟總量居世界第壹、影響力盛極壹時的龐大帝國，基本實現了世界壹統、天下大同的格局，對後世的影響很大。
元朝的建立
蒙古帝國可汗蒙哥於1259年在四川駕崩，享年52歲。其四弟忽必烈與七弟阿裏不哥開始爭奪汗位。1260年3月，阿裏不哥在宗王阿速臺等大多數蒙古正統派的支持下於蒙古帝國首都哈拉和林通過“忽裏勒臺”大會即大汗位。與此同時，忽必烈與南宋議和後返回開平（今內蒙古多倫），在中原儒臣及部分蒙古宗王的支持下集會自稱大汗。1260年4月，忽必烈設立中書省，總管國家政務。1260年5月，忽必烈頒布《即位詔》法令，並建元中統。由於忽必烈在中原漢地自行集會稱汗，並且推行漢法，明顯違背了蒙古傳統，引起了阿裏不哥和蒙古正統派的強烈不滿，忽必烈與阿裏不哥隨即展開了四年的汗位戰爭。直到1264年阿裏不哥兵敗投降，忽必烈定為壹尊，但他推行的“行漢法”主張卻造成許多蒙古貴族的不滿，拒絕歸附忽必烈汗國，結果導致其他幾個蒙古汗國紛紛敵對，忽必烈的政權遂只包括“中國”（並非完全今天意義上的中國）與蒙古高原地區，從此蒙古帝國不復存在。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忽必烈公布《建國號詔》法令，取《易經》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國號為“元”。這是蒙古帝國政權由世界性大壹統帝國轉為中原王朝的分水嶺，蒙古政權之前對中原地區推行的是極具遊牧性質的掠奪式統治，中原地區僅是其屬地的壹部分，到忽必烈時才轉型為以中國為主要占領地的王朝，且在這之前“元”之名尚未出現，故“大元”的建立應由此算起。
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在劉秉忠規劃下，建都於中原的大都（今北京市）。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軍攻陷南宋都城臨安（今浙江省杭州市），俘虜6歲的宋恭帝及謝太皇太後。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元軍在崖山海戰消滅了南宋最後的抵抗，陸秀夫背著9歲的小皇帝趙昺投海而死，中國（南宋）滅亡。
之後，元軍曾進攻過周邊壹些地區，如越南和日本等，其中以試圖征服日本的戰爭最為著名，通常認為臺風（日本人稱之為“神風”）是造成元軍失敗的最大原因。然而，最新的科學發現卻否定了這個原因。近期發表在英國《新科學家》周刊的壹項考古新發現指出：為忽必烈建造戰艦的高麗人有意建造和設計質量極其低劣的船只是導致忽必烈的蒙古艦隊葬身魚腹的主要原因。
[編輯本段]科學文化
元朝的文化藝術和科學技術有較高的成就。天文學居於當時世界最先進的地位，數學、醫學也都在世界先進之列,科學家郭守敬於1276年修訂新歷法，經4年時間制訂出《授時歷》，通行360多年，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壹種歷法。他還曾擔任都水監，負責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運河（其後被忽必烈命名為“通惠河”），再加上濟州河、會通河等其它幾項重大工程，最終形成了今天的京杭大運河，全長1700多公裏；戲曲與小說創作繁榮，湧現關漢卿等壹批優秀的劇作家。元曲成為與唐詩、宋詞並稱的中國優秀文學遺產。中華文化是中國各民族人民智慧的結晶。草原文化與黃河文化、長江文化碰撞，曾經激起過無數絢麗的火花，為中華文化綿延發展提供了不竭的動力。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壹個多民族國家，每壹個民族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為中華文明的進步和發展作出過貢獻。元朝是指公元1206年至1368年間由蒙古族統治者建立的封建政權。在中國王朝序列中，盡管該政權存在的時間較短，但它對中國歷史發展產生的影響卻是極其重要的。
推進了中國多元壹體文化格局的進程
13世紀初，蒙古族統治者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征服戰爭，先後消滅西夏、西遼、金朝、大理、吐蕃、南宋等政權，完成了多民族國家的空前統壹，形成了有利於各民族文化交流發展的有利環境。
中國多民族文化並存的格局進壹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時代開始，中原地區所形成的“夏夷”之說，強調“尊夏攘夷”、“以夏變夷”的思想，對各民族之間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礙。例如在史學領域極具影響的“正閏”說，主張“四夷不得正統”，將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權，與“竊國”、“篡國”者並列，納入非“正統”序列，事實上對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於元朝亦屬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政權，統治者為了確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轉這壹傳統觀念。在編纂《遼》、《宋》、《金》史時，三史都總裁官、中書右丞相脫脫力排眾議，“獨斷曰:‘三國各與正統，各系其年號。’議者遂息。”這壹舉措結束了自遼朝滅亡後200多年的“正統”之辯，同時也在中國史學史上，第壹次以中央政府的名義肯定了各民族政權的合法地位。其意義正如韓儒林先生所總結的那樣：“這壹決定確定了三史以平等看待的基本原則，它符合中國是壹個多民族國家的客觀實際，也符合遼、金、宋三朝互不相屬的歷史狀況，因而是正確的，所以脫脫對三史的貢獻不能忽視。”
加速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元朝統治者實施的民族政策和文化政策，使古代中國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發展出現了很多新的氣象。蒙古族文字產生於這壹時期，並沿用至今；北方遊牧民族歷史上第壹部用本民族文字撰寫的歷史著作《蒙古秘史》誕生；在中國封建王朝歷史上，元朝政府官員的民族成份最為復雜；元朝也是中國統壹王朝史上第壹個多民族文字並用的王朝；《遼史》、《宋史》和《金史》，是廿四史中僅有的、由多民族史家***同編修的史籍，也在中國史學史上首開壹朝官修三朝歷史之先河，為後世保存了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中原文化在邊疆民族地區得到廣泛傳播，儒家經典著作被翻譯成蒙古文出版，漠北、雲南等偏遠地區首次出現了傳授儒家文化的學校；中國首次出現了由中央政府批準成立的、全國性的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教育機構——蒙古國子學和回回國子學，蒙古、契丹、女真和色目人中間湧現出壹大批漢文著述家；西域各民族文化進壹步向中原社會流傳，藏傳佛教在中原得以傳播，海南黎族的木棉種植和紡織技術推動了中國棉紡業的發展；在寬松的政治文化氛圍下，各民族間的交融也進入又壹個高潮期，契丹、女真、黨項等民族悄然融入到蒙古族、漢族和周邊其他民族之中，而壹個全新的民族——回回族在中華大地上誕生。對於元朝各種文化和諧並存的局面，中世紀歐洲“四大旅行家”之壹的鄂多利克，曾感慨地稱之為“世界上最大的奇跡”。
由此可見，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歷史上出現過的人為的文化屏蔽現象，中華文化多樣性的現實得到普遍認可，“四海為家”、“天下壹家”的觀念深入人心，多元壹體格局在統壹的環境裏變為事實。兼容務實的文化政策推進了中國封建文化的發展
與大多數中國封建王朝相比較，蒙元時期思想文化觀念有兩個特點是十分顯著的：其壹是兼容，其二是“不尚虛文”。在這壹思想的指導下，元朝的文化環境表現出兼容務實的特征。
蒙元王朝的文化兼容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它是中國古代歷史上唯壹沒有從官方角度提出“避諱”制度的王朝；它是中國封建歷史上思想文化禁錮制度最少的王朝之壹，目前尚未發現元代人士因言論遭受不幸的實例。據統計，元代的文化禁令僅是明清兩朝的幾十分之壹；它還是中國封建歷史上唯壹明確提出宗教信仰自由的王朝，當時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宗教在中國都有活動場所和信徒，這在當時的整個歐亞大陸恐怕是絕無僅有的文化現象。
兼容的文化氛圍為中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中國“戲劇史和文學史上的重大事件”——元曲（散曲和雜劇）就是在此環境下形成的。今人把元曲與唐詩、宋詞並列，視之為中國文化的瑰寶。壹些學者認為元曲之所以在元代誕生並繁榮，主要得益於元代北方少數民族倫理道德的影響和文化政策的寬松，“使得社會思想能夠較多地擺脫傳統規範的束縛”自由創作。
儒家文化的社會地位進壹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為“大成至聖文宣王”，使其美譽達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孟子等歷代名儒也獲得了崇高的封號；元朝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專門設立“儒戶”階層，保護知識分子，“願充生徒者，與免壹身雜役”。元代的民眾普及教育超過了前代，書院達到400余所，州縣學校的數量最高時達到24400余所。對元代儒家文化的發展，陳垣先生是這樣評價的：“以論元朝，為時不過百年。……若由漢高、唐太論起，而截至漢唐得國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論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計乾隆二十年以後，則漢、唐、清學術之盛，豈過元時！”
務實的精神推動了文化與社會實踐的互動。建立元朝的蒙古族處在封建社會上升階段，有著較為迫切的發展要求。因此與宋代相比較，元朝務實的文化精神是十分顯著的。元朝的奠基人忽必烈主張“應天者惟以至誠，拯民者惟以實惠”，強調“務施實德，不尚虛文”。據此，他提出了“科舉虛誕，朕所不取”，廢止了科舉制度，在人才選拔上強調才幹，而不單純是“以文取勝”；壹些關乎國計民生的科學文化在政府的扶持下也得到了快速發展：由政府組織的壹系列大規模的天文實測活動，使中國在很多天文學領域處於世界先進水平（如黃道夾角的科學數據、星辰的數量、歷法等）；在地理學方面，《大元壹統誌》開中國官修地理總誌之先河，也是中國古代史上篇幅最大的壹部官修地理誌書；元代編修的方誌達到160種，數量超過了宋代；元政府還組織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對黃河河源的實地科考；在農業技術及農學普及方面，南北東西農作物廣泛交流，各地農業技術（如生產工具）取長補短，棉花種植在元代得到全面推廣，很多農作物得到普及。政府加強了農業科技的總結和普及工作，司農司編輯的《農桑輯要》是中國古代政府編行的最早的、指導全國農業生產的綜合性農書，魯明善的《農桑衣食撮要》是中國月令體農書中最古的壹部，王禎的《農書》是中國第壹部對全國農業進行系統研究的農書；在宋代發明活字印刷術的基礎上，元代發明了金屬活字、轉輪排字法和套色印刷術。此外，元政權對醫學、造船業、陶瓷制造和水利也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在元朝，中醫藥學有很大發展，出現了金元四大學派，特別是中國與阿拉伯、波斯等地密切而頻繁的交往，不但大大促進了中國人的重大發明及中醫藥知識廣泛向外傳播，而且使得當時處於領先水平的阿拉伯及波斯醫藥學典籍被帶來中國並翻譯成中文。阿拉伯式的芳香揮發劑、滴鼻劑、露酒劑、油劑與糖漿劑等已經普遍得到推廣應用。在元朝的秘書監中，保存了不少阿拉伯人關於醫藥學方面的著作。中國傳統醫藥學此時已經深受這些外來醫藥學的影響，特別是中藥學擴大了“中藥”的內涵，大量吸收、使用由阿拉伯人、波斯人甚至印度人傳來的“海藥”。元朝政府在太醫院下面專門設置廣惠司，掌管回回醫藥事務；公元1291年先後在大都、上都建立“回回藥物院”。著名的“回回藥方”也是元朝時期從伊斯蘭國家傳來的。另外，元末杭州穆斯林已經開始設立比較正規的醫院為國人治病。元朝不但是中國古代天文學發展的巔峰，而且還是中國數學的最後壹個黃金時期。中國人使用阿拉伯數字是從元朝開始的。這些美妙的數字是元朝時期來華穆斯林贈與我們的禮物。1957年，在西安元代安西王府遺址中，考古隊員發現五塊鑄有阿拉伯數字撤離形鐵塊，其中四塊出土時夾在鑿刻整齊的兩塊方石中。經研究，這是用阿拉伯數字排列的六六幻方，其縱、橫、對角線的數字之和為“111”。
元時的中國，醫藥學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出現了兼收並蓄、互通有無的局面，大大豐富了醫藥學知識的內容。
《回回藥方》（以下簡稱《藥方》）是中國大型綜合性回回醫藥學典籍（作者不詳），原有36卷，少數殘存本現可見於北京圖書館。該書多以漢語書寫，同時夾雜許多阿拉伯語與波斯語醫藥術語及漢語音譯。僅以少數殘存本目錄就可以看出，《藥方》是壹部包括內科、外科、婦科、兒科、骨傷和皮膚病等科、內容豐富、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醫學典籍；研究中國醫藥史的學者根據殘存部分推斷，《藥方》約有藥方6000～7000首之多，其價值與中醫古籍《外臺秘要》相當。
開創了中國封建時期中西文化交流最繁榮的時代
元朝以及四大汗國等政權的產生，使13世紀之後的歐亞政治格局發生重大的變化，東亞、中亞和西亞地區昔日林立的諸多政權頃刻間消失，歐洲的部分地區也納入蒙古汗國的統治之下。毫無疑問，殘酷的戰爭，劇烈的社會動蕩，曾給歐亞各國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但是，征服戰爭以及隨之建立的蒙古政權，在客觀上帶來的積極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它使歐亞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壁壘被打破。蒙古族統治者鼓勵通商的開放政策，便利、安全的驛站交通，拉近了歐亞之間的距離，使各種文化之間的直接對話成為現實，縮短了歐亞大陸區域之間因發展不平衡以及由於地理空間和人為封閉造成的文明進程的差距。交流讓中國認識了世界，世界也認識了中國，東西方之間的神秘面紗被揭開，世界文明史由此進入了新的時代。如果從中國文化史角度觀察，蒙元王朝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促進了中國的國際化。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對外影響最大的王朝是唐朝和元朝。但是，如果從對外影響範圍、往來國家數量和國際地位角度比較，唐朝與元朝是無法比擬的。優惠的通商政策、通暢的商路、富庶的國度、美麗的傳說，使元朝對西方和阿拉伯世界的社會各界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廣州已具有國際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為國際最大的對外貿易口岸。旅行家、商人、傳教士、政府使節和工匠，由陸路、海路來到中國，他們當中的部分人長期旅居中國，有些人還擔任政府官員。據統計，這些人分別來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裏、敘利亞、摩洛哥、高麗、不丹、尼泊爾、德裏蘇丹國、波蘭、匈牙利、羅斯公國、英格蘭、法蘭西、意大利、亞美尼亞、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國。歸國後壹些人記錄了他們在中國的見聞。正是這些遊記，使西方人第壹次較全面地掌握了中國和東方的信息，壹個文明和富庶的中國真實地展示在世界面前。這些信息改變了歐洲人對世界的理解和認識。學術界普遍認為，馬可波羅等人的著作對大航海時代的到來產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
開創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榮的時代。元朝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進行經貿往來的國家和地區由宋代的50多個增加到140多個。海路到達非洲海岸，陸路往來直抵西歐，統壹的環境為國際間、地區間的交往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條件，史稱“適千裏者，如在戶庭；之萬裏者，如出鄰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歐洲人湧向東方的同時，中國人的視野也更加開闊，對周邊國家、中亞、南亞和印度洋地區的了解更加清晰，足跡甚至延伸到西亞和西歐。人們對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介紹，不再局限於道聽途說，而大多是親身經歷。如汪大淵的《島夷誌略》壹書，所記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國史實“皆身所遊覽，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該書記錄了數百個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險要、氣候物產、人物風俗，與我國的經濟、文化交往情況等等，多屬前人未載內容。類似的文獻還有《西遊記》、《西遊錄》、《北使記》、《西使記》、《真臘風土記》、《異域誌》等，反映了元代中國人對外部世界的新認識和開闊的文化視野。
元上都文化的多元化和繁榮
上都，又稱上京、灤京，地處中原與漠北的交界處。上都是蒙元帝國繼哈刺和林之後建立的第二個都城，也是標誌著蒙元帝國走向輝煌的歷史名城。
1251年蒙哥汗即位後，命其弟忽必烈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為了對刑州、河南、陜西關中等地進行治理，忽必烈由漠北南下，駐帳於桓州、撫州壹帶，在灤河上遊的沖擊平原——金蓮川廣招天下名士，建立了“金蓮川幕府”，形成了忽必烈總理中原軍國事務兼有文韜武略的人才庫、智囊團。確立了崇尚懦學的王道思想，興復“文治”，以“實天下太平之基”。
1256年，忽必烈奉蒙哥汗旨，命劉秉忠“於嶺北灤河之陽，築城堡，營宮室”。北依龍崗，南臨灤河，放眼金蓮川，1259年建成開平城。 1260年忽必烈在開平即大汗位，開平升為府，壹躍為夏都，置中書省，總理全國政務。1263年擴建開平府正式加號為上都，設上都總管府。當時的北平稱作燕京，1264年改為中都，八年後改為大都。
上都是蒙元大帝國走向全盛時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忽必烈大汗的潛藩時期的領地，是成就元王朝帝王大業的發祥地。元世祖忽必烈繼成吉思汗、窩闊臺汗之大成，馬上打天下，馬下治臣民，文韜武略，多有建樹。三代相繼，成為蒙元帝國的全盛期。
大元帝國先後有六個皇帝在上都登上大汗皇位。元王朝中期以來，發生的“南坡之變”、 “兩都之戰”、 “上都兵變” 等宮廷鬥爭和流血沖突，都證明了上都極重要的政治、軍事、文化的地位。
大元帝國的廣袤的地域和穩定的發展，極大地便利了多元文化的繁榮和與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
上都在中外交往史上具有深遠的影響。許多外國使者、傳教土、商人、遊客等，都在上都受到元朝皇帝的接見，建立和發展了友好關系。王惲《中堂事記》記載，中統二年(126t年)，發郎國(歐洲)使者曾到開平朝見忽必烈， “獻卉服諸物……上嘉其遠來，回賜金帛甚渥”。同年高麗王王植也派王子率高麗參知事李藏用等18人抵卉平。龐德四年(1300年)緬國木連城首領阿散哥遣其弟者蘇率91人的使團來中國。元成宗在元上都召見者蘇。至正二年(1342年)羅馬教皇的使者馬黎諾裏壹行到上都，在慈仁殿受到元順帝召見。
上都常有阿拉失、波斯、突厥等商人往來，被稱為“色目商賈”或“回回商人”。意大利威尼斯商人尼古刺兄弟帶馬可，波羅到中國，在上都受到忽必烈極高的禮遇。馬可·波羅在中國居住17年，深得忽必烈器重。著名的《馬可·波羅行紀》詳細記述了上都的宮殿、寺院、宮廷禮儀、民情風俗，向世界介紹了上都，讓世界了解了中國。
國外的科學家也來到上都工作，促進了中外科學文化的交流和發展。波斯科學家紮馬剌丁曾受蒙哥汗委任籌建天文臺，至元八年(1271年)， 上都回回天文臺正式成立(也稱北司天文臺)。忽必烈汗賜封紮馬刺丁為提點，為元王朝任命的第壹任天文臺長。紮馬刺丁研制子多種大型天文儀器，並制定了“萬年歷”。曾任北司天文臺少監的馮天章及著名科學家郭守敬都曾受到紮馬刺丁的影響。
上都城有著眾多的佛寺、道宮、回回寺和文廟。除了蒙古薩滿教以外，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都很活躍．著名的兩次佛道兩次大辯論影響深遠。佛道兩家爭辯，由朝庭下旨組織辯析．兩家相約：道勝則僧冠首而為道，僧勝則道削發而為僧。 第壹次，1255年在漠北哈刺和林，佛教代表少林寺長老福裕駁倒了全真教派的首領李誌常。第二次1258年“蒙哥委托忽必烈在開平召集漢地佛道兩教代表人物進行第二次辯論。參加辯論的佛教僧侶300多人，道士200多人，達官顯貴和儒士200多人，吐蕃(土波) 人班彌恒、八思巴作為統領釋教的帝師和克什米爾僧人那摩等宗教首領也參加了辯論大會。各抒己見，不同思想文化爭鳴，轟動朝野。
上都由於是蒙元政治文化中心，又在世界有著廣泛深遠的影響，所以通行著多種語言文字。官方通用蒙古文，其文字有畏兀字和八思巴新字。有漢文、藏文和亦思替非(古伊朗波斯)文。
孔廟、八思巴帝師寺地位崇高。懦學、蒙古字學、醫學、天文學都很興盛。
元世祖忽必烈1260年在上都即大汗皇位。即位詔書大講“文治”． “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 武功叠興，文治多缺，五十余年於此矣”．中統二年(1261年)世祖皇帝向全國頒發了壹道詔書， “宣聖廟及管內書院，有司歲有致祭．月朔釋奠，禁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侵擾褻瀆，違者加罪。”至元四年(1267年)撥巨款重建孔廟。至順二年(1331年)和
至元二年(1336年)兩次頒發詔令，向上都孔廟賜碑。
有廟即有學。孔廟得到尊崇，儒學也廣為傳播。中華文化三大傳統，懦、道、佛都有了深入發展。懦家思想核心是“仁”， “仁愛”。崇尚道德．道家以自然為法， “道法自然”，崇尚無為的自然主義，主張“天人合壹”，佛家從“解脫”坐標觀照人生，信奉“無常故苦”的價值判斷，為人們提供了解脫方法和途徑的精神依托。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儒家人世，道家隱世，佛家出世．三家融合在以下三個方面：壹是對人的生命價值的關切。二是對人生崇高境界的追求，三是重視心性修養。儒、道、佛得深入闡釋和東西方多種宗教與學說的廣泛發展都說明了蒙元文化的多元化與繁榮。
中華文化有著五千多年的漫長歷史。蒙元時期文化和多元性和廣收兼容有著顯著的特點，這是和貫通歐亞的廣袤疆域與文化大視野和眾多民族的大壹統大融合相壹致的，這樣的歷史條件也是前所未有的。實際上中華文化也正是在不斷吸收各民族各地域文化的基礎形成的。
令世人矚目的是在元王朝近百年的發展中，文化藝術特別是元曲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元雜劇在金院本和諸宮調的基礎上廣泛吸納多種詞曲和技藝的發展成果，達到壹個鼎盛的階段，在中華文化史上與唐詩、宋詞相媲美。著名的作家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鄭光祖、白樸等成為名傳千古之人。 《竇娥冤》、 《西廂記》等壹大批佳作，在戲劇和文學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對後來戲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元雜劇留存下來的作品有150種左右，成為人類戲劇和文學藝術的瑰寶。
詩歌、書畫也有了高水平的發展，出現了壹批書畫和詩歌大家。趙孟頫書法師承王羲之。圓轉遒麗，人稱趙體。詩畫俱佳。元好問多有傳世之作，是有名的詩人和詩評家。蒙元文化是中華文化繁榮發展的壹個重要階段，在中華大文化中占有顯著的地位。蒙元時期中華版圖橫跨歐亞的廣袤地域和眾多民族的大壹統局面使得文化的發展具有前所未有的深厚寬廣的內涵。中華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蒙古本地文化和中原文化，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大交匯，大融合，有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和提高的時空。上都作為元王朝的夏都和蒙古大汗的發祥地有著舉足輕重的中心地位。與大都相比，上都視為“蒙古人的故土”。與大都相比，同樣作為蒙元時期的政治文化中心，上都文化更多體出了蒙古文化的本色。多了薩滿教、質孫宴、馬奶宴、白翎雀歌舞，品茗芍藥等草原特色。元世祖忽必烈潛藩之際即在上都所在的金蓮川建立幕府，為元王朝的建立作了思想、文化、理論、人才等多方面的準備。從36歲的總領“漠南漢地軍國庶事”，苦心經營十年，46歲時(1260年)在上都登上大汗皇位。上都“控引西北，東際遼海，南面而臨制天下，形勢尤重於大都”。(《道國學古錄》卷十)上都距原蒙古汗國的政治軍事中心哈刺和林較近，是溝通南北東西的重要樞紐。對聯絡、控制擁有強大勢力的漠北蒙古宗親貴族，在政治、軍事上約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在文化上同樣成為蒙古本土文化與中原文化的結合部，是融匯蒙古草原文化與漢族農耕文化，西域文化與中原文化集大成之地，是蒙元時期無可爭議的政治文化中心。所以說，上都文化是蒙元文化的集中體現，也是蒙古文化高度發展，吸納多種文化的有益成分，達到歷史性的高度。作為元王朝的主流文化對社會和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作為世界強國，也對世界的文化發展和人類的文明產生了不容忽視的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