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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書紀年》寫舜囚堯,而《史記》寫闡讓,哪個更真實呢?

那麽,舜囚堯和禪讓,哪個是真的?或許,都是假的;也可能都是真的。

爭論這件事,也就是認可歷史上曾經有過堯舜禹這幾個人了。

打個比方,甲說,張三真義氣,把自己大哥的位子讓給李四了。乙說,不對,是李四逼著張三把大哥位置讓出來的。為此,兩個人爭吵激烈恨不得動手。結果,警察來了,說吵什麽吵,根本沒有張三李四這倆人。完了,爭得毫無意義。

上世紀20年代,?疑古?之風勁吹,堯舜禹都被看作是神話。王國維這個時候站出來了,在課堂上講《古史新證》,後來還出了書。他認為,堯舜禹是確有其人的。

過去,認為堯舜禹存在並且禪讓的,主要依據是《論語》和《堯典》。

後來發現了遂公盨,現在保存在保利藝術館,證明《堯典》、《臯陶謨》、《禹貢》所載內容是有根據的。自然,《論語》也不是瞎說。

上海博物館入藏的楚簡《容成氏》和《子羔》;湖北荊門楚簡《窮達以時》;清華簡《保訓》等等,也分別證實了堯舜禹的人和事。

山西陶寺遺址的發現,和文獻裏關於堯的記載高度吻合。學者們說,這裏很可能就是堯都。

無論如何,現在雖然不能說對這三個人壹清二楚了,但如果還矢口否認其存在,那就真的無話可說了。

既然如此,堯和舜,到底是禪讓還是爭權?《竹書紀年》和《史記》誰說的對呢?

先說說可能都不對。

關於這件事,不論《竹書紀年》的作者,還是司馬遷,都不是事件的直接當事人?眼見為實,耳聽為虛。他們都沒親眼見到,都是聽說。

當然,《竹書紀年》作為晉魏官史,大約是公元前299年以前的?其作者,聽說他倆的事兒,比司馬遷早了至少200年。

不過,堯舜禹畢竟是公元前2000年以前的人物?《竹書紀年》最早的作者,也該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之後,中間差著至少1000年。這麽說,其實,獲得準確信息的概率,和司馬遷沒太大區別。

有人回憶過部隊夜間行軍的事情,說前面確定了口令,讓往後傳,結果到了隊尾,就已經錯的離了。心理學家做過相關實驗,口耳相傳的句子,在傳到第13個人的時候,壹般都會產生誤差。

也就是說,從邏輯上分析,《竹書紀年》和《史記》,誰都可能出錯?或者壹對壹錯,或者都錯。

雖然,關於堯和的記載,《竹書紀年》和《史記》說的不壹樣,其實,這只是細節上的差別。兩個人之間,壹定發生過什麽,是可以肯定的。所以,又可能講的都有道理。

說說《史記》有道理的理由。

第壹,司馬遷寫《史記》,不是奉旨而為,而是出於史官的家傳責任。

這壹點,其實非常關鍵。司馬遷寫史,不是為了完成皇帝交給的任務;也不是寫好了呈送皇帝以邀功請賞;亦不為掙稿費或博流量吸粉絲。 他不存在編造歷史,欺騙後人的主觀動機。

《史記》寫好之後,司馬遷沒四處張揚,而是在家裏保存了起來,說要傳給合適的人。後來,經由他的晚輩才披露於世。

第二,司馬遷不僅寫史的目的性純正,而且治史方法嚴肅認真。

按照司馬遷自己說的,他寫《史記》?這是後人改的名字,原來的名字叫《太史公書》?是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蠻高大上的立意。由此,也決定了他對於史料的取舍,極其嚴謹。

《史記》裏,引用了先秦古籍有壹百多種,其中,《六經》及傳解二十余種,諸子百家五十余種,歷史地理書籍二十余種,文學藝術書籍十余種。他還說,《山海經》等書,考慮再三,覺得不靠譜,不敢引用。

對壹些史事,不夠清楚或材料不足的,司馬遷多次田野考察,東南西北跑了相當大的範圍。

這樣的寫作主觀動機,以及治學態度,使《史記》的記載,具有了極高的真實度和可信度。不然,歷經2000多年,這部史書不會獲得國內外如此高度的評價。

歷史上,不是沒人質疑過《史記》。關於禪讓這壹條,1000年前就有人責問過了。

《史記》也不是沒有失真之處。例如,對商王世系的記載,司馬遷肯定看到過關於王亥為壹代商王的資料,但依然沒有采用。這大約是白璧微瑕。

很重要的,如他自己所說,寫《史記》,深受孔子修《春秋》的影響。

那麽,關於禪讓壹說,是不是也與他受儒家思想影響有關呢?很有可能。

但是,其實,司馬遷在這上面如果錯了,並不錯在沿襲了儒家關於聖人禪讓的思想,而錯在沒能認識?禪讓?的本質。

堯舜禹是什麽人?他仨,雖然後來都被稱帝,但實際上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國家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