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研究朱註的著述仍然不少，但此類著作也對詞語訓詁和名物考證方面下了很多功夫，基本上克服了那種空談義理、言之無物的弊病。如王步青的《孟子本義匯參》大旨據朱熹《集註》來斷諸家是非，但也吸收了不少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融入自己的考證，在同類書中較為切實。王植的《四書參註》則竭力推崇朱熹，攻擊趙岐。朱、趙二註本來就側重點不同，各有千秋，自然不可據此而非彼。吳昌宗的《四書經註集證》、董錫嘏的《孟子集註指要》、趙紹祖的《四書集註管窺》等，也是針對朱註所做的工作。同時，為了適應科舉的需要，有不少《四書》講義之類的著述出現，但已經不是主流，或者說已經不能占據壓倒壹切的優勢地位了。而且其中的部分著述也完全擺脫了明代那種空談性理的弊端，如王夫之的著作不僅闡述了自己的唯物主義哲學思想，而且深刻批判了宋明理學。清代學術思想的演變必然給講章之學帶來影響，發掘這方面的材料，對於擴展清代孟學研究領域自然不無裨益。
專註於漢學研究的結果，使孟學輯佚工作在清代達到鼎盛，其目標比較集中於漢人的經說。輯佚始興於宋而大盛於清，其特點就是把已經佚失不傳的古籍而又散見於他書或他書所引用的內容搜尋出來編輯在壹起。漢唐時代的《孟子》註本不只趙岐壹家，還有漢代程曾、高誘、劉熙、鄭玄以及晉代綦毋邃、唐代陸善經、張鎰、丁公著等數家，但這些註本在輾轉流傳中都逐漸亡佚了。我們今天得以窺見各書的概貌，應該歸功於清代的輯佚工作。如朱彜尊的《經義考?孟子二》中輯有《綦毋氏孟子註》，周廣業的《孟子四考?孟子古註考》中輯有《漢劉熙孟子註》、《晉綦毋邃孟子註》，余蕭客的《古經解鉤沈》中有《孟子古解鉤沈》，王仁俊《十三經註漢註》中輯有《孟子劉中壘註》壹卷、《孟子鄭氏註》壹卷、《孟子劉氏註》壹卷、《孟子古註》壹卷，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中輯有《孟子程氏章句》壹卷、《孟子劉氏註》壹卷、《孟子章指》二卷、《篇敘》壹卷、《孟子鄭氏註》壹卷、《孟子高氏章句》壹卷、《孟子綦毋氏註》壹卷、《孟子陸氏註》壹卷，王謨的《漢魏遺書鈔》中輯有《孟子章指》二卷、劉熙《孟子註》壹卷，宋翔鳳輯有《孟子劉註》壹卷，黃奭的《黃氏逸書考》中輯有《孟子註》壹卷，葉德輝輯有《孟子章句》壹卷附《劉熙事跡考》壹卷，等等。就《孟子》本文而言，朱彜尊的《經義考?逸經下》中輯有孟子遺句附逸篇目，李調元輯有《逸孟子》壹卷，周廣業有《孟子四考?孟子逸文考》壹卷，黃奭輯有《逸孟子》壹卷等。另外，王錫輯有毛奇齡《四書索解》四卷，張江輯有《四書識小錄》、《四書余緒錄》、《四書武備編》、《四書樂器編》及《四書拾遺》等。這些輯出來的書籍盡管不壹定是原書的全貌，但對我們了解歷代研究《孟子》的情況是有幫助的。
校勘是考據學家使用的重要方法之壹，清代考據學盛行，使校勘成為盛極壹時的專門學問，而且成績斐然。以《十三經註疏》為重點的《孟子》校勘，阮元《十三經註疏校勘記》中有《孟子註疏校勘記》、《孟子音義校勘記》，孫詒讓有《十三經註疏校記》，補充和糾正阮校。另有丁寶楨《孟子校勘記》、王振聲《孟子音義校記》等。正是清人的辛勤校勘工作，為我們提供了較為完善的孟學著述版本，誠所謂功在當代，利在千秋。
清代研究孟學中某個專門問題的著作出現了不少。如趙承謨的《孟子文評》、周人麒的《孟子讀法附記》、康濬的《孟子文說》、牛運震的《孟子論文》等，均於章句文法有所發明。牛著專就《孟子》文法和寫作藝術技術加以研究，別具壹格，在此之前，尚未有人對《孟子》散文做過如此全面、細致、具體的藝術分析。又如施彥士的《孟子外書集證》、林春溥的《孟子外書補證》、陳矩的《孟子外書補註》等，都是為《孟子外書》所作的註。再如臧庸的《孟子先見梁惠王考》、《齊宣王取燕十城考》，是對《孟子》中壹些具體的歷史問題進行專門的深入研究而獨立成篇的。還有以某個問題為中心附帶涉及其它問題的著作。如閻若璩《四書釋地》就是以地理為中心，同時又考證與地理有關的其它問題。阮元的《孟子論仁論》以“相人偶”釋“仁”，使其具有了平等的含義，在意識形態上起了轉換革新的作用。這類專門研究某個問題的著述往往挖掘得很深入，論述得很透徹，通過這類著作，我們可以看到清代孟學的分工已經十分精細。
清人劄記隨筆中有關孟學義理的論述和名物典章的考辨，作為清代孟學成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壹個有待開發的寶庫，由此可以發現清代文人學者所關註的壹些主要問題，並為我們更全面、科學地總結清代孟學成就提供新素材。這方面的著述非常之多，如顏元的《四書正誤》、李光地的《讀孟子劄記》、楊名時的《四書劄記》、崔紀的《讀孟子劄記》、範爾梅的《孟子劄記》、施彥士的《讀孟質疑》、朱亦棟的《孟子劄記》、羅澤南的《讀孟子劄記》、丁愷曾的《讀書偶筆》、莊存與的《四書說》、範震薇的《四書述》、戚學標的《四書偶讀》內編及外編、姚文田的《四書瑣語》、淩揚藻的《四書紀疑錄》、劉沅的《四書恒解》、劉逢祿的《四書是訓》、邵晉涵的《南江劄記》、鄭獻甫的《愚壹錄》、嚴元照的《娛親雅言》、鄒漢勛的《讀書偶記》、王筠的《四書說略》、姜郁嵩的《孟子說》、徐春的《四書私讀》、李榮階的《四書約解》、方宗誠的《讀論孟筆記》及《補記》、呂調陽的《讀孟疑義》等。
清代學術樸實嚴謹的學風在孟子研究中形成了治學態度較為嚴謹、研究問題較為深入、治學方法較為細密的特點。因此，清代的孟子研究取得不少超邁前代的成就，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許多不能判定的懸案，包括辭章訓詁、名物考訂等各個方面，基本上都有了可供參考的答案和結論。
結語
從上述孟學研究的發展歷程來看，歷代孟學發展是不平衡的。漢、宋、清三代可以構成孟學研究的三個高峰，在唐、宋間孟子升格運動完成之後，就總的情況而言，孟學著述是越來越繁多，越來越精細。這種狀況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大致說來，孟學的發展與儒脈的興衰、封建社會正統思想的興衰是同步的，並且還促進了儒學和封建社會意識形態的自我更新與完善。
孟學的發展彰顯出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其時代特色也是比較鮮明的。自戰國時代以荀子對孟子思想的批判發其端，兩漢時期名物訓詁與思想辯駁並重，魏晉至隋唐偏重音義註釋，宋、元、明偏重義理闡發。清代孟學承前代之余緒，走出了壹條與時俱進、返本賦新的發展道路，在偏重考據的基礎上，義理闡釋等方面亦異彩紛呈、碩果累累。隨著孟學的發展，孟子的思想也在不斷地被改造。壹部孟學史，從學術思想的角度進行考察，就是壹部《孟子》詮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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