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聚而笑之的而是並且的意思。這句話的意思是士大夫這壹類人，聽到稱“老師”稱“弟子”的人，就聚在壹起嘲笑他們。該句出自唐代韓愈創作的壹篇議論文《師說》，文章闡說從師求學的道理，諷刺恥於相師的世態，教育了青年，起到轉變風氣的作用。
《師說》原文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
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雲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師說》翻譯古代求學的人壹定有老師。老師，是可以依靠來傳授道理、教授學業、解答疑難問題的。人不是生下來就懂得道理的，誰能沒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從老師學習，那些成為疑難問題的，就最終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來就早於我，我應該跟從他把他當作老師;生在我後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於我，我也應該跟從他把他當作老師。我是向他學習道理啊，哪管他的生年比我早還是比我晚呢?因此，無論地位高低貴賤，無論年紀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師存在的地方。
唉，古代從師學習的風尚不流傳已經很久了，想要人沒有疑惑難啊!古代的聖人，他們超出壹般人很遠，尚且跟從老師而請教;現在的壹般人，他們的才智低於聖人很遠，卻以向老師學習為恥。因此聖人就更加聖明，愚人就更加愚昧。聖人之所以能成為聖人，愚人之所以能成為愚人，大概都出於這吧?人們愛他們的孩子，就選擇老師來教他，但是對於他自己呢，卻以跟從老師學習為可恥，真是糊塗啊!那些孩子們的老師，是教他們讀書，幫助他們學習斷句的，不是我所說的能傳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難問題的。
壹方面不通曉句讀，另壹方面不能解決疑惑，不通曉文句的去向老師請教，有疑惑不能理解的卻不向老師請教;小的方面倒要學習，大的方面反而放棄不學，我沒看出那種人是明智的。巫醫樂師和各種工匠這些人，不以互相學習為恥。士大夫這類人，聽到稱“老師”稱“弟子”的，就成群聚在壹起譏笑人家。
問他們為什麽譏笑，就說：“他和他年齡差不多，道德學問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為師，就覺得羞恥，以官職高的人為師，就近乎諂媚了。”唉!古代那種跟從老師學習的風尚不能恢復，從這些話裏就可以明白了。巫醫樂師和各種工匠這些人，君子們不屑壹提，現在他們的見識竟反而趕不上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
聖人沒有固定的老師。孔子曾以郯子、萇弘、師襄、老聃為師。郯子這些人，他們的賢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說：“幾個人壹起走，其中壹定有可以當我的老師的人。”因此學生不壹定不如老師，老師不壹定比學生賢能，聽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學問技藝各有專長，如此罷了。
李家的孩子蟠，年齡十七，喜歡古文，六經的經文和傳文都普遍地學習了，不受時俗的拘束，向我學習。我贊許他能夠遵行古人從師的途徑，寫這篇《師說》來贈送他。
《師說》賞析
文中雖也正面論及師的作用、從師的重要性和以什麽人為師等問題，但重點是批判當時流行於士大夫階層中的恥於從師的不良風氣。就文章的寫作意圖和主要精神看，這是壹篇針對性很強的批駁性論文。
文章開頭壹段，先從正面論述師道：從師的必要性和從師的標準(以誰為師)。劈頭提出“古之學者必有師”這個論斷，緊接著概括指出師的作用：“傳道受業解惑”，作為立論的出發點與依據。從“解惑”(道與業兩方面的疑難)出發，推論人非生而知之者，不能無惑，惑則必從師的道理;從“傳道”出發，推論從師即是學道，因此無論貴賤長幼都可為師，“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
這壹段，層層頂接，邏輯嚴密，概括精煉，壹氣呵成，在全文中是壹個綱領。這壹段的“立”，是為了下文的“破”。壹開頭鄭重揭出“古之學者必有師”，就隱然含有對“今之學者”不從師的批判意味。勢如風雨驟至，先聲奪人。接著，就分三層從不同的側面批判當時士大夫中流行的恥於從師的不良風氣。
先以“古之聖人”與“今之眾人”作對比，指出聖與愚的分界就在於是否從師而學;再以士大夫對待自己的孩子跟對待自己在從師而學問題上的相反態度作對比，指出這是“小學而大遺”的糊塗作法;最後以巫醫、樂師、百工不恥相師與士大夫恥於相師作對比，指出士大夫之智不及他們所不齒的巫醫、樂師、百工。作者分別用“愚”、“惑”、“可怪”來揭示士大夫恥於從師的風氣的不正常。由於對比的鮮明突出，作者的這種貶抑之辭便顯得恰如其分，具有說服力。
在批判的基礎上，文章又轉而從正面論述“聖人無常師”，以孔子的言論和實踐，說明師弟關系是相對的，凡是在道與業方面勝過自己或有壹技之長的人都可以為師。這是對“道之所存，師之所存”這壹觀點的進壹步論證，也是對士大夫之族恥於師事“位卑”者、“年近”者的現象進壹步批判。
文章的最後壹段，交待作這篇文章的緣由。李蟠“能行古道”，就是指他能繼承久已不傳的“師道”，樂於從師而學。因此這個結尾不妨說是借表彰“行古道”來進壹步批判拋棄師道的今之眾人。“古道”與首段“古之學者必有師”正遙相呼應。
《師說》創作背景《師說》大約是作者於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801—802)，在京任國子監四門博士時所作。貞元十七年(801)，辭退徐州官職，閑居洛陽傳道授徒的作者，經過兩次赴京調選，方於當年十月授予國子監四門博士之職。此時的作者決心借助國子監這個平臺來振興儒教、改革文壇，以實現其報國之誌。
但來到國子監上任後，卻發現科場黑暗，朝政腐敗，吏制弊端重重，致使不少學子對科舉入仕失去信心，因而放松學業;當時的上層社會，看不起教書之人。在士大夫階層中存在著既不願求師，又“羞於為師”的觀念，直接影響到國子監的教學和管理。作者對此痛心疾首，借用回答李蟠的提問撰寫這篇文章，以澄清人們在“求師”和“為師”上的模糊認識。
《師說》作者韓愈(768—824)，字退之，河內河陽(今河南孟縣)人。因其郡望在昌黎，故世稱“韓昌黎”。德宗貞元八年(792)登進士第。貞元十九年(803)，因言關中旱災，觸怒權臣，被貶為陽山令。
憲宗元和元年(806)召拜國子博士。元和十二年(817)從裴度討淮西吳元濟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上表諫迎佛骨，貶潮州刺史，後歷任國子祭酒、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職。大力倡導古文運動，其散文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並稱“韓柳”。主張“以文為詩”，作詩力求新奇，且多議論。《全唐詩》存其詩十卷。有詩文合編《昌黎先生文集》。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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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河陽柳編著;楊丕祥主編;劉榮成，梁永祥，崔思明，馬長民副主編.韓愈文選 註釋·譯文·解讀：中州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