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古人，對於文人，我們歷來總有拔高或放大的“人文”偏好。
於是，我們能夠記住的，不是幹巴巴的聖人，就是亂糟糟的才子。若是還原歷史的全部真相，真實的聖人或文人，又會令我們多多少少有些沮喪。好在是，歷史還會存有壹些令人欣慰的魅力“異數”，譬如說納蘭容若，給予我們意外的激動和希望。
納蘭容若（本名叫性德）是壹位極其可愛、可敬的人物。他雖是滿清的相府公子，卻“視勛名如糟粕、勢利如塵埃”；他雖是皇帝的禦前侍衛，卻“以風雅為性命、朋友為肺腑”。說他可愛，是緣於他的人生姿態，“胸中浩浩落落”，不受世俗影響，不為名利束縛， 清清爽爽，揮灑的是真我；說他可敬，是緣於他的健碩人格，不為矯情示大，不因自傲止步，認認真真，堅守的是自我。當年，身為大內保鏢，他“日則校獵，夜必讀書”，朋友誇他“從容政事之堂，翺翔著作之署”，指的就是他“兩不誤”的刻苦精神和瀟灑才情……而如此壹位才情充沛，人格健全，絕世超然的“翩翩壹濁世公子”，竟不是緣自小說家的杜撰，而是夾在中國文化史冊裏的壹位鮮活人物，想想看，驚奇之余，不免又有幾份驕傲和欣慰。
壹、不是人間富貴花?相府公子的憂郁之謎
從某種程度講，納蘭容若是以“憂郁”而聞名於世。而要探究他的性格郁郁之謎，最好先從他的家庭背景談起。
納蘭容若生長在裘馬輕肥、鐘鼎鳴食的朱門華第,可謂是含著金鑰匙出生的幸運兒。更幸運的是，他的父親明珠不但官做得好，位極人臣，而且教子有方，對他調教得當，又寵愛有加。明珠是壹位從“基層”壹步步幹起來的能臣。口才好，記性好，心思縝密，史載他為人“警敏善斷，事無大小，洞見本末，措置規畫，纖悉中要”，天生就是壹塊當官的好料。58年的職業生涯中，他從侍衛幹起，漸漸把刑部尚書、兵部尚書、吏部尚書、禮部尚書都做了個遍，最後做到戴三眼花翎頂帶的太子太傅和武英殿大學士，在平三藩、定臺灣等壹系列大事中都做過不少貢獻，也因此居“相位”（內閣）達十三年之久，其能力可見壹斑。同時，他還博覽古籍、曉暢朝典，是個法典專家。如《大清會典》、《大清律》、《賦役全書》、《滿漢品級考》等，都是由其裁定，另外，他還擔任過《壹統誌》、《明史》的總裁。明珠為人謙和，個人魅力非同壹般，特別是 “好施予，尤喜寒士”，史載他“羽翼善類，將掖寒士，卓然有古大臣風。這樣“文武兼修，德才兼備”的楷模父親，必然對容若性格的形成和個人喜好的培養，有著深遠而親密的影響。
在此，我們應該糾正習慣上對明珠的歷史偏見和人格成見。雖說掌控朝柄的明珠也有“廣置良田，市買奴仆”的浮華壹面和政治上投機圓滑的壹面。史載他借重臣地位之便，總是討便宜買乖。凡是官員奏章符合皇帝旨意或受到誇獎時，他就會說那是他力薦的結果；如果皇帝不滿意，他就會說皇上很不高興，幸虧我從容挽救。從而把下面的官員哄得是時喜時憂，不敢不承他的情面。身位壹名縱橫官場幾十年的老官僚，明珠不虧是玩弄權術的高手，他以種種手段“市恩立威”，廣結黨羽的目的，不外乎“要結群心，挾取貨賄”，滿足的是權力的操控欲和心理上的滿足感。對於這壹點，只要不觸及底線，皇帝都可以理解，也能夠包容。更何況他又那麽能幹，對皇帝也是忠心耿耿，絕無二心，這就是為什麽後來他雖然被彈劾，被抄家，但旋及又官復原職，繼續能擔任內大臣，直至70多歲老死善終的重要原因。
乾隆三十七年(1772)，國史館修纂《明珠傳》時，乾隆帝在確核明珠的罪案時，就很明白地指出：“明珠錯就錯在於徇利太深，結交太廣，不能恪守為官的戒律，但不至於像明代的嚴嵩、溫體仁等人那樣竊弄威福，竟敢陰排異己，潛害忠良，搞得滿朝畏懼而又不敢多言。雖然明珠也有很大的過失，但並不能掩蓋他的功勞。” 這應該算是對他比較客觀的評價。
介於人性的復雜和微妙，對於歷史人物的評判，我們既不能壹味放大缺點，也不能壹廂情願地提純優點。在這對父子身上，我們就不能因為明珠的種種政治過失而武斷判定他的人格“庸俗卑鄙”，同樣也不能因為容若的詩詞“不食人間煙火”，就刻意相信他的品質“清高絕俗”。換言之，明珠肯定不是臉譜化的“惡人”，容若也絕對不是純粹化的“玉人”。後世許多研究容若的文章，把明珠和容若“對立”起來，我以為沒有什麽道理。其實，就容若性格的培養和素質的形成，我以為身為父親的明珠是功不可沒。
容若“天資純粹，才力強敏”，這是拜老天爺所賜，但他“識見高明，學問淹通”，就要算明珠的功勞。這是他為兒子聘請名士高師，認真教化的結果；而容若待人之君子心性，至誠真摯，除卻天性使之然，我想也肯定受到明珠禮賢下士的影響。正所謂“子之教，父之功”也。
身為八旗子弟的容若，正是在開明又開放的父親細心調教下，成為壹名文武雙全，人品佳美，絲毫不帶紈絝習氣的“翩翩濁世佳公子”，很是招人喜愛。容若十八歲中舉時，他的老師就回憶說“偕諸舉人青袍拜堂下，舉止閑雅”，沒有半點相國公子的驕矜和浮華。
十九歲那年，容若因寒疾不能參加廷試，明珠心疼兒子，決定把“功名”先放壹放，坦然表示：“吾兒年紀還小，再等幾年吧”，護犢之情躍然紙上。由此我們也可以判斷，明珠雖然要求兒子上進，卻從不給他壓力，絕不是壹般意義上的封建家長。
近世紅樓研究有“明珠家事”壹說，先不論真偽，我們不妨做個有趣的對比：且把容若與寶玉相提，明珠與賈政並論:若是明珠和賈政壹樣刻板無趣，僵化教條，那容若怎麽可能會築茅廬，建花堂，擁書萬卷，蕭然自娛，過著“悠然塵外“的神仙生活？我總以為，正是明珠對兒子的開放和包容，納蘭容若“純任性靈，纖塵不染”的真性情才可能得以自由舒展。需要補充壹點的是，容若結交的大多寒士朋友，同時也多受明珠的庇護和幫助。作為封建大家庭的大家長，明珠具有無上的權威，如果他不同意，不支持，容若要想那樣以狂生自居，和朋友恣意唱和，恐怕只會象寶玉壹樣，討來的只是壹遭“暴打”。也正是因為有著父親這樣壹把巨大而溫暖的保護傘，容若才可以“世味甚淡”，以風雅為性命，視朋友為肺腑。
實事上，明珠和容若父子感情甚篤。對於自己的父親，容若是非常敬愛和孝順的。有壹次明珠染病，容若整日整夜服侍左右，為照顧方便，晚上連衣服都不脫，多日下來，臉色變得黝黑，憔悴不堪。等到明珠病情好轉，飯也能多吃幾口時，他才轉憂為喜，並告知親朋好友。這壹點，又和寶玉與賈政緊張的父子關系形成鮮明對比。
那麽，既然這樣，容若又為什麽那樣憂郁呢？對此，我們必須明確壹點，那就是納蘭容若雖然“性近悲涼”，具有非常典型的多情憂郁型的詩人氣質，但他的憂郁和苦悶，也是分階段和場合的。雖說他也是伴隨著壹聲啼哭來到人世間的，可並非是剛生下來，就滿面愁容，擺著思想者的造型。
如果細細研究納蘭容若的創作年譜，追隨他的人生軌跡，就不難發現，他最大的傷痛是喪妻之痛，大量令人不忍卒讀的淒惋詩詞，多是緣於這塊心病；而他最大的苦悶是雄心壯誌不得酬，苦於職場生涯的寂寞和單調。
有文章說容若是看透了封建王朝官場腐敗和人心傾紮的險惡和無奈，才會那樣消沈，我以為有刻意拔高容若覺悟之嫌。在他短暫三十壹年的人生當中，九年的職業生涯都與“官”場無關，他終其壹生，從事的也只是入直從駕的“大內保鏢”工作，而且他壹直渴望被皇上提拔，以便早日進入“官場”，以展抱負。
也有文章以事後諸葛亮的姿態判斷容若未蔔先知，早就預知納蘭家族有“大廈將傾”的危險，所以才會那樣“抑郁”，我以為這種說法也不靠譜。其實在容若的有生之年，他的父親明珠壹直官運亨通。便是追溯到他去世後的兩年，明珠府被抄，雖是栽了根鬥，傷了元氣，但納蘭家族並沒有衰落，壹是明珠很快就官復原職，二是容若的弟弟、孫子，以後都很有出息，便是足有說服力的明證。
還有壹種說法，將容若的寂寞歸結為滿族文人在漢文化中的尷尬地位，以及對本民族文化消亡的焦慮之感。這個觀點看似深刻，可我以為有點牽強。壹來那個時代，滿族處於統治者的強勢地位，對於漢文化的學習，更多是基於穩固統治的需要。對於本民族文化的態度，他們既不自卑，也不自大，易服剃發，滿漢雙語，重視騎射，更多強調的是壹種政治效用，至於文化優劣，他們心知肚明，態度也很明確。換言之，他們對漢文化的接受，是主動而積極的，是抱著為我所用的目的，譬如清朝統治者從不鼓勵滿人、蒙古人參加科舉，而是把科舉入士之途留給漢人，即所謂“旗人不占鼎甲”。因此，統者階層的優越感，使他們不可能幼稚到和漢人比拼文化的程度。容若身為滿清貴族子弟，對漢文化的學習和運用，能得到漢人知識分子認同，自然是壹件好事，但我想他也絕不會因此寂寞，文化境界沒有民族之分，容若不見得壹定要和滿人唱合，才會***鳴和滿足。至於本民族文化的消亡焦慮，那更是後世遇到的難題，與容若無關。
無論如何，我們不能簡單地將納蘭的“憂傷”隨意歸結，或是任意附會。如果我們拋棄種種歷史或情緒的幹擾因素，單就納蘭容若的性格分析，也許我們會離真實的答案近壹點。
“天姿超逸”的容若，有壹種“冰肌玉骨天付與”的冰純氣質。正如他在《采桑子?塞上詠雪花》寫道:“非關癖愛輕模樣,冷處偏佳,別有根芽,不是人間富貴花。”這種“別樣清幽”、“自然標格”,偏愛“淒涼”、“冷處”的性情正是壹種十分純粹的詩人氣質，與家庭無關，也與時代無關。只不過，壹顆高貴的靈魂，兼具“烏衣公子”的富貴身份，會讓他顯得更有魅力。
被推崇為“北宋以來，壹人而已”的納蘭容無疑是個天才，而按照叔本華《天才論》中的“天才憂郁”之說，納蘭容若的憂郁更具壹種思想貴族式的氣質之美。曾有人做過壹個數字統計：納蘭性德現存的三百多首詞裏,“愁”字出現了90次,“淚”字用了65次,“恨”字使用了39次,其他如“斷腸”、“傷心”、“惆悵”、“憔悴”、“淒涼”等字句,更是觸目皆是。有人把他與南唐李後主相比，或幹脆就說他是“南唐李重光後身”，我深不以為然。同是憂傷，可我以為有質的區別。李後主以亡國為代價，換來“壹江春水”的愁，多是多，載是載不動，可也不值得壹載，因為他念的是故國雕欄玉砌的富貴生活，悲的是垂淚宮娥的卿卿我我，這般愁，拿來又如何？相比較而言，容若的愁要清新的多，可愛的多，也美麗的多。對容若而言，憂愁是壹種思考的姿態，也是壹種心靈的洗禮和升華。他愁的是人生況味，愁的是世事無長，愁的是歲月無情，愁的是歷史滄桑……他愁出了“唱罷秋墳愁未歇”的情意綿長，也愁出了“天將愁味釀多情”的無限詩意，還愁出了“倚欄無緒不能愁”的人生尷尬。對於何處生來的憂傷，容若也不是很明白，他就曾“幾為愁多翻自笑”。自嘲愁多，需要幽默的精神為底色，更需要壯碩的人格做支撐，好在是，他都有。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裏誇他的詩詞“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並分析說是“未染漢人風氣”的緣故。因此讀容若的詩，會有清新之風撲面而來，帶著野草的氣息。那些以情勝、以性靈勝的詩詞，多是飽含著美好的感情和純真的激情,真得令人眼熱，真得令人心動。相比較而言，所謂“資深”漢人寫手的詩詞，縱是匠心再巧，用典再深，韻律再美，又能如何？
容若的純，容若的真，有壹種玉樹瓊枝的“出世”之美，正所謂“三生慧業,不耐浮塵”。容若自號“楞迦山人”，他的詩詞《飲水詞》也取自北宋和尚道原的《燈錄》中“如魚飲水，冷暖自知”句，由此可見，他有佛家常說的慧根和佛緣。也許正是太過聰慧，他看透了人事繁華，才會漠然“視勛名如糟粕,勢利如塵埃”,並坦然以“蕭然若寒素”的狂生姿態，在自己的天地裏，恣意自己的感情，美麗自己的生活。
二、平生縱有英雄血，無由壹濺荊江水-----禦前侍衛的難解心結
後世評論容若時，說他生在大富大貴的宰相之家，又是帝王身旁的近臣，可寫的詩詞卻是“哀怨騷屑，類憔悴失職者之所為”。這壹點看似奇怪，可要是細細梳理壹下的職業生涯，我們也就不難理解他的抑郁和苦悶了。
首先，我們必須明確壹點，那就是納蘭容若並非天生的“自由主義者”。他雖然自號“楞迦山人”，也確實常有“山澤魚鳥之思”的出世傾向，但深受儒家思想浸淫的他，入世極深，也很主動，修身齊家平天下，才是他最大的人生夢想。他的老師徐?學就曾誇他說，無論聖賢修身立行，還是興亡理亂所在，凡是關計民生的問題，他都會“慨然以思”。另壹方面，他的詩詞雖然做得漂亮，卻“不屑以文字名世”，身為滿清貴族，年少才俊，又身逢壹個朝氣蓬勃的偉大時代，自然有著“功名垂鐘鼎,丹青圖麒麟”的宏偉抱負和“欲將普天壹洗,銀河親挽”的萬丈豪情。
當然，納蘭容若是封建時代的臣子，他能否壹展抱負，關鍵要看他碰上壹位什麽樣的帝王。幸運的是，他碰上的是滿清最有作為，也是最有能力的康熙皇帝。有趣的是，他和康熙同歲，都屬馬，按陰歷計，康熙生於三月十八日，容若生於十二月十二日，也就半歲之差。明珠是康熙最信賴，也是最親近的滿族大臣，身為明珠之子的容若，自然會對這位和自己同齡的帝王有著更多、更深的了解。按照“合情”的猜想，除卻君主有別的地位差異外，容若對於這位十六歲智擒鰲拜，十九歲果斷削藩的少年帝王壹定是充滿了綿綿不絕的敬仰之情，也可能在潛意識裏，會有些不自覺或自覺的跟隨和比照。譬如說，康熙是個勤奮的帝王，他好學胸懷廣博，視野開闊，對西方科技很是癡迷，納蘭容若也是如此。他在《淥水亭雜識》裏就記載著他收集到的關於西方天文歷法、醫藥和灌溉機械等知識，而且還滿懷熱情，下了功夫仔細研究，和中國相關知識做了積極比較，並坦率承認之間的差距。需要說明的是，他搜集這些西洋知識，都關系“國計民生”的大問題，並非壹味地獵奇，正如他所言，期望可以“仿效”，從而達到“通行天下，為利無窮”的目的。
另外，他還對西方的火炮、鳥銃以及中國古代的刀槍、陣法，有著詳盡的研究和思考。在此，我們不妨註意壹個歷史細節，也就是在容若開始寫筆記的時候，正是康熙十二年，也是“三藩之亂”的頭壹年。而在平定三藩之亂的過程中，康熙很重視新式火器的研制和運用，他重用西方傳教士南懷仁等，“依洋式”研制輕型火炮和燧發槍。那麽，容若記錄這些筆記，多多少少都有點向康熙“看齊學習”或者“積極響應”的意味。另外，同是滿清子弟，納蘭容和康熙壹樣，也是“善騎射”，馬上功夫很是不錯。而早在康熙十年，康熙就曾誥誡滿清貴族少年要“讀書習騎射，勿恃貴縱恣”，這方面納蘭容若絕對是個榜樣。康熙十九年，納蘭容若在上駟院為皇帝牧馬時，康熙就曾驚異他的吃苦耐勞精神，誇他“此富貴家兒，乃能爾也。”
除卻“武功”方面的效仿外，在“文治”方面，納蘭容若也是緊跟康熙提倡的“主旋律”，與“時”俱進。康熙提倡經學研究，他就洋洋灑灑著寫出八十卷的《合訂大易集義粹言》，並編撰刊刻《通誌堂經解》；康熙為了“振興文教”，加上又喜歡“觀書寫字”，康熙十六年三月，他曾下諭要求翰林院的官員“將所作詩賦詞章及真行草書不時進呈”，也恰是在這壹年的下半年，納蘭容若的第壹本詩詞集《飲水詞》完成了編制；康熙十七年，康熙下詔取博學鴻儒，尋求“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士”，第二年，納蘭容若的《飲水詞》、《今詞初集》（和朋友合編）就刊刻發行。列舉這些“巧合”，並不是要說明容若的投機和勢利，他那樣做，壹方面自然緣於其父明珠的信息靈通和可以理解的為家族計，或為兒子遠大前程計的“軟謀略”，另壹方面則是容若真誠渴望得到康熙賞識，實現自己建功立業，兼濟天下的偉大抱負
能文善武，才情充沛的容若，十八歲中舉人，二十二歲中二甲七名進士，加上在中進士的那壹年（康熙十五年），以壹首《金縷曲》震驚詞壇，“詞名大著”，可謂是少年得誌，春風得意。因此，起初的他，對於仕途還是充滿了自信和向往，有著“算功名何許，此身博得”的豪情瀟灑，以及“便向夕陽影裏，倚馬揮毫”的浪漫想象。然而，那位同齡的少年帝王，也許考慮得因素太多，或是別有用意，對於容若的仕途安排，不但令人意外，而且“歷煉”的時間也太過漫長。
按容若本意打算，他最想從軍，以“橫戈躍馬”成就自己的淩煙功業，而推薦他的官紳則覺得他應該進翰林院。然而奇怪的是，容若中進士後近乎壹年的時間裏，竟然“久無委任”。如果說那壹年（康熙十五年）南方戰事正熾，康熙無暇關註此事，從法理上和情理上都講不通。國家開科取士，絕非納蘭容若壹個人的事，考中進士的工作安排，都有慣例和程序，可容若沒有按“程序”走，應該是康熙打了招呼的緣故。至於康熙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不得而知，容若同時代的人只是含蓄地指出皇帝這樣做的用意，是“別有在也”。這件事對容若的打擊很大。這壹年的生日，他自己給自己寫了壹首壽詞，發了壹通牢騷，感嘆自己“碌碌無為”，然而他能做的也是“嘆光陰、老我無能，長歌而已”。那壹年，他才剛剛二十二歲。風華正茂的年紀，卻寫了這樣壹首暮氣沈沈的詩詞，可見內心之苦悶。後人附會說他登第後，“閉門掃軌，益肆於詩詞古文辭”，或說他“擁書數千卷，彈琴詠詩自娛悅而已”，壹派雲淡風清的高士風範，殊不知這是他的無奈之舉。
賦閑的壹年時間裏，除卻閉門讀書編書外，納蘭容若還替父親為康熙寫了壹道《擬禦制大德景福頌賀表》，這也可能是明珠的苦心安排，不外乎期望容若漂亮的文字能引起康熙的註意，也好幫兒子安排工作。也許這道賀表還真起了作用，又過了大約半年的時間，即康熙十六年的秋冬間，納蘭容若終於得到了第壹份工作乾清門三等侍衛，值宿宮門，說白了，也就是給皇帝看門。這樣的工作，看似風光（好歹也算是皇帝身邊的人），實際上苦不堪言，單調枯燥，早出晚歸，甚至還要值夜班，能陪伴他壹同受苦的，也只有金殿寒鴉，玉階春草了。能夠和皇帝有關聯的，也可能就是偶爾傳傳話了。
這樣的工作大概幹了有三年左右的時間，容若終於換了壹份工作，雖然沒有升職，但相對要有趣壹些，那就是到上駟苑給皇帝搞馬政工作。“平堤夜試桃花馬、明日君王幸玉泉。”月明星稀之夜，騎著壹匹桃花馬，沿著湖邊大堤迎風馳聘，想來真是浪漫。為皇帝選馬備鞍，服勞盡職，雖然做的工作也就是“車隊隊長”的活兒，但對於愛打獵、愛巡幸，愛打仗的康熙來說，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容若為康熙認知的機會也就多了起來。容若做這份工作時，可以說是很賣力的。他的朋友姜宸英回憶他在上駟苑時，只要皇帝上馬出行，他時刻都跟在身旁，鞍前馬後，小心地侍候者，不敢有半點閃失，而且每次都是“奮身為僚友先”，由此可見容若還是很有眼力勁和表現欲的。而且身為皇帝身邊的人，容若很守規矩，從不摻乎外庭之事。他工作起來，積極主動，任勞任怨，達到了“服勞維謹，寒暑亦不乞休”的地步。在給朋友寫的信簡中，他說在上駟苑上班時，“每街鼓動後，才得就邸”，由此可見他堪稱那個時代的“勞動模範”了。
也許正是他的認真、低調和辛苦，康熙開始用心關註起這位能吃苦又能幹的“相國公子”來。康熙二十壹年，苦幹了六年的三等侍衛納蘭容若，終於升職成二等侍衛。當然，漫長六年時間的“歷煉”，我們也可以理解為康熙對納蘭容若的考驗。不管如何，康熙二十壹年春，已經二十八歲的納蘭容若迎來了他職業生涯上的春天。也是從這壹年起，他開始受到康熙的真正重視，頻繁護駕巡遊。先是扈從東巡，到盛京（今沈陽）、松花江等地進行了壹次非同尋常的尋根祭祖之旅。在經過他的祖居?葉郝故城時，容若感慨萬千。同樣壹片景色，作為勝利者的子孫，康熙看到的是“斷壘生新草 空城尚野花”的新生命跡向，身為失敗者的子孫，容若看到的則是“斷碑題字，古苔橫嚙”的舊場面淒涼。雖然他祖父的部落是因努爾哈赤破城所殺，但歷史已經歸位歷史，何況他的家族後來又和皇室成為姻親，已經融為壹體，仇恨已經缺少必要的“激情”和合理的“根源”。因此，他的惆悵，已經跨越壹種簡單的恨，化為“興亡滿眼，舊時明月”的歲月無奈和“須知古今事，棋枰勝負，翻覆如斯”的歷史反思。
還是在這壹年的下半年，康熙又給了容若他壹次鍛煉的機會，讓他陪著副都統?坦奉使龍梭（索倫），大概目的是要增長他的外交才幹。雖說這次出使道路險阻，勞苦萬狀，可容若卻“恬然自安，不以為慮”，由此可見他還是很樂意享受這樣的鍛煉機會。
康熙二十二年 二十九歲的容若又跟隨康熙扈從西巡了五臺、龍泉關、長城嶺等地。康康熙二十三年，容若三十歲，他又跟隨康熙扈從南巡，經濟南、過高郵、到金山、下揚州、達蘇州、到無錫、幸江寧（今南京）等地，另外，還特地到曲阜拜祭了孔子。壹路上，也先後賜給他金牌、鞍馬、弧矢、字帖、佩刀、香扇等多是小恩小惠的賞賜。
然而，此時的容若，大概扈從巡幸次數太過頻繁，緣於高度緊張的心理壓力和生理勞頓，崩緊的生命之弦已達極限。他在扈從南巡之前，給朋友寫信自我解嘲，說他“比來從事鞍馬間，益覺疲頓，發已種種，而執殳如昔，從前壯誌，都已隳盡”。由此看來容若最大的心結在於不甘心八年後，他依然還是壹個“執殳”的小小侍衛。當年他的父親明珠雖說也是以侍衛起家，漸漸升至最高相位，可他父親升遷的速度和頻率，要遠遠比他強得多。在他這樣的年紀，他父親已經是內務府總管，可他卻八年不“挪窩”，依然只是壹個“弼馬瘟”式的侍衛。而與他周圍的朋友相比，他更顯郁悶。單說他三十歲這壹年，朱彜尊入值南書房，秦松齡則成了順天府鄉試正考官官，嚴繩孫也成為《平定三方逆略》的纂修官，而早他三年登科的同門師兄韓?更是官至侍讀兼日講起居註官。也是在這壹年的三月，他的嶽父樸爾普以壹等公領蒙古都統，六月他的父親又被任命為大清會典總裁官。在他生活的環境裏，好像每壹個人都是春風得意，只有他重復著單調、枯燥的侍衛工作。對於心高氣傲的容若來講，這種仕途上的挫敗感和無力感，有著致命的殺傷力。巨大的在心理落差和壓力，使得他壹直郁郁寡歡。看不到希望的容若只得以“飲醇酒近婦人”來麻醉自己，並自我安慰說“人言身後名不如生前壹杯灑，此言大是”。可如果他真是想開了，倒不會這樣說了。
就在這個時刻，事情突然有了壹線轉機。或許正是連續三年鞍前馬後的小心服侍，使得康熙對容若產生了刮目的看法，或許他覺得“啟用”容若的時機成熟了。康熙開始頻繁而明確地給容若傳遞信號。譬如在南巡歸來第二年（康熙二十四年）的三月十八日，這壹天正是康熙的生日（時稱萬壽節）。他特地禦筆親書了壹首賈直的《早朝》，送給容若。詩曰：
銀燭朝天紫陌長，禁城春色曉蒼蒼。
千條弱柳垂青鎖，百囀流鶯繞建章。
劍佩聲隨玉墀步，衣冠身惹禦爐香。
***沐恩波鳳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
四月下旬，又令容若將禦詩《松賦》翻譯成滿文，容若做得漂亮，康熙也很是滿意，所以他很快就被提拔為壹等禦前侍衛。這時朝中也適時出現了良好的輿論氛圍，傳言容若不會長久在侍衛行列中了，皇上以“早朝”詩賜之，那就很清楚地表明，不會再將文武雙全的容若當內廷“家仆”用，而是要付以政事，委以重任，轉正做“朝臣”工作了。對此容若也很高興，大有拔開烏雲見天日的“出頭”之喜。他曾很欣喜地對朋友姜宸英說道：“吾倘蒙恩得量移壹官，可並力斯事，與公等角壹日之長矣。”
然而，就在容若歷經九年的侍衛生涯煎熬後，快要修成“正果”的時候，老天爺卻很惡意地開了壹個大大的玩笑。五月的壹天，他和梁佩蘭、顧貞觀、姜姜英等幾位要好的朋友歡聚花間草堂，喝酒賦詩，相談甚歡。以他當晚《詠夜合歡》詩情判斷，他心緒平和，只是壹次很普通的朋友聚會罷了。然而，聚會的第二天，容若突然毫無征兆地病倒了，據說是舊疾寒病復發（或說中暑），“七日不汗”，然後徹底離去。
在他病重期間，康熙曾多次派遣中官侍衛和禦醫，每日都有數批“絡繹至第診治”。病勢危殆之時，康熙甚至還親自開藥方賜之，然而，等不及到把藥方送來，這位翩翩公子就匆匆離開這個他愛恨交織的“濁世”。康熙聽到這個消息後，極為震悼，派出皇家代表前去祭奠，“恤典有加”。容若死後的第四天，他曾出使的梭龍部族歸附朝廷。康熙感嘆容若有功於此，還特地派遣官使到靈前“哭而告之”。由此可見，康熙對於這位和他同齡的年輕侍衛，還是恩寵有加，只是這“浩蕩皇恩”，來得有些太遲。在容若漫長九年的侍衛生涯中，他與康熙帝的君臣關系，自然談不上親密，到是有些刻意的疏離。容若很真誠地賣力表現，可康熙卻城府地熟視無睹，這就使得容若壹直有“惴惴如臨履之憂”。
當率真的詩性遭遇混濁的政治時，當世俗慣例與心靈願望碰撞時，只會不可避免地圖增“胸中塊磊”。朋友說他“所欲試之才,百不壹展;所欲建之業,百不壹副;所欲遂之願,百不壹酬;所欲言之情,百不壹吐”, 惋惜之情溢於言表。然而，惋惜歸惋惜，斯人已去，壹切功名、所有榮光，皆成塵土，空留的也只是幾份悵不盡、道不明的憂傷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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