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獨立的史館形成於唐代，對史館的評論，早在唐代就已經開始，劉知幾在《史通》壹書中就對史館制度的得失利弊進行分析，尤其嚴厲批評了唐代史館修史的弊端，諸如設館修史多秉承監修意誌，扼殺壹家之言，丟掉了實錄直書的傳統，史官責任不專，效率低下等等，凡此種種，觸及了史館修史之專制主義的本質，顯示了壹個史學批評家的尖銳鋒芒。（劉知幾著、浦起龍釋《史通通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清初設館編纂《明史》，館臣萬斯同、潘耒、朱彜尊、施閏章、李因篤等人也對史館修史的弊端提出批評，認為史館修史，書成眾手，史才難覓，職任不清，所修史書，文蕪體散，並提出矯正弊端的方法，諸如嚴於選才，因人善任；統壹義例，職任分明等。這顯然受到劉知幾的影響。（王記錄《論〈明史〉編修二題》，《史學史研究》2003年第2期）進入20世紀，關於史館修史制度的研究日益加強，取得了很大成就。
百余年來的中國古代史館研究，主要集中在兩個時期，壹個是20世紀40年代，當時學者及政府官員屢次向國民政府倡議設立國史館，引發人們對古代史館修史的註意，金毓黻、傅振倫、趙岡、朱希祖、柳詒徵等人都撰寫過探討古代史館的文章，對古代史館進行了初步研究。壹個就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壹時期的研究有這麽幾個特點：壹是成果多，涉及面廣，從北齊到清代的各代史館的狀況幾乎都納入到人們的研究視野。二是研究更加深入，厘清了不少人們在史館修史方面的模糊認識。三是海峽兩岸學者齊頭並進，在史館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就。
壹、總論
中國是重視歷史的國家，也是保留歷史資料最完善的國家。史館在這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從總體上對中國古代史館修史進行梳理，評其利弊得失，就成了人們關註的問題。傅振倫《中國歷代修史制度考》（《說文月刊》第4卷合刊本，1944年5月）利用正史資料考察了中國古代官修史書制度的狀況，是第壹篇系統論述中國古代史館修史的文章。劉節在所著《中國史學史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中較為系統地考察了自殷商至清代史官制度、史館制度及官修史書的情況，並對其中的利弊得失進行了評價。朱桂昌《歷代史官與修史機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5年第3期）概括地論述了古代史官的起源和職責、從漢至唐私家修史與修史機構的發展、唐代的史館和官修史書、明清時期的翰林院和史書之編纂等情況。倪道善《古代史館述評》（《歷史教學》1988年第8期）介紹了古代史館的設立、沿革及其職掌，指出史館的職掌有兩個方面，壹為修前朝史，壹為修當代史。史館雖然有劉知幾所說的種種弊端，但仍有其積極作用，壹是可以集中人力、財力和豐富的史料，為修史提供優越的條件，二是開館修史，能集眾家之長，三是有助於糾正前朝史籍中的隱諱不實之詞等。歷代統治者重視史館修史，壹是通過修史借鑒前朝經驗，二是證明新王朝的合法地位，三是籠絡士人、點綴升平，四是壟斷修史、控制褒貶大權。商慧明《史館制度初探》（《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指出，巨細無遺地征集資料、壟斷正史與國史的修撰、規範統壹的編纂體裁、完善的官家修史體制，是史館修史的特點。史館之所以長期維持不斷，是因為統治者和史官都有著異乎尋常的政治熱情，試圖通過修史來完善天朝大國的形象、提高傳統的地位、強化史學政治化。史館完成了許多私人史家不可能完成的宏大修史任務，但同時也因循守舊、扼殺才智，史館既是中國史學的驕傲，又是中國史學的悲哀。他在《古代中國官修史書的流弊》（《探索與爭鳴》1995年第9期）中還指出宰相監修國史和壹切唯上的修史規矩使官修史書流弊重重，集天下之人才，將壹個原本豐富多彩的史學天地拖入壹種思想、壹種筆法、壹種模式的沼澤之中，用壹種思維規範統領眾多史官，是史館修史的最大流弊。陳其泰《設館修史與中華文化的傳承》（《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從設館修史的肇始、史館在北朝的出現及修史成就、唐初史館制度的確立及其對中華文明的意義三個方面充分肯定了史館的意義，特別強調史館修史在各民族走向統壹中所具有的凝聚力量。可以看到，人們對史館修史已經有了壹分為二的看法，既肯定史館在修史中的作用，又指出其流弊。
二、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史官與史館
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古代史官制度向史館制度過渡的時期，其間轉換，極為復雜。雷家驥在《四至七世紀“以史制君”觀念對官修制度的影響》（《中西史學史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市久洋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以“以史制君”觀念為線索，分析了南朝、五胡、北魏以及六世紀北朝時期“以史制君”觀念隨著史館萌芽而削弱的情況。另外，雷家驥所著《中古史學觀念史》（臺灣學生書局1990年出版）壹書對魏晉南北朝時期官修史書的制度與風氣進行了全面分析。該書沒有孤立的論述史館，而是將史館放到南北朝政治形勢和歷史觀念中進行論述，得出許多富有啟發的論斷。牛潤珍《北齊史館考辨》（《南開學報》1995年第4期）則對北齊史館的稱謂區別、建置時間、館址方位以及組織機構、工作條件和史官生活待遇等進行了爬梳整理，指出北齊史館建置時間在天寶2年或3年，館址在東山宮，由監修大臣、著作郎、著作佐郎、修史臣、校書郎、令史等組成，北齊史官品第、俸祿很低。並認為北齊史館是獨立修史機構。嶽純之則認為北齊史館不是獨立修史機構（《唐代官方史學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牛潤珍還出版了《漢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壹書，該書闡幽發微、爬梳剔抉，從零碎分散的資料中梳理出自漢至唐初史官制度的發展演變，進行了系統研究，指出兩漢至唐初，史官制度凡兩大變，壹變為兩漢，二變為唐初，著作官修史制度經過幾百年的發展，最終被唐代史館修史制度替代。其中的很多結論，值得註意。另外，胡寶國著《漢唐間史學的發展》（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也涉及到南北朝官修史書的情況。
三、唐代史館
唐代是史館修史制度正式確立的時期。貞觀三年，唐太宗將史館從秘書省中分離出來，置於禁中，使其取代著作局的修史之職，成為獨立修史機構。自此以後，盡管官方修史制度不斷有這樣那樣的變化，但唐代史館的影響壹直存在。由於唐代史館的這壹特殊地位，對它的研究，自然就成了壹個熱點，研究成果甚豐，取得的成就很大，認識最為深入。
金毓黻《唐宋時代修史制度考》（《說文月刊》第3卷第8期，1942年9月）利用《新、舊唐書》、《宋史》等資料，從史館與史官之制度、史料之種類及其征集方法兩個方面對唐宋時期史館修史的情況進行了專題考索。指出唐代史館制度分為兩期，自貞觀至天寶，為第壹期，以宰相監修，其下為執筆修史之士，概稱史官，例以他官兼典。第二期亦以宰相監修，但加史官修撰直館之稱。史館主要修撰前代史、本朝實錄、本朝正史。資料主要來自起居註、時政記、各官署錄報之材料。另外，金毓黻還在所著《中國史學史》（該書1944年、1957年兩次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後又有多種版本）中專辟“唐宋以來設館修史之始末”壹章，對唐宋設館修史的狀況及官修史書的成就進行了評述。趙岡《唐代史館考》（《文化先鋒》第8卷第10期，1948年5月）則深入考察了唐代設館修史的狀況，並糾正了《唐會要》所記唐初史館確立年代為“貞觀二十三年”的錯誤，指出正確的年代應該是貞觀三年。趙俊《唐代修史機構辨》（《求索》1984年第6期）通過考證，指出以往治史學史者大都認為唐前五代史（梁、陳、齊、周、隋）為史館所修，是錯誤的。唐前五代史為秘書內省所修，史館的任務是修撰國史。史館和秘書內省這兩種修史機構的區別在於：前者為常設機構，修撰本朝史，地點在門下省；後者為臨時機構，修撰前代史，地點在中書省。二者有***同之點，都是官方修史，都有宰相監修，又都始於貞觀三年，因而容易被混為壹談。糾正了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的模糊認識。商慧明《唐初史館略論》（《人文雜誌》1985年第1期）、《中唐史館探微》（《人文雜誌》1986年第3期）兩文對唐代史館進行分析，前文考察了唐初史館的編撰指導思想，認為預於中興，通乎創業，以儒術為綱紀，著意提高李氏集團的祖望，為當朝皇帝樹碑立傳是其指導思想。後文則指出中唐史館在修史內容上更註重國史和典制史書的修撰，實行了“外修內審”制度，體例、正統、編次等問題受到重視。這種變化，說明史館非僵死不化之機構。王林善《唐代的史館修史制度》（《山西大學學報》1986年第3期）對唐代史館的史官隊伍、史館的組織、史館制度的優劣進行了分析。認為唐代史官隊伍素質極佳，唐代史館按照宰相監修、修撰官由他官兼任的原則進行組織，其人員配置由監修、修撰人員以及典書手、楷書手、亭長、掌故、裝潢直、熟紙匠等各種輔助人員組成。史館修史具有私人修史所不可比擬的優越條件，即使存在壹定局限，仍不失為編修國史的壹種較好的方式。房鑫亮《唐代史館建置與館內外修史實況的考察》（《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88年第6期）對唐代館修史書和館外修史進行了考察，指出唐代史館修史可分三個階段，太宗時成就最巨；高宗至宣宗，稍可稱許；懿宗以後，無甚成就。館外修史可分兩類：壹為私修，壹為經“制許”而修。著重分析了二者的相互作用和影響，並認為史館修史的功績不能壹筆抹煞。嶽純之在《唐代史館略說》（《歷史教學》2002年第5期）、《論唐代史館的人員設置和史料來源》（《煙臺師範學院學報》2003年第3期）兩文中對唐代史館的淵源與創設、撰述活動、基本制度、人員設置、史料來源進行了系統研究。考察問題更加細密，如對史館的史料來源，壹般認為有起居註、時政記和諸司報送三方面，但作者指出還有史官自行采集和館外人員自行提供兩項。嶽純之還出版了《唐代官方史學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壹書，其中對唐代史館及實錄的修纂進行了更為詳細的分析。另外，朱清如《論唐初史館》（《湘潭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劉蓉、高錦花《唐代史館制度略論》（《延安大學學報》2002年第4期）也對唐代史館修史的情況進行了研究。
在大陸學者對唐代史館進行深入研究的同時，臺灣學者的研究也特別引人矚目，取得了很大成就。張榮芳所著《唐代的史館與史官》（臺北市私立東吳大學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84年出版）壹書，是壹部深入探討唐代史館的力作，該書將史館與史官置於唐代官僚體制、社會架構之中進行研究，從史官與史館的淵源及其成立背景、史館組織、官僚體系中的史官、史官的社會階層幾個方面入手，對唐代史館與史官進行了多學科的探討。作者從統壹帝國的需要和史學本身的發展兩個方面分析史館成立的原因，對唐代史館的創立及其演變、史館的地理位置、史館的史料征集工作進行了細致分析，尤其對無人註意的史館的庶務組織進行了研究。在對史館中的史官進行探討時，分析了史官的社會階層、入仕途徑、籍貫、家族及交遊，該書沒有停留在制度史、史學史的層面上，而是做綜合考察，研究方法值得借鑒。該書還列出唐代史館史官表、宰相監修國史組織表、起居郎、舍人遷入官表、區域表、家族表等33個表，功力甚巨，極便省覽。邱添生《唐代設館修史制度探微》（《唐代研究論集》（第二輯），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詳盡分析唐代史館出現的時代背景、史館制度的形成與修史成果、史館的利弊得失等。指出史館形成的時代背景有四條：壹是秘藏典籍私家難以周覽，二是繁富史料私家難以綜理，三為私家修史易惹禍端，四為明令禁絕私修國史。其修史成果有唐代自高宗至武宗諸帝實錄、前朝正史、多部典禮之書和方誌。唐代史館屬於朝廷整體政權系統中的壹個專設機構，資料收集完備，人力物力充足，但史家的獨創性不易發揮，失卻了司馬遷“成壹家之言”的史家理想。雷家驥《唐前期國史官修體制的演變》（《唐代研究論集》（第二輯），臺北市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著重分析了國史修撰由壟斷化至禁密化的過程，研究了禁密化下的貞觀修註制度、精神與功能，探討了館院制度的破壞及其意義，考察了武後時代的官修情況與館院學派的史學復辟。指出從東漢班固被告私作國史，到王劭被告私撰北齊史，到隋文帝禁止私修國史，再到唐初設館修史，國史修撰逐步被壟斷。在國史禁密之下，善惡必書的修史制度因帝王幹預、史臣取媚而不斷破壞。武則天時期，史館制度屢遭專制政權沖擊，遂引起劉知幾等人的嚴厲批評，在史學史上意義重大。該文從社會、學術幾個方面對史館制度進行考察，值得我們註意。
四、宋、遼、金、元史館
史館制度在唐代確立後，到宋代有了更大的發展，重要表現就是史館規模擴大。在中國歷史上，宋代的修史機構可以說是最多的，有史館、編修院、國史院、實錄院、日歷所、起居院、會要所、玉牒所、聖政所、時政記房等多種修史機構，史官地位也較尊崇。百余年來，對宋代官方修史制度的研究，成績可喜。
許沛藻《宋代修史制度及其對史學的影響》（《上海師範大學學報》1989年第1期）對宋代統治者重視修史、讀史，宋代的修史制度、機構以及修撰當代史風氣盛行的原因作了詳盡的闡述。指出宋承唐制，逐漸形成了以史館為基礎，起居院、兩時政記房、玉牒所、日歷所為常設分支機構和各種修書局為編撰機構的修史體制；形成了壹套有效的修史程序，建立了嚴密的收集、報送史料、檔案的制度；皇帝幹預修史趨於制度化。統治者對修史的重視，促進了士大夫階層對歷史，尤其對當代史的研究興趣；官修史書大量流入民間，為私家著史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條件。張新民《〈通鑒〉編修與史館制度》（《貴州大學學報》1988年第1期）分析了司馬光以史館修史的方式組織《通鑒》編修，妙選人才，明確分工，統壹方法，限定日程，廣泛取材，主修裁斷，既避免了官修史書的弊端，又樹立了集體編書的良好楷模。宋立民《宋代史館沿革考》（《社會科學戰線》1994年第1期）對變化復雜的宋代史館的興廢演變進行專門考察，指出宋代史館的發展分北宋、南宋兩個階段，北宋時，太祖朝為因襲時期，史館主要擔負修史和藏書；太宗朝為創新時期，三館重建、官制更新、制度創新、不再儲藏禁書、增加育人職能；真宗朝為史館發展時期，史館制度趨於穩定；仁宗朝為衰變時期，編修院奪去史館修史之職；神宗時期，史館名存實亡。南宋史館變革更為復雜，大體經歷了重建、改並、發展和消亡四個時期。
在宋代修史制度的研究方面，蔡崇榜的《宋代修史制度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1年出版）和宋立民的《宋代史官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兩書值得註意。蔡書是第壹部系統研究宋代修史制度的著作，該書對起居註、時政記、日歷、史館與史院制度、歷朝實錄、歷朝國史、歷朝會要以及其它史書的修纂進行了深入研究，考察了起居院、時政記房、日歷所、史館、國史院、會要所等修史機構，分析了各館院史料匯集、編修體式等問題，尤其是對歷朝實錄、國史、會要的修撰情況，進行了詳細探討，價值很大。該書指出宋代修史制度的特點和弊端是：當代史的修撰受到特別重視，而以南宋詳北宋略；史無專官；皇帝幹預修；史官諱避與回護等。宋書則直接對宋代史館、編修院、起居院、二府修時政記、日歷所、修實錄院、修國史院、會要所、玉牒所以及其它史局進行了詳細研究，重在分析史館的機構設置、管理制度、史官遷轉等問題，指出宋代史官制度的特征是：宰執監修，以提大綱；皇帝自閱本朝史；宋修本朝史多不在外設局；史官多優遷、多兼職、多遷徙不常、多由科舉入仕、待遇優厚等等。對壹些問題的研究有發覆正誤之功。
遼、金、元都是以少數民族立國的王朝，在史館制度上既借鑒漢族修史的經驗，又有自身的特點。對它們進行研究，對於我們認識民族史學的特征，大有裨益。朱子方《遼朝史官考》（《史學史研究》1990年第4期）對以前不甚明了的遼代記註官、修史官進行了考察，指出遼代改史館為國史院，以宰相監領史館，史官雖常設，但無常員，多以他官兼任等。何宛英《金代修史制度與史官特點》（《史學史研究》1996年第3期）指出金代的修史機構有國史院、記註院、著作局，記註院的職責主要有朝參日隨朝記錄朝議，記錄皇帝與宰臣議事，隨侍皇帝左右。國史院為常設機構，其史職設置為監修國史、修國史、同修國史、編修官、檢閱官等，主要職責是修本朝實錄，其史官的特點是，民族史官占壹定比例、以壹流人才擔任史官、多以翰林官兼任等。臺灣學者王明蓀撰《元代史館與史官》（《第三屆史學史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中興大學1991年版），闡論了元代起居註和日歷的編纂，翰林國史院的建置與沿革，職掌與品秩等，對元代修史制度進行了較為系統的分析。薩兆溈《元代翰林國史院述要》（《北京行政學院學報》1999年第1期）則分析了元翰林國史院在選拔人才、修纂史書、科考取士、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他還考證出元翰林國史院的位置在高梁河東支的南岸，而不是人們所認為的在高梁河東支的北岸（《元翰林國史院地理方位辨正》，《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0年第6期）。
五、明、清史館
百余年來，對明清史館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績。就明代史館來講，研究有所起步。商慧明《明代史館考述》（《江淮論壇》1991年第1期）認為明代史館效法唐宋，明初官家修史機構稱史局，後來由翰林院兼領史職，在史官選任方面註重進士出身，史官要具備政治家的氣度，有“好是正直”的是非觀念，博洽與專精相結合；形成了鑒世為旨、分纂嚴審的修史原則和兼容並蓄的修撰方針。謝貴安《明代史館探微》（《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2期）則對明代史館的基本面貌、管理制度進行了考證和探討，認為明代史館既隸屬於翰林院，又受制於內閣；設置地點不在翰林院中，而在禁中左順門內的內閣及其誥敕房東閣附近；***分十個館，東四館編纂史料，西六館編纂史書；是虛實相兼的修史機構，雖非恒開之館也無固定的官員，但有特定的場館和壹定的管理方式。並分析了史館的人事、供給、門衛、考勤、纂修、獎勵等制度。羅仲輝《明初史館和〈元史〉的修纂》（《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1期）考察了明初設館修《元史》的情況，分析了圍繞《元史》修纂所引發的政治鬥爭。朱希祖《南明三朝史官及官修史籍考》（《國史館館刊》第1卷第3號，1948年8月）考察了南明三朝的史官建置、修史制度和官修史籍的情況。
相對於明代史館的研究，對清代史館的研究成效較大。首先，對清代史館類型進行了介紹和初步分析。楊玉良《武英殿修書處及內府修書各館》（《清代宮史探微》，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出版）、沈原《清代宮廷的修書機構》（《明清檔案與歷史研究論文選》上，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出版）介紹了清廷的修書各館的類型。前者指出內府修書館大體分為常開、例開、特開三種，常開有國史館、方略館等，例開有實錄館、聖訓館等，特開有會典館、三通館、壹統誌館等，並分析了武英殿修書處與修書各館的關系；後者則將修書館分為內廷和外朝兩類，內廷常設的修書機構有書房、文館、內三院、內翻書房、南書房、尚書房、方略館、武英殿修書處等，外朝常設的修書機構有起居註館、國史館以及各種臨時書館。秦國經、高換婷《清朝修史與〈清史稿〉編纂研究》（《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也將清代修史機構分為常開、例開、特開三類。這裏要特別提到喬治忠的研究，他在所著《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壹書的第壹章《清朝的修史制度及其特點》中從宏觀上對清朝官方修史活動的組織方式、清朝修史制度的特點進行了分析，考察了內閣、翰林院與修史制度、清朝的各類修史之館、對修史人才的任用、皇帝幹預、史料征用體制、滿人參與修史、督察處分制度等，對前人沒有涉獵的問題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值得重視。其次，對清代部分史館進行了具體研究。李鵬年《國史館及其檔案》（《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王鍾翰《清國史館與〈清史列傳〉》（《社會科學輯刊》1982年第3期）、喬治忠《清代國史館考述》（《文史》第39輯）、鄒愛蓮《清代的國史館及其修史制度》（《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均對清代國史館進行了研究。李文對國史館的機構職掌、修史內容進行了分析；王文著重考察了國史館的設置年代，指出國史館第壹次開館在康熙29年，第二次開館在乾隆30年；喬文系統地考察了國史館的建置沿革、官員組成及內部機構、承辦的纂修任務，分析了總裁和副總裁、提調、總纂和纂修、協修、清文總校、收掌、校對、翻譯、謄錄、供事、筆削員的情況，指出國史館的組織機構和管理方法是各史館的典範，糾正了人們對國史館的壹些模糊認識；鄒文則從國史館的機構設置及職掌、修史制度與方法、人員管理制度與方法三個方面探討了國史館的內部情況。王清政《清代實錄館考述》（《江漢論壇》1999年第2期）較為系統地考察了實錄館的設置、人員組成、管理制度。姚繼榮《清代方略館與官修方略》（《山西師大學報》2002年第2期）考察了方略館的設置、清代官修方略的成就及方略的史學價值。夏宏圖《清代方略館設立時間舉證》（《歷史檔案》1997年第2期）認為方略館的設立應在康熙21年。而姚繼榮《清代方略館設置年代記載小議》（《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2年第1期）則認為乾隆14年為方略館正式定址建制之始。陳捷先《清代起居註館建置略考》（《清史雜筆》，臺北學海出版社1977年版）對清代起居註館的設立及廢置進行了研究。喬治忠《康熙起居註館和康熙起居註》（《清朝官方史學研究》，臺北市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對康熙起居註館的設立始末、康熙起居註的特點和史料價值進行了分析。另外，柳詒徴《記光緒會典館之組織》（《學原》第1卷第9期，1947年）對光緒朝會典館的設立、人員、編纂等進行了深入研究，資料豐富，結論可信。
六、幾點認識
從以上綜述我們可以看出，百余年來關於中國古代史館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第壹，唐、宋史館的研究比較深入，不僅很多問題得到澄清，而且考察了唐、宋史館與唐、宋政治、學術的關系。第二，微觀考辨值得註意。特別是對部分史館的建置沿革、管理機制的考證，為進壹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礎。百余年來的史館研究也在啟示我們：其壹，史館制度的研究涉及到社會史、制度史、史學史等多個學科，因此論究史館不能囿於史學層面，也不能囿於制度層面，要兼顧到各個層面的相互影響，把握其真正的內涵。要註意史館的活潑與彈性，及其因時因人而異的運作與轉變。其二，必須將史館置於整個社會政治、制度、史學以及文獻的架構之中進行整體探討，走出就事論事的窠臼，真正把握史館修史在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作用和意義，探究史館修史下傳統史學的精神本質。其三，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充分利用豐富的文獻，放寬史館研究的視野，以史館為紐結，以史館修史和社會政治、史學發展的關系為突破口，進行社會、政治、學術文化、史學、文獻的綜合研究，實屬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