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三國演義》“擁劉反曹”的思想傾向，過去不少人因肯定它是封建正統思想而予以否定。早在1953年11月23日在北京舉行的《三國演義》座談會上，有人認為《三國演義》這種正統思想“是二種極端反動的思想”，“因此，我們對於《三國演義》中正統思想的表現，應該肯定地把它看作這部名著中的消極性的因素，也就是所謂封建性糟粕，在認識上予以批判和剔除。”爾後持此類觀點的不乏其人。近年仍有人認為“擁劉反曹，主要思想傾向是不好的、落後的。有人則在肯定“擁劉反曹”的思想傾向主要是屬於反動的封建正統思想的前提下，認為它也包含著人民性的因素。按照前者的意見，“擁劉反曹”當無人民性可言；按照後者的意見，其人民性也是很有限度的。但是，《三國演義》幾百年來卻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感情上都喜歡劉、關、張和孔明，憎惡曹操，如果“擁劉反曹”的思想傾向主要不是體現人民的理想、感情、願望和要求，而是主要體現反動的封建正統思想的話，我們怎樣理解幾百年來古今讀者的這種態度呢?
體現了人民的理想和願望
正統思想是封建時代的壹種思想意識。在封建社會裏，由於時代的局限，生產力低下。科學不昌明，人們對自然界了解不多，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總認為冥冥之中有個主宰者，只能“聽天由命”；故每當遭逢亂世，人們總希望有個“真命天子”出世，給他們帶來“雨露”和“陽光”。歷代創業主為證明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往往制造種種神話。宣傳自己是“真命天子”，天下是他壹家的，並應傳之萬世，用以懾服和欺騙人民，使人民服服貼貼地受他們的統治和剝削。無疑，宣傳這種正統思想是十分反動的。可是，封建社會的農民為反對“無道昏君”，也利用正統思想舉行擁護“真命天子”的起義。而《三國演義》宣傳正統思想和封建統治者宣揚正統思想，其目的是不同的，和起義農民利用正統思想也有所差別。作者提出劉備是“漢景帝中山靖王之後，應繼漢統”，這反映了作者還不能擺脫封建正統思想的束縛；但是，如果細加推敲，就可發現作者不過是利用其“合法性”來推崇劉備而已。何以見得?論正統莫過於桓、靈二帝和漢獻帝，而這些“龍子龍孫”在作者筆下都被否定：桓、靈二帝‘“禁錮善類”、“崇信宦官”，造成朝政日非，天下大亂；而漢獻帝只不過是軟弱無能之輩。至於漢室宗親劉表、劉璋，作者通過曹操之口，說前者“有名無實”，後者是“守戶之犬”(第二十壹回)而劉備和漢室是遠親，是織草履出身的，為何作者唯獨推崇他?作者通過周倉之口，說出了他的真正意圖：“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第六十六回)這種“唯有德者居之”的主張，是符合人民的願望的。因此，不能籠統地把與正統思想有聯系的都說成反動的。對於打著“正統”旗號的，要看其從事的活動是什麽，是反映人民的願望、有利於人民，還是出於封建統治者的欺騙並為其罪惡目的服務，才能得出結論：是進步抑或是反動。
劉備和曹操，誰是正統，歷來看法就不壹致。如西晉繼魏，陳壽著的《三國誌》尊魏為正統。迄中國北部被“五胡”先後占據，東晉偏安於江左，處境與蜀漢相同，習鑿齒作《漢晉春秋》就改蜀漢為正統，以魏為逆。北宋政權上承五代，進而消滅割據諸國，情況與曹操略同，所以司馬光作《資治通鑒》沿陳壽先例，尊魏為正統；但到金人鐵騎南下，南宋偏安以後，朱熹作《通鑒綱目》，又壹反司馬光的看法，跟習鑿齒壹樣為推祟漢族政權的地位，仍尊蜀漢為正統。羅貫中生於民族矛盾非常尖銳的元代末年，他與農民起義軍有聯系，是“有誌圖王者”，他以蜀漢為正統，是為抒發他要恢復漢族為主的政權的抱負，這和當時受壓迫的漢族人民的願望是壹致的。上述說明，提出以蜀漢為正統，都是在民族鬥爭激烈的時候，是用它象征漢族政權作為鬥爭的武器。當然，羅貫中以蜀漢為正統，是和習鑿齒、朱熹所標榜的正統思想有本質的差別的，後者是為維護東晉和南宋政權的統治，前者卻反映了人民的願望。
“擁劉反曹”觀點早在民間已形成，據宋蘇軾《誌林》記載：說書人講三國故事，—聽眾“聞劉玄德敗，頻蹙眉，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據《錄鬼簿》所記，三國故事的劇本有二、三十種，其梗概與今日之演義基本相符，是“擁劉反曹”的。元至治年間(公元1321——1323)新安虞氏刊的《全相三國誌平語》，也貫串著“擁劉反曹”這個思想。為何這時三國故事都“擁劉反曹”,南宋時民族鬥爭激烈，軍閥混戰，屍骨遍野，生產衰蔽，人民苦不堪言。迄元，人民受著階級、民族雙重壓迫，境況更慘。三國時代的情況，和南宋、元末頗有相似之處；人們便通過講三國故事以表達自己的理想、感情、願望和要求。如南宋愛國詩人陸遊，因“自淮以北，民苦征調，皆望王師之至”，寫了壹首詩，詩裏以“漢”喻南宋，以“曹”喻女真，開頭兩句是：“邦命中興漢，人心大討曹”。“擁劉反曹”思想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當時民間藝人就根據這個思想去編造三國故事的情節和人物，於是，劉、關、張和孔明及其對立面曹操等的輪廓便被勾畫出來了。羅貫中吸取民間文學的精華，參考歷史，並加以提煉，寫成了這部偉大著作——《三國演義》。而曾從事民族革命活動的羅貫中和人民的脈搏是壹起跳動的，他在這部巨著裏宣揚“擁劉反曹”的思想，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三國演義》’問世幾百年來；劉、關、張和孔明等的英雄形象壹直活在人們的心裏，成為人們祟拜的典型；而曹操這個陰險詭詐的典型，壹直是被人們所憎惡，這就是說“擁劉反曹”這個思想占據了人們的心靈，成為人們愛憎的準則。
據上述，我們認為“擁劉反曹”這個思想傾向明顯地體現了人民的理想、感情；願望和要求，是富於人民性的。為了進步說明這個向題，現就作品並根據這壹思想傾向所描寫的主要人物和內容進行壹些具體的分析。
意在歌頌仁政反對暴政
首先要弄清楚的是“擁劉反曹”的具體內容，即“擁劉”的是什麽，“反曹”的是什麽?《三國演義》寫得很清楚：“擁劉”，主要是因劉備“仁慈愛民”；“反曹”，是因曹操”奸詐害民”。其實質是：提倡“仁政”，反對“暴政”。對此，應如何評價?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人們從不同的角度得出了不同的結論。
有人認為：“作者的描寫這壹切(按：指揭露董卓、曹操殺人放火的罪行)，並不是為了揭露封建統治的罪惡，恰恰相反，這僅僅是作者用來歌頌‘王道’的壹種陪襯；所以，他在批判董卓等人的同時，卻又通過其‘正面’人物來贊揚、美化封建統治階級，大肆宣傳‘主道”而“鼓吹王道”，卻是“為了欺騙人民群眾”。(見《三國演義》“前言”，廣東人民出版社1974年2月重印。)這麽說，作者提倡“仁政”、反對“暴政”是不值得贊揚的，這種認識是值得商榷的。
說描寫董卓、曹操等殺人放火罪行“並不是為了揭露封建統治的罪惡”，是很難為人所接受的。讓我們看看作者怎樣控訴董卓、曹操等的滔天罪行。 董卓“嘗引軍出城，行到陽城地方，時當二月，村民社賽，男女皆集。卓命軍士圍住，盡皆殺之，掠婦女財物，裝載車上，懸頭千余顆於車下，‘連軫遠都，揚言殺賊大勝而回。”(第四回)對此，這個屠夫卻壹點也不感到內疚，還殺氣騰騰地說：“吾為天下計，豈惜小民哉！”(第六回)
曹操攻徐州時下令：“但得城池，將城中百姓，盡行屠戮，……”，於是，“操大軍所到之處，殺戮人民，發掘墳墓”。(第十回)可是，這個奸賊還厚著臉皮想騙人，對龐統說什麽“吾替天行道，安忍殺戮人民!”(四十七回)
在《三國演義》裏，作者從不同角度剝開了形形色色的封建統治者的醜惡嘴臉(除了董卓、曹操外，還有袁術、呂布等)，特別是對曹操這個陰險詭詐典型的揭露是透骨的(如關於“殺呂伯奢全家”、“夢中殺人”的描寫)。這都充分反映了作者對這批殘民以逞的群醜的極端的憎恨。而群魔飛舞，人民遭殃，在作者筆下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由於軍閥混戰，到處出現“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淒慘景象，而幸免於屠刀之下的人民也處在死亡邊緣：“皆食棗菜，餓莩遍野”(第十三回)，“洛陽居民，僅有數百家，無可為食，盡出城去剝樹皮、掘草根食之。”(第十四回)難道作者描寫這壹切不是揭露封建統治者的罪惡嗎?不！這不僅是揭露，而且是血淚的控訴！
當然，對於“王道”的本質要有清醒的認識。所謂“王道”是別於霸道而言之，王道是講“仁德”，霸道是尚“權術”，而封建統治階級是靠霸道起家，靠霸道維持其反動統治的。就是說霸道是封建統治階級本質的體現。但是，光行霸道，人心不服，反抗也猛。統治階級有識之士有見及此，便提出“王道”，即主張也要實施“仁政”，才能“長治久安”。如孔子早就提出“思威並濟”、“文武之道，壹張壹弛”的統治術。迄孟子見梁惠王時就明確提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春秋戰國是兼並的時代，講霸道的時代，因此孔孟的主張到處碰壁。可是，秦實行暴政招致速亡說明：光講霸道，不講點王道，統治是不會長久的。因此，劉邦統壹天下後，霸道和王道交相運用。爾後，有遠見的皇帝多效此。當然，王道從其本質來說，也是為維護封建統治服務的。但是，既然王道有別於霸道，就不會完全是壹樣的。事實上，“仁政”總比“暴政”好。所謂“仁政”，主要是指實行輕徭薄賦、與民休養生息的政策，它有利於生產的發展，也有利於人民的安居樂業。因此，人民把實行“仁政”的君主贊為“仁君”，把實行“暴政”的君主稱為“暴君”。在“暴政”之下，人們總是憧憬和懷念歷史上的“仁君”，即比之暴君，對人民壓迫、剝削較輕的“好皇帝”。 劉備這個仁君形象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被作者所美化的。在作者筆下：劉備“仁慈寬厚，有長者風。”(第六十回)他相信“唯德可以服人”(第八十五回)，壹到安喜縣，“與民秋毫無犯，民皆感化”(第二回)。治理新野,“軍民皆喜，政治壹新；百姓稱頌他：‘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第三十回)他“愛民如子”，當曹操追兵快到時，他仍不願拋棄跟隨他的荊襄之民，擁著民眾數萬，緩緩而行，甘冒被俘的危險；跟隨他的民眾也齊聲表示：“我等雖死，亦願隨使君” (第四十壹回)。其得民心如此。他進位漢中王後，“東西兩川，民安國富，田禾大成”(第七十七回)。而劉備這個仁君形象，正是作者政治理想的化身。這個“化身”也是宋、元時期掙紮於死亡線上的人民的希望所在。人民用自己追求幸福生活的幻想來粉飾劉備；作者從人民的創造中吸取素材，添上自己的政治理想，塑造了劉備這個仁君形象。爾後幾百年，劉備這個仁君形象壹直為在封建制度壓榨下的人民所喜愛。
如果我們離開歷史唯物主義，而是用今天的標準對作者責備求全的話，劉備這個仁君形象是盡可否定的，事實上，劉備這個仁君形象和歷史上的劉備有壹定的差別，並不是封建社會中的真實人物，在整個封建社會的歷史上沒有出現過“愛民如子”的仁君。唐太宗、朱元璋算是歷史上比較關心人民的“好皇帝”，而他們之所以關心人民，首先是從維護其封建統治利益出發。如唐太宗把民眾比做水，君主比做船，認為“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朱元璋也說：“凡治以安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正因此，他們對待人民的態度比之歷代皇帝的態度較好些。但是，人民如違背他們的封建統治規章，他們還是要大開殺戒的。因此，如果從封建社會中的現實來看，像劉備這樣“愛民如子”的仁君是不存在的。但評價劉備這個仁君形象時。要明確的是：這個形象是小說中的形象，是經作者“理想化”的；同時，也不能離開作者所處的時代背景和其創作的動機，這就是說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上面我們指出：作者寫《三國演義》不是單純為追溯歷史，而是著眼於現實，他通過揭露三國時代群醜的罪惡來鞭韃其同時代的統治者，通過歌頌劉備這個仁君來抒發他的政治理想。作者首先是對殘民以逞的封建統治者的無比憎惡，才幻想出劉備這個仁君形象；而不是通過這個“正面”人物來贊揚、美化當時的封建統治者。作者提倡“仁政”，其動機跟美化封建統治階級是有本質的差別的。在作者所處的時代，他的最高的政治理想也只能提出“仁政”的藍圖，把希望寄托於“仁君”的出現，即使是在革命高潮中參加起義的農民也如此，他們不可能反對封建制度，而只能是反對“無道昏君”，擁護“好皇帝”。這是由於經濟條件、階級關系的限制，人們不可能跳出封建生產關系的圈子，設想出什麽新的生產關系，或提出由人民來掌握自己的命運。時代的局限，束縛了人們思想飛翔的翅膀，所以，我們不能苛求於前人。作者塑造劉備的形象和宋、元時代被壓迫的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幻想是壹致的。肯定“擁劉”派是因其愛國愛民
作者在美化劉備的同時，對追隨劉備的孔明、龐統、關羽、張飛、趙雲、黃忠等忠臣義士都予以盡情的歌頌，對此，人們的認識也是有分歧的。而這是作者根據“擁劉反曹”的思想傾向所描述的重要部分，因此，給予這些忠義之土什麽樣的評價，對判斷這個思想的是非是十分重要的。
有人認為：作者在《三國演義》裏塑造“忠臣義士”的形象，“大力鼓吹忠義等封建倫理觀念，是屬於封建性糟粕。”並指出：在《三國演義》裏，“無論他的主子是誰，只要為其主子效死，就被作為‘忠臣義士’來贊揚”，“這種描寫，實際上是引導讀者全忠盡義，為維護封建統治服務，舊時曾起過相當有害的作用。”(見：《三國誌通俗演義》“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4月第壹版)在《三國演義》裏，不僅贊揚忠於劉備的孔明、關羽、張飛，對為曹操效死的典韋，為孫權拼命的周泰，為許貢報仇的三家客，都予以贊揚，確是“只要為其主子效死”，便贊為“忠臣義士”，這反映了作者的封建倫理觀念。關羽這個形象也被爾後的封建統治者作為忠義典型大力宣揚，把他擡到無限崇高的地位，引導人們為其“全忠盡義”，確是起過“有害的作用”。但是，必須指出的是，人民對忠臣的歌頌和封建統治者的宣揚，是各從其相反的立場、目的和角度出發，是有本質的區別的。我們不能因封建統治者的推祟而否認關羽這個英雄形象。在《三國演義》裏，著重歌頌的還是為劉備“全忠盡義”的孔明、關羽、張飛，而這些“忠臣義士”都為人民所喜愛，即使在解放後，有關評價孔明、關羽、張飛的論文，大都把他們作為正面人物來肯定，贊許他們的忠義行為。如果把作者歌頌的這些“忠臣義士”也列入封建性糟粕，是否妥當?而對於人民這麽喜愛這些英雄又作何解釋?
在封建社會的歷史上，為主效忠、為友盡義之士何止萬千，可是，人民並非個個都為之唱贊歌?何故?這是由於人民對效忠盡義之士是區別對待的：為主效忠而於國於民有害的，人民輒咒罵之；而於國於民有利的，人民則歌頌之。例如楚國的屈原，是有名的忠臣，他熱愛自己的祖國和人民，主張對內實行“美政”，對外聯齊抗秦，可是卻遭到群小諂毀而被放逐，終於以身殉理想。死前，他悲憤地寫下《離騷》等光輝詩篇，揭露、指斥群小違法亂紀、昏君誤國之罪，‘表現了詩人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為千載所稱頌。又如嶽飛、文天祥也是南宋時有名的忠臣，由於他們的忠君愛國行為，和人民的利益是壹致的，故能流芳百世，被贊為民族英雄。同樣，孔明、關羽、張飛是忠於“愛民如子”的仁君劉備，”而他們的理想是統壹天下，讓人民過太平日子，這正是人民的願望，故得到人民的愛戴。
在這裏應該指出的是，《三國演義》雖對忠於其主的都贊揚，但對忠於劉備的，即對“擁劉”派的贊揚卻有較深的意義：壹是把蜀漢作為漢族的象征，擁護以劉備為首的蜀漢政權，也就是擁護漢族政權；二是闡明關羽、張飛、趙雲和孔明等“擁劉”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覺的，他們之忠於劉備，是為了壹個***同的目標——救國救民；誰要是違背這個目標，他們便反對誰，甚至與之勢不兩立，如張飛疑關羽違背結義的宗旨便視之如仇，趙雲從國家利益出發反對劉備伐吳，等等。“擁劉”派之被肯定，是因他們忠於民族，忠於國家，忠於人民。 從上所述，可以得出結論：“擁劉反曹”思想傾向是進步的，它不僅判明了劉備、曹操的是非，且反映了王道與霸道，即仁政與暴政的鬥爭，而歸根到底，是暗示著人心思漢，希望早日擺脫異族的黑暗統治，恢復漢族政權。羅貫中生長元末，他創作《三國演義》，宣揚“擁劉反曹”，實是戀宋而反元；而在羅貫中之後的三百余年，生於明末長於清朝的毛宗崗，他在修訂和評點《三國演義》時，更突出“擁劉反曹”，實是思明而排清。羅毛兩公雖生不同時，但處境頗同，故心有靈犀壹點通，集中體現了其同時代廣大人民的理想、感情、願望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