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中，常常會用星象來表示時間。《詩經·風·定之方中》中的“定之方中，作於楚宮”。壹句，就是用定星（又叫營室星）走到天當中表示夏歷十月。說到了這個時候，就可以在楚丘這個地方蓋房子了。這說的是春秋時衛國的故事，如果望文生義，就會誤認為定位在方圓之中，蓋楚國的宮殿，這豈不是相差十萬八千裏？
發生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讀書不及其義。讀書，是嚴肅的事，總是要將文字中的意思搞清楚，弄懂才是，尤其是讀了又要引用、寫文章，更應慎之又慎。因為文章總是要影響人的，壹定要把準確的知識提供給社會。否則，是對公眾的不負責任。然而，翻開目前壹些印刷品，不乏這類情況。
前不久，偶然讀到內地某省壹個縣介紹辣椒的小冊子。裏邊談到“據《××縣誌》記載，秦朝時（辣椒——筆者補）就有種植，時稱‘秦椒’”。而且“相傳秦代因瘟疫流行，曾有許多人喪生，而常食辣椒者卻免受其災”，“在1400年前的隋朝，××辣椒就馳名燕趙大地”。這壹表述不僅缺乏起碼的常識，而且將辣椒在我國的種植歷史全弄錯了。不錯，秦椒的確原生我國；現今的辣椒，也曾有過“秦椒”的叫法。但是，這個“秦椒”絕非小冊子說的秦椒。
我國確有原生秦椒，而且可以入藥。明代的大藥物學家李時珍在其《本草綱目·果部》記載說：秦椒又名“大椒、椒”，味“辛、溫、有毒”，可治“飲少尿多”、“手足心腫”、“舊患口瘡”、“牙齒風痛”（《本草綱目·卷三十二》）。這裏的秦椒，並非小冊子所說的辣椒，實際上是我們今天統稱花椒中的壹種，屬蕓香料，是落葉灌木。
至於草木辣椒中的秦椒，這須從辣椒在我國種植的歷史談起。辣椒的先祖野生在智利的叢林，後被墨西哥人引種栽培成為菜蔬。哥倫布踏上美洲後，於公元1493年傳至歐洲。此後，幾經海路輾轉，於明朝末年，作為觀賞花卉，引入我國。因此，辣椒的記載，在我國最早是以花卉出現的，見於明代戲曲作家高濂在明神宗萬歷十九年（公元1591）問世的《遵生八箋》中。他在這本書《燕閑清賞箋·四時花紀》中說：“番椒，叢生，白花，子筆頭（果實像毛筆頭——筆者註），味辣，色紅，甚可觀。”稱辣椒為番椒，是指辣椒為南海引進的舶來品。正如至今我們仍將明末引進的西紅柿，在學名上還叫“番茄”壹樣。明代戲曲家湯顯祖的《牡丹亭·冥判》中可能因為格律的需要，以味稱“番椒”為“（末）辣椒花，（凈）把陰熱窄”，也是以花卉相待的。
至於以後漸成果蔬，各地就廣有種植。人們也就約定成俗把甘、陜壹帶產的辣椒叫“秦椒”，將川蜀所產叫“蜀椒”等等。壹種從明代才引進的“秦椒”，怎麽會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就有種植”，於“1400年前的隋朝”就“馳名燕趙大地”呢？由此可知，做為辣椒別稱的秦椒，不是小冊子上的“秦椒”，即使史冊確有記載，也應該是花椒中的壹種。
讀書不及其義，在文字表述上出錯，在歷史事實上搞錯，是個人笑話倒還罷了。如果將錯誤的東西作為文章寫出，就會以訛傳訛，危害不淺。當前，在對待我國古代文化中有這種現象；就是對國外某些文化知識的介紹，也存在這壹現象。壹些電視片中講，不少人們口頭上也講的所謂“亞當在伊甸園偷吃禁果”的故事，就是完全歪曲原意，以訛傳訛的例子。
這個故事本出在《聖經·創世紀》裏。在《創世紀·第二章》說耶和華“立伊甸園”，“為男人找配偶”，“二人成為壹體”之後，才在《創世紀·第三章》中講女人偷吃“禁果”，並給她的丈夫吃的故事，也明明白白地說他們偷吃“禁果”後，並不是去做茍且之事，而是“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裸體，便用無花果的葉子，為自己編作裙子”。看來故事的原意與訛傳大相徑庭。如果最初傳播者，不是道聽途說，而能查查原文，壹些“偷吃禁果”的玩笑、對伊甸園的誤解，就不會在社會上廣為流傳了。
讀書需及其義，在壹些人看來似乎並不重要。這大概與對東晉時陶淵明的“好讀書，不求甚解”（陶淵明：《五柳先生傳》）壹句謙辭的浮淺理解有關。這的確是謙辭，但是它謙而有度。因為“甚”是建立在“解”的基礎之上的。有解方能求甚，連解都解不開，還能再去求甚嗎？因而，讀書應求解。至於不僅讀，還要著文推向社會，就更應求甚解。否則，就要出現文化笑話，甚至文化垃圾。那是害人不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