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在五四時期名氣很大，確實名不虛傳。他在理論上對文學有三點貢獻是別人無法取代的。壹是他最早準確地意識到新文學的本質，那就是“人的文學”，將新文學的“人性”與舊文學的“非人性”區別開來。二是他最自覺地意識到文學與其他學科的不同，他的《美文》實際上表達了這個意思。因為大多數議論性的文章並不屬於文學，只有那種具有藝術性質的議論性文章即美文才能算是文學，將文學與非文學作了區分。三是他自覺地意識到文學的個體性質，他在《個性的文學》指出了文學的個性特征，將千文壹面的文學和獨壹無二的文學作了區別。三篇文章，層層遞進，可以看出周作人對文學確有精密周嚴的考慮，這在五四時代是罕見的。
而周作人之所以能夠對文學有如此精湛的認識，與他擁有廣博的學識是分不開的。他博覽群書，是多種學科的最早探路人，對民俗學、人類學、兒童文學、心理學、女性學都有涉獵。
周作人的散文名氣極大，但能說出其妙處的人實在不多。張中行本身是文章家，確實說出了壹些真感覺。劉緒源真正沈入了周作人的散文中，對其個中三味確有壹些真知灼見。本人不妨做壹回文抄公轉錄他們的高見。
張中行是周作人的學生，與周作人有不少交往，寫有兩篇有關周作人的文章。壹篇《苦雨齋壹二》見《負暄瑣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壹版），另壹篇《再談苦雨齋》見《負暄續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第壹版）。寫得不錯。
對周作人，張中行有壹個基本評價：大事糊塗，小事不糊塗。反用“呂端大事不糊塗”的典故。“大事糊塗”指的是周作人落水做了漢奸，失了國家、民族的大義。“小事不糊塗”指的是他的文化成就。
在張中行筆下，可以看到周作人壹個最大的特點：博覽群書。張中行說：“在我熟識的壹些前輩裏，讀書的數量之多，內容之雜，他恐怕要排在第壹位。” “他喜歡涉覽筆記中國的，他幾乎都看過。如他的文集所提到，絕大多數是偏僻罕為人知的。”“他之熟悉日文典籍，似乎不下於中文典籍。”（《再談苦雨齋》）“到他家串門的朋友和學生都知道，他永遠是坐在靠窗的桌子旁，桌子上放著壹本書。”（《苦雨齋壹二》）
周作人散文的內容，即題材與思想。題材千差萬別，思想壹以貫之。張中行在兩篇文章中都過，周作人自己表示不懂道。道即人生觀。張中行認為道有三個層次：壹是“道生壹”的道，是上道，也可以說是哲學之道，是本體論的問題；二是“朝聞道，夕死可矣”的道，是中道，是怎樣活的問題；三是“道不同不相為謀”，是下道。張中行認為周作人對中道大談特談。表現為題材，“他註意底層，註意多樣，興趣伸向村野、民俗、兒童以及草木蟲魚等等。”“反對以各種力以扶強欺弱，如喜歡談婦女問題”。（《再談苦雨齋》）
周作人散文的表達，張中行認為概括地說就是“用平實自然的話把合於物理人情的意思原樣寫出來”。認為周作人的文章“話很平常，好像既無聲（腔調），又無色（清詞麗句），可是意思卻既不壹般，又不晦澀。話語中間，於堅持中有謙遜，於嚴肅中有幽默。處處顯示了自己的所思和所信，卻又像是出於無意，所以沒有費力。”為什麽能做到這樣？張中行提到幾點：壹是豐富的知識，二是洞察的見識，三是思路的既條理又靈活，四是前人的表達方法的積累，五是熟能生巧，六是對文章的好壞有所知。所以，周作人散文達到的境界，用蘇東坡的話說就是“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或者換言之，“能夠寓繁於簡，寓濃於淡，寓嚴整於松散，寓有法於無法。”
劉緒源在他的《解讀周作人》（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8月第壹版）中用了較大的篇幅談周作人散文的妙處。他將周作人的散文分成三類：雜著、小品和書話。
關於知堂雜著，他認為周作人喜歡淡然自在的文風，對此，他引錄了周作人雜著中的引文：“愛情的事，無經驗的人是不明白的，普通情書常常寫言過其實的肉麻話，不如此寫不能有力量。”進而引周作人的議論：“竊見文學上寫許多言過其實的肉麻話多矣，今乃知作者都在寫情書也。我既知道了這秘密，便於讀人家的古今文章大有幫助，雖然於自己寫文章沒有多少用處，因為我不曾想有什麽力量及於別人耳。”這話說得是很自負的，也很幽默，確實體現了周作人文章不同尋常的追求。具體地說，周作人雜著有很獨特、很有價值的思想。比如“文明本來是人生的必要的奢華”，“人們所要者是身體與思想之自由，並非‘優待’，——被優待即是失了自由了。”思想往往構成了他文章的內容材料。他的思想也很有特點：“壹是與學問緊緊連在壹起，許多重要思想正是由學問支撐起來的。有些思想本身就是學問。”如果思想不經學問的鍛煉，那麽，必定有經驗的支撐，是“經驗所得的老實話。”（此語出自《談虎集·三天》）
劉緒源認為周作人的思想表達也很有特點：廣征博引，引文量多質高，材料新，用得出人意料。原因是他學問之大，讀書之多，知識面之廣，確為壹時無兩，因而他能在數量驚人的閱讀範圍內選擇最合己意的引文；二是許多外文書籍中的引文是他發現後自己譯成中文，然後引入文章，中國古籍中的引文也往往是久被埋沒而由他獨家發掘的，帶上了‘周氏’印記；三是他將思想與學問結合得貼切自然，學問的發揮成了他的文章的有機組成部分。”他創造了壹種通篇以學問鋪就——或幹脆以淵博的引文鋪就的寫法，形成了壹種獨創的文體，夜讀抄，他自詡為“文抄公”的抄書之作。
劉緒源還分析了周作人的語言。語言的曲折多變，進退自如。
劉緒源認為周作人有壹個獨家的劍法，“是他經常而嫻熟地運用壹各既鋒利又別致的武器——反諷。”“嫻熟地運動這種不點破的反話，便是他化激烈為平淡的作文金針吧。”
劉緒源認為知堂雜著的最末壹個特征，“最能體現他熱愛日常生活、溫厚而又富於諸多情趣的性格，也最能區分他的雜著與別家雜文的差別，那就是：他的文思並不總是順著邏輯的線索發展，他會不時地穿插壹些十分細微樸素，充滿世俗氣息的感性體驗，使用權妳從抽象的理性思維中跌落到世間的人情物理中來；而他的許多結論，也並不是邏輯推理的結果，而是他獨到的、充溢著感性色彩的實際經驗的表達。”
“通常所說的知堂散文的‘豐腴’，不僅體現在小品中，也體現在他的雜文裏，而不斷插入自己真實的感性的體驗，正是使他的雜文豐腴起來的壹個主要的途徑。”
豐腴與余情
在知堂小品中，通篇都是用以表達作者自己的“余情”的，這種余情往往通過作者對平凡的日常生活的瑣細關懷，和對於各種名物的細切體味與介紹，很自然地表達出來。所以說，對於日常生活與各類名物的描寫，正是知堂小品達到“豐腴”的主要途徑。
關於知堂小品
第壹個基本的特征是“苦中作樂，樂中含澀”的滋味。首先是對普普通通的人生表現了壹種瑣細的關懷，充滿了興趣。其次是何味名物的細切，滲透了心情。劉緒源認為：“周作人的小品中也充滿這類既不玄奧艱深又為別人所不註意的有趣的知識”，“知識在他的文章裏，已經化成了壹種材料，它們和其他材料壹起，經過知堂老人的語言文字，調制成了壹種截然不同於黑暗現實的恬靜閑適的情調，他正是以此來驅遣侵入自己內心的黑暗的。”“知堂小品雖包含有大量名物知識，卻畢竟還是文學藝術作品，它們所提供的主要是審美，而不在於知識的傳遞。”從他名物的細切，“可以看出周作人獨特的性格心情”。
第二個文體特征，“是它那溫潤渾厚的中間色”，“它那文字的色調，既不過於高亢亮堂，也不過分明麗嫵媚。既不偏於豪放也不偏於婉約，另辟了壹條樸實瑣細而有諧趣的蹊徑。”他曾將日本的俳文分為三類，“壹是高遠清雅的俳境，二是諧謔諷刺，三是介在這中間的蘊藉而詼詭的趣味……”，劉緒源認為，周作人的小品就屬於第三類。
知堂書話
總的特征，寓心境於讀書，寓思想於學問，寓熱切於冷門。
寓心境於讀書，在書話中寄托余情。寓思想於學問，將思索轉入雜學。寓熱切於冷門，鉆故紙堆但還是有熱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