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怎麽樣

由狹間直樹教授主持的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同研究報告《梁啟超：西洋近代思想受容と明治日本》（東京みすず書房，1999年）問世已兩年有半，對原書有所補充修訂的中文譯本《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出版也已逾壹年。該書是自1993年開始的以“日本を媒介とした西洋近代認識”為焦點的梁啟超研究班四年***同努力的結果。 關於這壹成果的學術意義和價值，由狹間直樹教授和東京大學的佐藤慎壹教授、東京都立大學的宮村治雄教授***同舉行的《東アジアの近代と梁啟超》座談會記錄，詳細闡述了日本學術界的看法（註：《みすず》第470、471號，2000年5、6月。）。而中譯本出版時金沖及、張朋園、楊天石三位先生所作序言，大致反映了海峽兩岸學人的期許和推重。此外還有學人做過簡要評介（註：孫明：《思想版圖的考索及其它》，《中國圖書商報·書評周刊》2002年8月2日。）。對於京都大學人文研梁啟超研究班，早有耳聞和實際接觸。1994年初到訪該所，為準備報告，承借該所同仁***同簽註的壹本《梁啟超年譜長編》。當時已完成對庚子勤王運動的初步研究，深知有關保皇會人事的史料很難解讀，1992年到日本進行訪問研究之前，在經歷壹大曲折，幾乎完全推倒原來的判斷後，殫精竭慮兩年，才將有據可查者大體解開。當時自詡此事域外學人絕難做到。而人文科學研究所簽註的《梁啟超年譜長編》顯示，他們對有關部分的破解，亦已盡人力條件之所能，不禁詫為奇事，益信該所前輩所稱頭甲之說，實為自負而非自謙。在學風多變的今日，該所能將京都學派的傳統壹直保持，的確難能可貴。1998年9月，又參與了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巴巴拉）舉行的“日本在中國接受西方近代思想中的作用——梁啟超個案學術研討會”，與會日本學者中有相當壹部分是京都大學人文研梁啟超研究班的成員，得以進壹步了解其研究路徑和進展，並撰文加以評介（註：見《歷史研究》1999年第1期。）。此後，在壹些國際學術會議的場合，與狹間教授交換過看法，得其大體首肯。因有國內外時賢評述於前，自己又有過相關評議，遷延至今，始終覺得此項研究及其發展前景，尚有未經學人充分論述和重視之處，而其所顯示的路徑，關系到近現代中國史研究的重要方向。借此機會，將斟酌已久的意見陳述壹二，以見教於作者和同好。此文本來是為日文版而作，現在同時面向中文版的讀者，問題意識或許更為明確。 《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的價值與意義，主要體現在：其壹，認識作為世界近代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東亞文明形成與發展的進程及作用；其二，從觀念與知識體系的大轉換重新估價梁啟超在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其三，改變以往對中外思想文化關系的研究濫用平行比較的格義附會，將不同文化系統的精神關系落實於以事實聯系為依據的影響研究的堅實基礎之上。 東亞文明是世界近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壹方面以固有的古代高度發達的文明為基礎，壹方面盡力吸收以西方為中心的近代文明，成為世界近代文明多樣性的重要體現，並為人類社會未來的發展提供了更多選擇的可能性。而梁啟超通過明治日本吸收西方近代思想，正是東亞近代文明形成的重要壹環。這壹過程並非僅僅是由西方到明治日本再到梁啟超的單向運動，在此過程中，他既通過明治日本思想界的大量成果吸收西方近代精神，並受明治思想界對於西方思想的選擇與接受樣式的制約，又有基於中國文化和個人學識的再選擇與再創造，由此產生的從概念到思想體系的變異，反映了東方固有文明對於以西方為中心的近代世界文明的作用，並且導致近代世界文明的多樣性發展。 從革命史的取向看，梁啟超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雖然十分重要，畢竟不夠正確，甚至壹度作為革命的對立面出現，因而無論如何難以與孫中山相比，盡管有學人力圖證明，在“革命”話語的演進過程中，梁啟超的作用可能還在孫中山之上（註：參見陳建華《“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然而，轉換角度，看法自然發生變化。美國學者任達(Douglas R. Reynolds)在所著《新政革命與日本》壹書中提出，清末新政時期中國經歷了知識與制度體系的革命性變革，使得新政前後的中國社會在思想與制度層面截然兩分（註：參見桑兵《黃金十年與新政革命——評介〈中國，1898-1912：新政革命與日本〉》（《燕京學報》1998年新4期）。該書中譯本由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作者有所改動。）。由於作者將變革的動力歸於清政府及官紳支持者，又過於強調日方的善意，加之論證的方式偏重於現有成果，對原始材料的發掘檢討嚴重不足，許多論點遭到不同背景的學人質疑，也影響了對其頗具啟發性的意見的關註。就個人而論，在近代中國知識體系轉型過程中，沒有第二人的作用影響在梁啟超之上。不僅如此，幾乎在每壹具體領域，梁啟超都是開風氣之先。許多關鍵性概念的引進和轉換，雖然不壹定都由梁啟超發其端，卻多在梁啟超之後定其型。用後來的眼光看，梁啟超當時的認識不免幼稚，從歷史的進程看，則梁啟超所作所為不僅難能可貴，簡直就是絕無僅有！這是以狹間教授為首的壹班學人選擇這壹課題的要因之壹。 然而，盡管梁啟超聰明絕頂，畢竟是三十歲左右的青年，中西學訓練又不夠完備，能夠擔此大任，確是遭逢時會，壹面是戊戌政變後國人對於新學的渴望，因為政治需求不得滿足而更加強烈，壹面是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大量譯介西書，並過濾消化為中國人易於接受的“東學”。梁啟超的過人之處，在於他慧眼獨具，將二者溝通聯系，並做適宜的選擇加工，因而得以成就壹段偉業。梁啟超的自覺見於《論學日本文之益》和《東籍月旦》兩文，所謂“既旅日本數月，肄日本之文，讀日本之書，疇昔所未見之籍，紛觸於目，疇昔所未窮之理，騰躍於腦，如幽室見日，枯腹得酒，沾沾自喜，而不敢自私，乃大聲疾呼，以告同誌曰：我國人之有誌新學者，盍亦學日本文哉。日本維新三十年來，廣求智識於環宇，其所譯所著有用之書，不下數千種，而尤詳於政治學、資生學（即理財學，日本謂之經濟學）、智學（日本謂之哲學）、群學（日本謂之社會學）等，皆開民智強國基之急務也……夫日本於最新最精之學，雖不無欠缺，然其大端固已初具矣，中國人而得此，則其智慧固可以驟增，而人才固可以驟出”。對於“東學不如西學”，梁啟超當然有所認識，知道東學無壹不從西來，中國通商數十年後，還不得不由讀東籍之人輸入西學，“是中國之不幸也”。但中國治西學者轉不如治東學者收效之大，由於前者大都不通中學，所從西學之師又水準不高，加之直接用西文讀懂各科西書，需時較長。所以，“以求學之正格論之，必當於西而不於東，而急就之法，東固有未可厚非者矣。”（註：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中華書局，1989年，第80-83頁。） 梁啟超的西學知識大都來自日本，壹般近代史研究者均耳熟能詳。但恐怕也就止於此而已，要知道究竟哪些來自日本，來自於何人何書，大概無人能知其詳。而要進壹步了解有關的人和書在明治日本思想文化學術史上的地位，以及這些人和書的西學來源，西學化為東學、梁啟超接受東學時是完全照搬還是有所取舍，其標準、依據和理由是什麽，就更加模糊籠統。京都大學人文研梁啟超研究班的工作目標，正是為了逐步解決上述問題。 該書既為***同研究的成果，也就是在***同主題和問題意識以及相似方法的引導下所產生的各自論文的結集，全書***收文14篇，其中法國巴斯蒂(M. Bastid-Bruguiere)教授的《梁啟超與宗教問題》為中譯本新增（註：此文是在梁啟超研究班舉行期間巴斯蒂應邀擔任該所客座教授時的初步報告的基礎上寫成，曾發表於1998年3月發行的《東方學報》第70冊。）。除竹內弘行的《關於梁啟超師從康有為的問題》和村尾進的《萬木森森——〈時務報〉時期的梁啟超及其周圍的情況》所論為梁啟超流亡日本以前之事外，其余各篇或多或少圍繞主題展開，包括《新民說》（狹間直樹）、文明視點（石川禎浩）、權利—自由論（土屋英雄）、哲學（末岡宏）、佛學（森紀子）、經濟思想（森時彥）、史傳（松尾洋二）、文學觀念（齋藤希史）、革命與變革（山田敬三）、啟蒙（井波陵壹）、近代之超克（中村哲夫）等。限於篇幅，本於彼詳此略的原則，本文旨在揭示此項成果在比較研究方面的價值和意義，以利於其他研究者的學習和借鑒，對於內容的介紹，僅圍繞這壹立意展開。 近代以來，中國被迫進入世界體系，中西社會文化反差如此巨大，異同似乎顯而易見，使得國人大都有用西學或從西方反襯中國的比較眼光。後來雖然壹度遭到政治上的限制，差別畢竟客觀存在。所以壹旦重新開放，比較中外在言論界乃至學術界都趨於流行。不過，此事泛泛而談固然無需過於計較，用作嚴肅的學術研究則不能不分個究竟。法國比較文學研究的代表學者馬·法·基亞在所著《比較文學》壹書的前言中這樣寫道：“在國家方面：把不同類型的二甚至三部著作集攏進行比較，這不等於是比較工作。1820年至1830年間對莎士比亞和拉辛的這種不可避免的對比其實只是壹種評論，壹種雄辯；尋找出這位英國戲劇家對蒙田了解了些什麽和《論文集》中的內容有哪些被吸收進他的戲劇中去了，這才是比較文學。可以清楚地看到：比較文學並非比較。比較文學實際只是壹種被誤稱了的科學方法，正確的定義應該是：國際文學關系史。”（註：見該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前言，第1頁。）這段被視為比較文學領域中法國學派影響研究法經典概括的言詞，雖然會引起20世紀50年代後期崛起的主張平行比較的美國學派的不滿（事實上後者對於前者的批評在不少方面也確有真知灼見），卻切中了濫用比較方法進行所謂比較研究的要害。按照法國學派的標準，許多標名為比較研究的作品，其實是誤用了比較研究的方法，或者只是望文生義地亂用比較的概念。 1932年，陳寅恪在《與劉叔雅教授論國文試題書》中也談到比較文學乃至壹般比較研究：“即以今日中國文學系之中外文學比較壹類之課程言，亦只能就白樂天等在中國及日本之文學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國文學上之影響及演變等問題，互相比較研究，方符合比較研究之真諦。蓋此種比較研究方法，必須具有歷史演變及系統異同之觀念。否則古今中外，人天龍鬼，無壹不可取以相與比較。荷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鑿附會，怪誕百出，莫可追詰，更無所謂研究之可言矣。”（註：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三聯書店，2001年，第252頁。）有學人以為，陳寅恪“只認可有事實聯系的影響研究的方法，而對無事實聯系的平行研究頗不以為然。”“在今天看來，陳先生的這種觀點未免失之偏頗。註重實證的影響研究固然重要，必不可少；但如果比較文學只囿於此種研究方法，那麽比較文學的天地將大為縮小，因為能夠找到事實聯系的國與國之間的文學影響畢竟是有限的……如果陳先生能活到今天，相信他會愉快地修正自己的觀點的，事實上，在解放後寫的《論再生緣》等文章中，陳先生已開始運用平行研究的方法，以考察中西文學的異同”（註：袁荻湧：《陳寅恪與比較文學》，張傑、楊艷麗選編《解析陳寅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249頁。）。 陳寅恪是否只認可影響研究而反對平行研究，尚有可議（另文詳論）。若以講宋學做漢學比照，也可以說是講平行研究而做影響研究，晚年亦無例外。至於影響研究範圍有限之說，至少在歷史特別是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領域因人而異。中國歷代與外國、外族交接頻繁，不僅軍事沖突與宗教傳播，內政亦受外民族之決定性的影響。故研究歷史須以現代國際觀念來看。近代史更不必言，按照陳寅恪的看法，“中國之內政與社會受外力影響之巨，近百年來尤為顯著。”（註：石泉、李涵：《聽寅恪師唐史課筆記壹則》，張傑、楊燕麗選編《追憶陳寅恪》，第270頁。）治近現代史事，無論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學術、社會，不能溝通中外則幾乎無法下手。梁啟超思想研究便相當典型。只是影響研究對於學人的工具訓練要求較高而且明確，包括語言和輔助學科兩方面，非盡力拓寬達到壹定程度，以求對所涉及的文化體系具有歷史演變和系統異同的觀念，否則沒有能力發現問題，無法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僅以語言訓練而言，據說歐洲傳統要求比較文學學者掌握10種西北歐語言，還不包括梵文（註：錢文忠：《略論寅恪先生之比較觀及其在文學研究中之運用》，張傑、楊燕麗選編《解析陳寅恪》，第272頁。）。與此相比，平行比較看似規則較寬，但學人如果沒有經過影響研究的嚴格訓練以及由此形成的高度自覺自律，容易流於格義附會的歧途。正所謂眼中有蛋，心中未必無雞。如陳寅恪評論清代經學極盛而史學不振的原因時所說，二者同為考據，號稱樸學，“所差異者，史學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較備具，其解釋亦有所限制，非可人執壹說，無從判決其當否也。經學則不然，其材料往往殘闕而又寡少，其解釋尤不確定，以謹願之人，而治經學，則但能依據文句個別解釋，而不能綜合貫通，成壹有系統之論述。以誇誕之人，而治經學，則不甘以片段之論述為滿足。因其材料殘闕寡少及解釋無定之故，轉可利用壹二細微疑似之單證，以附會其廣泛難征之結論。其論既出之後，故不能犁然有當於人心，而人亦不易標舉反證以相詰難。譬諸圖畫鬼物，茍形態略具，則能事已畢，其真狀之果肖似與否，畫者與觀者兩皆不知也。往昔經學盛時，為其學者，可不讀唐以後書，以求速效。聲譽既易致，而利祿亦隨之，於是壹世才智之士，能為考據之學者，群舍史學而趨於經學之壹途。”民國時期學人競言古史，“察其持論，間有類乎清季誇誕經學家之所為者。”（註：《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05-506頁。） 今人多舍影響研究而群趨於平行比較，與清代及民國時期學人的動向大體同因，工具訓練與文化體驗均不足，所受外來沖擊以及反差則感覺強烈，於是對斯賓格勒(O. Spengler)和湯因比(A. J. Toynbee)等人的文明類型比較容易產生***鳴，將本來要求極為嚴格的比較研究當作取巧的捷徑。不在大量影響研究的基礎上再作平行比較，則明比固然穿鑿附會，怪誕百出，無所謂研究之可言，暗比也難免用自身所熏染之學說與經驗，以推測解釋，妄斷是非異同。京都大學人文研梁啟超研究班的同仁知難而進，不僅研究問題，而且樹立途則，他們雖然沒有將自己的成果標名為比較研究，卻無疑循著以事實聯系為依據的影響研究的正途，對於時下濫稱比較的格義附會，可以起到當頭棒喝的作用，而不只是補偏救弊。 影響研究須以事實聯系為依據，具體到梁啟超與明治日本思想界的關系，首先要落實梁啟超所吸取或借鑒的東學究竟為何物。而狹間教授壹再強調的充分註意日本所起到的“媒介”作用，與比較文學影響研究三要法之壹的媒介學相吻合。其具體研究內容，還涉及淵源學和文類學。梁啟超作文，好抄襲日本人士的論著，早已為當時的留學生所揭露，但因其多不註明，或雖有所說明而底本不易找到，難以查實。海內外壹些學者多年來艱苦努力，查詢梁啟超在政治、經濟、哲學、文學等方面著述的東學來源，陸續有所收效，可惜沒有形成規模效應，壹般研究者仍將其公開發表的文字直接引用為說明梁啟超本人思想的論據。這不僅妨礙了對梁啟超思想來源及其變化的深入研究，而且擴大了對本來就有多變特征的梁啟超思想解釋的任意性。在這方面，研究班的同仁用功甚勤，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多能壹壹核對底本，並糾正誤說。如梁啟超撰寫《新民說》所依據的伯倫知理的國家有機體學說，其實來自吾妻兵治翻譯的《國家學》；《自由書》、《國民十大元氣論》（壹名《文明之精神》）所表現的文明觀念，受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的直接影響；其地理環境決定論，則直接借自浮田和民《史學通論》的《歷史與地理》；《論民族競爭之大勢》所參考的芮恩施(P. S. Reinsch)《十九世紀末世界之政治》、潔丁士(F. H. Giddings)《平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其實是日人獨醒居士據兩人著作改寫的《帝國主義》；權利自由觀念是閱讀中村正直翻譯的《自由之理》的結果；《子墨子學說》大半是高瀨武次郎《揚墨哲學》中《墨子哲學》的意譯和抄譯；對頡德(B. Kidd)進化論的介紹本於角田柳作翻譯的《社會の進化》；《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參考了英國英格廉(Ingram)著、阿部虎之助譯《哲理經濟學史》，意大利科莎(Cossa)著、阪谷芳郎重譯《經濟學史講義》和井上辰九郎述《經濟學史》；梁啟超對歷史時代三種劃分中的兩種，分別依據桑原騭藏的《中等東洋史》和白河次郎、國府種德的《支那文明史》等等。梁啟超撰西洋史傳中，《匈加利愛國者噶蘇士傳》，差不多是石川安次郎著《路易·噶蘇士》的翻譯，《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大部分根據平田久編譯的《伊太利建國三傑》和《近世世界十偉人》所收松村介石的《加米祿·加富爾》，並參考其他書籍補充而成，《近世第壹女傑羅蘭夫人傳》，則基本上是德富蘆花所編《世界古今名婦鑒》第壹章《法國革命之花》的翻譯。 東學無壹不自西來，由於日本人的翻譯多標明原本，壹般而言，判定其西學來源並非難事，但也不能壹概而論。盡管宮村治雄教授編寫過梁啟超所用日譯文目錄，巴斯蒂教授經過仔細查證，發現《清議報》所登《國家論》不僅抄襲吾妻兵治的《國家學》，而且後者所依據的不是伯倫知理的《公法凡論》，而是壹本通俗讀物《為有文化的公眾而寫的德國政治學》（註：巴斯蒂：《中國近代國家觀念溯源——關於伯倫知理〈國家論〉的翻譯》，《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石川禎浩副教授的研究表明，博克爾的《英國文明史》不僅提供了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的大體構架，還變成有關歷史與地理環境的關系的普遍法則和常識，體現在浮田和民的《史學通論》等教科書中，為梁啟超所借用。另有壹些反映在梁啟超著作中的西學觀念，迄今難以證實從何種東學渠道傳達進梁啟超的思想。 找到底本，只是比較研究的第壹步，作者進而仔細比較西學、東學與梁啟超的新學三者之間文本的異同，並力求找出所以然的原因。其中既有接受過程中所據文本不同造成的差異，也有接受的時代和環境變遷導致的變化，還有傳播與接受者選擇取舍不壹引起的差別。以文本論，由東學接受西學，必然受東學選擇性的制約。梁氏的經濟思想，本來受英國古典學派自由主義經濟學說的影響，流亡日本時，開始接觸保護主義的國民經濟學，隨著政治思想上由世界主義轉向國家主義，對經濟學說史的認識又受所閱讀的歷史學派著作的影響，使其接受了政治優先、國家至上的德國國民經濟學說，撰寫《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的初衷與結果剛好相反。他通過中村正直的《自由之理》接受穆勒的《自由論》，結果“社會”與“個人”的結構被換成“政府”與“人民”，原來所有的主要命題“社會性暴虐”因而消失。以時代和環境論，梁啟超吸收日本攝取的西洋文明，是在體驗明治時代的文化狀況的基礎之上進行。梁氏宗教觀念的轉變和定型，不再與“思想”或“意識形態”等概念相混淆，顯然與東京哲學會的《哲學雜誌》討論宗教的總體問題密切相關。其後他對宗教認識的變化，也壹直受這批日本哲學和宗教學家研究進展的影響。伯倫知理國家學說在日本的影響，主要不是本來具有的自由主義立憲思想，而是在以國家概念為中心的國家學的形成方面。梁氏《新民說》的內在變化，也折射了明治日本的不同思想動向。以主觀論，梁啟超通過東學吸收西學，但他並非簡單的尾隨者，既對某壹學說有所取舍，又會從不同的學說中選擇自認為合理的因素組合成新學說。梁啟超所作史傳雖然以日人著述為藍本，但每每有所補充修改，或激進，或和緩，既傳達出梁啟超本人的傾向，也反映其思想變化的軌跡。“史傳通過對傳主的選擇或對翻譯藍本的讀解及增補刪改，簡直就成為壹部思想性著作。”（註：松尾洋二：《梁啟超與史傳——東亞近代精神史的奔流》，《梁啟超·明治日本·西方》，第278頁。）《子墨子學說》強調墨子反對定命說，與《墨子學說》強調宋明理學視天為理法剛好相反。上述三種情形，或逐次展開，或交叉作用。若能兼備，則於影響研究尤具典型意義。 概言之，在西學、東學和梁啟超的新學之間，找出彼此聯系的具體證據，比較文本的異同，探尋導致差異的原因，進而解釋何以在壹定時代的壹種文化體系內生成的思想、觀念或學說，進入另壹文化系統時會按壹定的方向或樣態發生變異，而這樣的變異除了表現個人性格、觀念、態度的差異外，在何種程度上可以反映不同文化系統本身的差別，這可以說是地道的比較研究。用這壹眼光看近代思想乃至整個社會歷史的研究，可以拓展的空間極為廣闊。而且由於對學人學術訓練的要求較嚴，又有規矩可循，“材料大都完整而較備具，其解釋亦有所限制，非可人執壹說，無從判決其當否也。”（註：《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序》，《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第505-506頁。）既能避免毫無歷史演變與系統異同觀念為依據的穿鑿附會，又不至於拘泥於壹人壹事的簡單考據或敘述。持之以恒，聚沙成塔，最終可在大量積累的基礎上，達到全面綜合認識近代中外文化關系的境界。 該書系集體協作的產物，這樣的協作，確能相互促進，得跨學科和團隊研究的益處，比壹般大規模編書的以鈔撮代著述，看似宏觀，其實對於學術積累並無實際貢獻的所謂合作高明得多。當然，各人的見識難免有所參差，從比較研究的角度看，典型與規範性也不壹致。整體而言，值得註意之處主要有三點。其壹，近代世界彼此接觸的手段途徑日益豐富，相互聯系較前大為緊密寬闊，導致梁啟超思想變化的因素多而且復雜，重點雖在考察其如何通過明治日本的東學接受西學，若是僅僅關註日本的淵源而忽視其他，容易造成片面甚至曲解。突出重點的同時，如能充分顧及其他相關因素的影響，則有助於更好地透視那壹時期東亞乃至整個世界思想界的互動狀況。如梁啟超流亡日本期間，曾幾度到夏威夷、美洲大陸和澳大利亞，直接接觸當地人士。此外，他雖然不通西文，卻有可能通過中外友人、譯書、報刊等其他途徑了解西方思想。要將大量潛移默化的因素剝離出來，相當困難。其二，從文本的比勘固然可見思想變化的軌跡，並且找出直接的原因。但人的有意識的思想與行為，往往並不由單壹和單向的因果關系造成，而文本的變化究竟是作者思想變化的表現，還是由於其他因素不得已的表示，學人對具體語境的了解不同，看法自然各異。例如關於梁啟超對革命的態度的變化，該書的各位作者根據不同的文本，所作判斷即不壹致。若能在解讀保皇會內部大量通信的基礎上，再與各種公開發表的文本按時序仔細比照，當能更加全面具體地揭示梁啟超的思想軌跡和心路歷程。其三，梁啟超雖然不愧為造時勢的英雄，畢竟不能脫離時勢的制約。比較研究不僅要發現異文化間的文化傳播會發生什麽樣的變異，更重要的是揭示這些變異何以會發生於壹定的文化系統之中；同壹文化因素在不同文化系統之間傳播，所引起的變異往往不同，不同文化系統的哪些差異導致這些變異。這方面難度固然很大，但研究的價值會更高。狹間教授明確認識到東亞社會的***性與區別，希望發現東亞不同國度在接受西方思想時的再創造作用，以及這種再創造對於理解近現代世界發展多樣化的意義。該研究班成員的相關後續研究，仍在深化這壹重要課題。 就中國近現代史而言，該書在中外比較研究方面具有的示範作用，其意義應當還在已經取得的成效之上。近代中國的所謂“新”，或多或少都是外來影響的結果，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外來影響的程度日益加深，範圍日益廣闊，成分日益復雜。其豐富內涵，非壹個東亞人觀念中虛擬的“西”字可以概括。僅從思想史的層面看，早期人士讀過哪些西書，後來者留過什麽西學（包括東學），多數只能泛泛而談，不知其詳。如此，則很難具體確認其繼承、創獲與吸收，究竟如何發生、展開和變化。清末民初以來，中國人以“西”為“新”，稍有系統的思想大半來自海外，除非全面把握其淵源流派，所置評論難免隔靴搔癢，甚至斷章取義，離題萬裏。近來有研究表明，辛亥時期梁啟超與汪精衛等人的論戰，盡管雙方針鋒相對，理論依據卻都是當時日本幾位政治學者編撰的政治學教科書，只是各取所需。而五四新文化時期百家爭鳴的思想界，不僅有西學（包括讀書與留學）的深遠影響，還有西人來華演講的直接作用。如果不能匯聚中外資料，在文本比較的基礎上進而討論文化異同，則各種分析判斷難免流於盲人摸象似的望文生義，完全脫離當時的語境、思想的架構和文本固有的含義。經歷了壹個世紀，學人依然重蹈清末民初社會人士的覆轍，用中西對應的籠統眼光比較中西文化，泛談感想而不能做法國學派理想中的研究，不能不說是思想界和學術界的壹大憾事。而限於各種主客觀條件，如學科的多樣，文本的分散，語言的障礙，文化的隔膜等等，此類研究必須依靠訓練有素的各國學人的長期分工合作，才有可能達到理想的境界。 如果將梁啟超視為近代知識體系轉型的關鍵人物，那麽他在概念和思想層面的作用的確不可低估。至於學術上的貢獻，雖有篳路藍縷的發端作用，實際影響則不無曲折。如梁啟超在100年前提倡的“新史學”，壹般被視為中國近代新史學的發端，但海內外均有學人指出其本來目的在於政治思想壹面。在梁啟超提倡“新史學”之後，他本人固然沒有可以稱之為新史學的作品問世，20年間整個中國也很難找到新史學的蹤影。這壹方面說明學術的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