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壹代，經學研究的風氣極盛。特別是在十八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初，即乾隆、嘉慶兩朝，達到了全盛階段，產生了所謂“漢學”。這壹時期，無論是經學、史學，還是金石考古、天文歷算，乃至輿地詩文諸學，幾乎整個知識界都為漢代經師所倡導的樸實考據之風所籠罩。高踞廟堂的程朱理學敗象畢露；由空返實的乾嘉漢學蒸蒸日上。“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拔宋旗，立漢幟，在中國學術史上形成了堪與先秦諸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和宋明理學相媲美的清代漢學。“漢學”是相對於“宋學乙—宋明理學而言，指研究經學回溯和尊崇漢代的經說。作為壹種思潮和學術派別，漢學不同於以往其他思潮和學派，就其學術宗旨而言，稱為“漢學”；就其學術風格和研究方法而言，稱為“樸學”或“考據學”；就其時代而言，又稱為“乾嘉漢學”。
乾嘉漢學的形成。
乾嘉漢學的勃興並最終取代程朱理學成為百年間學術的主流，並非壹個偶然的歷史現象。漢宋學術在封建社會後期的更叠，既是多方面的錯綜復雜的歷史因素交互作用的結果，也是中國古代以儒學為主體的學術思想，內在邏輯發展演變的結果。
乾嘉之際，清朝的統治逐步穩定，經濟恢復發展，滿漢間的民族矛盾亦趨緩和，加之清王朝統治者對漢族知識分子安撫拉攏與壓制扼殺，清初思想界生動活潑的氣象被順、康兩朝叠興的文字獄徹底摧毀。在尊崇孔子，提倡儒學，編纂古籍的政策引導下，士大夫逐漸轉向對古代典籍的整理和詮釋之上。
中國學術發展到清代，隨著理學的衰微及動蕩的社會更替所引起的巨大沖擊波，學術思想界醞釀著新的思潮。這壹思潮以考證經史為方法，以經世致用為宗旨，形成了具有鮮明批判理學色彩的實學思潮。壹方面，這壹思潮提倡經世濟世之學，打破了宋明理學在幾個世紀中對思想界的束縛；另壹方面，由於歷史的局限，沒有創立出反映新的經濟因素的新的理論，用以批判理學的思想武器，只能是較之理學更為古老的漢代經學。這種濃厚的法古色彩，導致了清代知識界在方法論上逐漸拋棄宋明理學的哲學思辨，走向了樸實考經證史的途徑。
乾嘉漢學的初興。
繼明末清初經世之學大師黃宗羲、顧炎武之後，胡渭、閻若璩、毛奇齡、萬斯阿、姚際恒、顧祖禹等人，作為清代漢學的先驅，開啟了強調通經，重視實證，卻拘守煩瑣、法古色彩濃厚的乾嘉漢學的先河。
漢學發軔之初，繼承了清初思想家強調讀書，反對空談的學風，以“壹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自勵，“經史皆能背誦如流水”，且淹貫群山，博學多能，長於考證。閻若璩、胡渭對《河圖洛書》的辨偽，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毛奇齡的《四書改錯》都反映出這壹時期學者，開始由宋學向漢學轉變的趨勢。
乾嘉漢學興起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胡渭和閻若璩。胡渭做《易圖明辨》，消除了易經研究中的神秘色彩，證明了“組織宋學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氣、言數、言命、言心、言性”皆由此出。《河圖洛書》是道士的修煉術，對“占領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權威幾與經典相埒”的《河圖洛書》給予無情的打擊。“宋學已受致命之傷”。閻若璩做《古文尚書疏證》，從《尚書》的篇數、篇名、字句、書法、文例中提出詳實的證據，並引用《孟子》、《史記》、《說文》等書作為旁證，證明東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和《孔安國傳》都是偽書，從而“祛千古之大疑”，“古今之偽乃大明”。胡、閻二人的著作，其價值不僅在考證方法和整理古文獻方面為以後的漢學家提供了例證，更重要的是，他們這種敢於大膽懷疑權威的精神，打擊了宋明理學，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動搖了儒家經典的權威地位。胡、閻二人及其同時代的學者開啟了壹代漢學的風氣，他們在治學上側重於審音讀字和具體的證據，既未打出“漢學”的旗罐，也沒有完全擺脫宋明理學的影響，“雖皆為碩儒，然草創未精，時糅雜宋明之讕言”。
乾嘉漢學的鼎盛。
乾嘉漢學“成學著系統者，自乾隆朝始。壹自吳；壹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戴震，綜其名，任裁斷”。“惠、戴兩家，中分乾嘉學派”的局面的形成，標誌著乾嘉漢學作為壹代學術思潮已臻於鼎盛。
吳派代表惠棟（康熙三十六年——乾隆二十三年；1697—1758年），字定宇，江蘇吳縣人。惠氏世代傳經，在家庭濃厚的學術風氣的影響下，惠棟“自幼篤誌向學，家有藏書，日夜講誦。自經史諸子百家雜說及釋道二藏，靡不穿穴”，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風。惠棟的學術主要有兩個特點：壹是主張治經從研究古文字人手。他提倡由古書的文字音訓以求義理，這壹點成為以後漢學家***同信奉的原蒯。惠棟針對魏晉以來對經書牽強附會，隨意曲解，甚至篡改經籍，使經書的意義晦而不彰的浮誇玄虛的學風，強調治經、學經必須從聲音訓詁、校勘考證的基本功夫入手，以消除長期以來隨意主觀附加在古書中的誤解和歪曲。在惠棟的大力提倡和身體力行影響下，清代漢學家對古籍進行了廣泛、深入地重新註釋校訂，更正了大量錯誤，使原來附屬於經學研究的“小學”在清代得到極大的發展。二是尊信和固守漢儒的說經。惠棟高舉“漢學”的旗幟，“凡古必真，凡漢皆好”，完全拋棄了魏晉以後的經說，回復到漢代經學中去。從反宋走向復漢，成為這壹時期學術界的主流。惠棟壹生專精《周易》，著有《周易述》、《易漢學》、《易例》、《九經古義》、《古文尚書考》等書，使絕者“千有五百余年”的漢學“至是而粲然復章矣”。惠棟在對漢學搜輯鉤稽中，不免受漢代糟粕思想的影響，正如《四庫提要》中對惠棟的評價，“其長在博，其短亦在於嗜博；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在惠棟的影響下，他的朋友、學生沈彤、余肖客、江聲以及王鳴盛、錢大昕及大所的弟侄錢大昭、錢塘、錢坫等都恪守其尊漢的學術路徑，成為漢學中吳派的中堅力量。
皖派的代表戴震（雍正元年——乾隆四十二年，1724—1777年），字東原，安徽休寧人。戴震學問淵博，識斷精審，集清代考據學之大成，不僅是清中葉乾嘉學派中最突出的學者，而且多次著文，抨擊程朱理學，闡發唯物主義思想，是壹位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戴震的學術特點主要表現在：壹，重視小學和考據，在音韻、訓詁、名物制度、古文獻的校勘、考證上做了突出的研究。由於戴震精通小學，從音韻、訓詁的基本功夫入手，在治經上取得了很大成績。用他自己的話說，“仆之學，不外以字考經，以經考字”。“壹字之義，當貫群經，本六書，然後為定”。二，戴震作學問，強調“誌存聞道”。不只是停留在對古籍字句的校勘證訂上，而是在此基礎上，強調“君子務在聞道”。對大多數漢學家墨守古經傳註，絕口不談義理的做法提出了批評。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不僅是壹部對《孟子》進行考證註疏的著作，更是壹部“正人心”的哲學著作。戴震在“誌存聞道”思想的影響下，繼承了清初思想家的唯物主義傳統，對唯心主義理學進行了激烈的批判，他通過理、氣這壹世界本原之辨，批判宋儒“理先氣後”之說，闡發“理在事中”的唯物觀，並從唯物主義的立場出發，提出了人性論和理欲說。
以惠棟為首的吳派多治《周易》、《尚書》；以戴震為首的皖派擅長三禮，尤精小學、天算。吳派完全遵循漢代經師所倡導的樸實考據學風，提倡“古訓不可改，經師不可廢”，主張復古，“治經求其古”，唯漢是好，唯古是信；皖派吸取了吳派的長處，融惠學為己有，將惠學與典章制度的考究與義理之學的講求相結合，主張“由聲音文字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導義理”，強調求實，“治經求其是”，識斷精審。兩派以訓詁入手治經，在學術淵源上，壹脈相承，但在治學內容和方法上有所不同。當然，吳、皖兩派並不能概括整個乾嘉學派。同樣治經學，顧棟高、秦蕙田各以《春秋》、《周禮》名家，非惠、戴所能比擬；同樣治史學，全祖望、那晉涵、章學誠、錢大昕皆獨辟蹊徑，非惠、戴所能拘囿；此外，乾嘉儒臣，朱筠、周永年、紀昀、陸錫熊，阮元等博學多識，其學亦不在惠、戴範圍之中。當然，“各派***同之點甚多”，這壹根本點，是乾嘉漢學之所以能成為壹個獨立學派的重要原因。
乾嘉漢學的余脈及成就。
乾嘉漢學在戴震時達到頂峰後，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戴震的後繼者分成兩派：壹派以段玉裁、二王（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為代表，繼承了音訓考據之學，方法更加嚴密，成績更加突出，但對戴震所註重的“義理”避而不談；另壹派以汪中、淩廷堪、焦循、阮元為代表，兼治音訓考據及義理之學，在發揮戴震的哲學思想中，議論漸漸平和，走上漢宋合流的道路。
乾嘉漢學的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壹、經學。乾嘉漢學之於經學，潛心整理，尤稱專精。無論是本經的疏解，還是群經的通釋，都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二、文字、音韻學。由於漢學家治經、說經必由文字的音韻訓詁入手，奉“讀書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字始”為圭臬，音韻文字之學因之而昌盛。三、校勘輯佚。乾嘉學者視校勘輯佚為專門學問，竭畢生心力於其中，在古籍整理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經學方面對兩漢經師、經說的表彰；史學方面對兩晉六朝及宋元散佚著作的輯錄；文學方面對先秦諸子特別是《茍子》、《墨子》、《管子》三書及有關古籍所取得的成就為歷代學者所不及。四、史學。乾嘉學派治史猶如治經，註重總結整理。特別專註於古代史籍的整理。或校勘其訛誤，或訂正其史實，或補輯其遺闕，或整理其故事。在整理古籍中，崇尚求實考核而不主張議論、褒貶。
清代的漢學家們以極深厚的功力和極紮實的態度，對古代文獻進行了細致的蓽路藍縷的工作，剔除了兩千年來對古籍的歪曲和誤解，但是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復古主義和煩瑣主義，成為壹個狹隘、偏枯的學派。十九世紀上半葉，在歷史轉折再次到來之際，乾嘉漢學走過了它的全盛時期，趨於衰落。取而代之的是面向現實、提倡經世的今文經學的興起。道光以後，漢學的末流已失去了早期漢學博大精深、方法嚴密的優點，只有少數學者，如俞樾、孫詔讓繼承了乾嘉大師的遺續，保持樸實的學風，在專業領域中作出了貢獻。俞樾的《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今疑義舉例》；孫詔讓的《周禮正義》、《墨子閑詁》等等，作為乾嘉漢學的余脈，在學術上取得了壹定的成績，但終究無法與已在學術界占主導地位的今文學派相抗衡，漢學已走完了全部的歷史路程，走向了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