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沙本」和版本目錄學
麻沙是個地名，位於福建北部建陽地區。當地盛產榕樹，起木質松軟，適宜雕版刻印，故宋代開始盛行印書業，但因質量粗糙，常出現脫文錯字，誤人子弟，逐漸失去了市場信譽。“麻沙本”遂成為壹個錯版書刊、誤人子弟的典故。
研究古陶瓷，如果對版本目錄學缺乏了解，很容易犯“麻沙本”的錯誤。最近有人撰述文章，論及柴窯與耀州窯的關系，即是壹個典型範例。
最早提到柴窯產地的文獻是《格古要論》壹書，該書作者為曹昭，成書於洪武二十壹年（1388年）。但洪武刻本今已無存，該書傳到景泰七年（1456年）時，即已殘缺。王佐根據當時的老個版本進行增補，修訂《格古要論》,歷時4載,只天順三年（1459年）完成，刊刻於世，易名《新增格古要論》，***13卷。王佐修訂《格古要論》時，距曹昭成書時間僅68年，而且有傳世版本為據，王佐的修訂工作做得十分認真，脫文漏字的地方均已補齊，不能補的和沒有確切把握的，也都註明了“原文缺”。而王佐新增訂的內容，也都註明了“後增”、“新增”。可以認為王佐的書完全保留了曹昭《格古要論》的原貌。《新增格古要論》柴窯條目註明：“出北地河南鄭州”，且沒有“後增”、“新增”字樣，說明該條目就是曹照原書所載。
而現存最早的《格古要論》刻本是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的《夷門廣牘》本，據曹昭原刻本已有209年，據王佐修訂時也有141年，且該本校刻不精，偽誤較多，屬於“麻沙本”壹類的劣質書刊，只能用於校勘參考，不能用於引經據典的學術研究。在這個刻本中記述柴窯條目時，僅對其產地記述了“出北地”三個字。而論述柴窯與耀州窯關系的人，引文都是出自《夷門廣牘》本的這個“麻沙本”，卻對於校刻精良的增訂本視而不見。根據目前存世的各種版本來比較，僅人用《格古要論》壹書，只能以王佐的增訂本為據。
筆者並非寫論文論述柴窯問題，僅是提出做學問應該具備版本目錄學的基礎常識，少走彎路，否則就要出“麻沙本”的笑話，會貽笑大方的。順便提醒壹下，研究柴窯問題，另有兩本書也是不能引用的，壹是《宣德鼎彜譜》，二是《宣德彜器圖譜》，這兩本書不但是“麻沙本”，而且是明末或清初人精心編撰的偽書。不看不知道，壹看嚇壹跳，認真讀讀原書，便會知其偽在何處了。
再論“麻沙本”和版本目錄學
《“麻沙本”與版本目錄學》壹文發表後，有人問我，妳為什麽說談到柴窯產地的最早文獻是《格古要論》，某某專家不是引經據典地講到，歐陽修《歸田集》就論述過柴窯嗎？
我原想從側面提醒諸多研究者，少走些彎路，不想出任何人的醜，但是壹些常識性的錯誤，如果不去糾正，勢必會引起諸多誤會。
閑談《歸田集》壹書。故宮圖書館藏書夠豐富的了，但平裝書中未見有《歸田集》，僅在線裝古籍中發現清人喬萊所著的壹本《歸田集》，發行量很少，且未見刊刻年代，書面有紅色印章“江蘇省長送”字樣。如果有人能發現歐陽修的《歸田集》，肯定是壹個特大重要的發現。歐陽修著述頗豐，在他的著述中僅有壹本《歸田錄》，而無《歸田集》，這在文史界是盡人皆知的常識，如果我沒猜錯，可能使編輯同誌或排字同誌將“錄”字誤排為“集”字。歐陽修《歸田錄》壹書僅有15000多字，***繼續是115條，中華書局在1981年出版過校對註釋本，李偉國同誌點校相當認真，在這個點校中精良的版本中，我們找不到歐陽緒論及瓷器的壹句話。我不知引經據典著引自何書，只好照抄其所謂的論述柴窯的文獻如下：“柴氏窯色如天，聲如磬，世所希有，得其碎片著，以金飾為器。北宋汝窯頗仿佛之，當時設窯汝州，民間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誰見柴窯色，天晴與果實。汝窯磁較似，官局造無私’”。
稍有些文學史常識和陶瓷史常識的人，都會很容易看出其中的偽處。第壹，歐陽修《歸田錄》壹書著於1071年，歐公時年65歲，第二年便去世了。汝窯的設置是在1086年宋哲宗登基以後的事情，歐陽修不可能見過汝官窯瓷器。第二，像文中那樣的詩的水平，如果是出自歐陽修之手，恐怕他也不會被後人評為著名的文學家了。第三，歐陽修不是預言家，怎麽會知道宋朝會分為北宋和南宋呢，故於1072年歐陽修身值北宋中朝，如果他沒在南宋時復活，怎麽會說出“北宋汝窯”之語呢？總之這段文字漏洞百出，只能出於明中朝以後的某個“麻沙本”。不過也有可能使我孤陋寡聞，讀書不精，如果真是那樣，希望前輩和智者指出我我的錯誤，也讓我少走壹些彎路。
三論麻沙本和版本目錄學
《再論麻沙本和版本目錄學》壹文發表後，有人問我：“即使別人引錯了文獻，可是妳又憑什麽斷言那首關於汝窯和柴窯的詩不可能出自歐陽修之手呢？”這個問題問得很有意思，現在流行對文物的真贗對比，幾乎每期的收藏雜誌上都刊有相關的文章，從造型、紋飾、畫風、工藝特征上，掌握真品的特征，找出贗品的敗筆，從而斷其真偽。這也是科學，其要領是掌握真品的特征，總結其規律。文學也有辨偽之說，且早已流行於文壇，其要領也是掌握真品特征，總結其規律，如果妳多讀讀歐陽修的詩文，肯定也能熟悉他的藝術風格，再去辨偽應該也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把歐陽修的詩比作官窯精品水平，則那首關於汝窯和柴窯的詩只能算普通的民窯水平，二者差距太大，壹望便知。當然，詳細論證每壹個細節，恐怕也要寫上數千甚至上萬字的論文，故在此不再贅筆。但是有壹點應該指出，歐陽修治學精神十分嚴謹，流行至今的寫作掌故中，如果輯錄出書，他似乎是最多的，最起碼也是最多者之壹。到了晚年他仍然在壹絲不茍地校對自己寫過的詩文，連他的夫人都感到有些厭煩了，指責他說：“妳這麽大年紀了，何必還要這樣自討苦吃呢？找個人幫忙抄壹抄就行了。妳又不是小學生，難道還怕先生來責備妳嗎？”歐陽修答道：“我哪裏是怕先生生氣，二是怕後生笑啊!我不把他抄清楚，難道還要子孫們去考辨不成？”歐陽修留下的“怕後生笑”的這段佳話，實在最耐人尋味。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沒想到千年之後居然因壹個麻沙本，壹生治學嚴謹的大文學家，卻被莫名其妙地推上了汝窯和柴窯的論爭之中。歐陽修在天有靈，恐怕也會哭笑不得。
在陶瓷史的研究中，引用文獻務必要核對原文，找到原始之處，才能做到言之有據，圖省事是做不了大學問的，投機取巧找快捷方式，也難攀上頂峰。不怕前任笑，難道還不“怕後生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