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所編總集，乃“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因卷帙浩繁，自然“抵牿難保”，乃至有“壹真百偽”之譏（分見《四庫總目提要》卷186《總集類·序》、卷187《樂府詩選》、卷189《皇霸文紀》）。《全宋文》在發凡起例之時，就懸鵠甚高，在巴蜀版“前言”中提出：“收文力求不重不漏不誤，體例力求謹嚴，作者和作者小傳力求不出差錯，版本力求選擇足本善本，校勘力求精審，標點力求準確。”其中每壹條都不容易完全做到。從《全宋文》已出的50冊看，“取舍不當、張冠李戴、漏收〔誤〕收、編排失當、體例不壹”（曾棗莊《論全宋文》，刊《宋代文學與宋代文化》38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等情形不同程度地存在。學者在使用中也發現並提出了壹些問題，如浙江大學資深教授、畢生研治宋史的徐規先生在《仰素集》中就有近四萬字的校證文字。筆者也就《全宋文》範仲淹、余靖、周惇頤等人寫過約3萬字的校勘文字，寄給主編，供修訂參考。難能可貴的是：《全宋文》的編者乘這次推出新版的機遇，對前50冊（新版分裝100冊）進行了較大幅度的修訂。
其壹，是對宋文作者進行了增刪移並。新增作者92人，如李恕、艾穎、張全操、衛瀆、程文度、柴禹錫、劉式、何瓚、盧斌、釋義楚、惠祥等。顯然是因新輯得佚文而補遺。原誤收重出或不明時代作者30人，已予刪除或合並。如楊弼、陽晙、田揚、趙昌、李孜、趙稙、盛量、魏用、寇玹、章安世等，均予剔除。依凡例對原據生年編排失宜者予以調整，並重加排序“定位”。如原第1冊第36卷的劉載（913～983）、扈蒙（915～986）等五人因生年早於徐鉉（917～992）而調整前乙至同冊第13卷前。同樣前乙的有梅詢、刁約、薛俅等，後移的則有孫堪、張秉、蒲〔幼〕芝、釋惟白等。其二，是對已收宋文作必要的增刪移乙，原則同上。宋文的排序調整比作者更麻煩，因凡例又規定按文體分類及大致成文時間的排序。這種調整，“牽壹發而動全身”，但因微機操作而方便許多。其三，詔令、奏議原錄自史籍者，多無標題（篇名），舊版中編者已擬題，這次發現有不盡確切者，已據內容重新改擬或酌加修改。其四，對舊版中已發現的文字訛脫誤倒處已壹壹改正（以上據劉琳先生提供的“校訂說明”）。這種精益求精，嚴謹樸實的學風值得發揚光大。尤其是兩位主編，不僅制定了體大思精的編纂總則和操作性很強的工作規範，還率先垂範，躬親實踐；不僅承擔了壹定量的點校任務，還嚴格把關，壹壹審稿。甚至還為外請學者的點校稿“打工”，拾遺糾謬。如宋祁文，點校者據影印四庫文淵閣本整理，劉琳先生在審稿時，就據清孫星華輯《宋景文集拾遺》（22卷）刪重而補100余篇，此外，又輯得佚文70余篇，凡補200余篇（方按：其實文津閣四庫本中宋祁文就多出文淵閣本100余篇，二閣本所用底本已不同）。這與某些總集的編者只掛名，不參編，不審稿，只知撈取個人名利；面對鋪天蓋地的批評和數以萬計的舛誤，卻諱疾忌醫，拒絕補訂，甚至強詞奪理，倒打壹耙的態度，其境界實有天壤之別。
據筆者所知，《全宋文》在十二年前已編竣。令我擔心的是：後130冊（即新版的101～360冊）不知是否亦如前50冊壹樣作過修訂，但願這是杞人之憂。因為這十二年間，又有許多大型叢書（如《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存目叢書》）、方誌（如分省的《中國地方誌集成》，現存方誌約八千余種，編者原普查僅二千種）、海外文獻的回流（如《日本藏中國稀見方誌叢刊》）、出土文獻的出版（如《新中國出土墓誌》及《黑水城出土文獻》）、碑帖、書畫題跋（如《中國法帖全集》、二次上海國寶展所出圖冊）等，其中就有相當數量的宋人佚文可輯。當然，這或許應是《全宋文補編》的任務。作為始終關心《全宋文》出版又較早使用其書前50冊的讀者，亟盼《全宋文》廣泛汲取學界的訂補意見，盡快著手《全宋文補正》的編輯。
另外，就是小傳的體例雖善，編寫難度卻極大，仍留有不少未盡人意之處。25年前，拜謁唐圭璋先生，曾不知天高地厚地“請教”：“《全宋詞》小傳因何寫得如此簡短？”唐老的回答頗出意外：“寫得越短，錯誤亦少。”真是智者之言，經驗之談。在當時的資料條件和艱難境遇中，也許不失為明智的選擇。但上在目前的資料條件和技術手段支持下，完全可以也應該寫得更好。
川大古籍所在編《全宋文》的過程中，形成了壹支老中青相結合的學術梯隊，出了壹大批令人矚目的相關成果：如吳洪澤等主編《宋人年譜叢刊》、劉琳等點校《黃庭堅全集》、李勇先點校《範仲淹全集》、《輿地紀勝》（以上均四川大學出版社）等，皆附有人名索引，極便學者；同時也闖出壹條自費出版學術著作的新路子。川大古籍所堪稱出人才，出成果，出經驗，已成為海內外收藏宋代資料（包括電子版）最富的宋學研究中心之壹，該所之學術潛力正方興未艾。應該說，這條漫遠而燦爛的學術之路，是從《全宋文》編纂開始起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