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蒙元王朝和大汗本人引起西方世界的關註方面，誰也沒有威尼斯旅行家、尼柯羅的兒子馬可·波羅做得更出色，根據他那部在熱那亞監獄中口述而成，褒貶不壹的偉大作品《馬可·波羅遊記》中的記載，他於1275年前後到達中國，並作為成吉思汗的孫子元世祖忽必烈的客卿在那裏待了17年，的確，馬可所描繪的那個富饒綺麗的東方世界確實很難被身處黑暗時代的歐洲同胞所相信，他被嘲笑為信口開河的馬可百萬君，小醜們將他的經歷改編為滑稽短劇在威尼斯的酒館中演出。
但今天我們卻相信，如果馬可本人沒有親自到過元朝統治的中心地帶，那麽他的絕大多數記述是不可能如此生動的，雖然這位具浪漫性格的探險家有時會誇張壹點，但總體上還是嚴格地還原了忽必烈統治時代的本來面目。
雖然在絕大多數歐洲人看來，大汗是異教信仰與殘酷征服的化身，但馬可的記載中卻對他充滿了崇拜與贊揚，在他眼中，大都的宮殿是他所見過的最壯觀，最宏偉的建築，它總***包括400多間華麗的房間，在宮殿附近矗立著壹座人造的土山，山坡上種滿了移植自全中國各地而來的珍奇樹木，有些甚至來自遙遠的西南，借助大象的力量才把它們從深山中拖出。在今天看來，這種奢侈行為與他最終滅亡的趙宋王朝有些相似，不過享樂的要求並不是惟壹的原因：忽必烈需要在中原新君主和蒙古人的領袖這兩個截然不同的角色之間作出某種平衡。
威爾·杜蘭特在《文明的故事》中說，在采取了許多漢人的習俗以便安撫這些新征服的民眾同時，他又不得不采取措施，艱難地保持他草原遊牧民族的特性，在上朝時身穿漢式袍服的忽必烈必須在每年夏天前往位於今日錫林郭勒盟正藍旗東部金蓮川草原的上都避暑狩獵，主持祭典，向蒙古部落傳統信奉的最高神‘長生天’企求保佑，並灑下馬奶酒，以求與可敬的祖父成吉思汗取得心靈上的溝通。在上都的狩獵禁苑中，大汗仍舊要住在傳統的蒙古包裏，頂棚是用鍍金並上過生漆的竹藤精心建造，繪以草原上常見的鳥獸和追逐射獵的蒙古勇士。
這頂著名的金帳在被焚毀幾百年後，還給了英國著名詩人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以靈感;他根據馬可·波羅對於這座香都的記載，把這所堂皇的安樂殿堂寫進了他的長詩《忽必烈汗》。
與這些粗獷的行為相反，忽必烈精明地不用本民族的名稱來命名他的朝代，以免引發過多的抵觸情緒，元這個字在傳統的中國道家哲學典籍中有著深遠的含義，包括宇宙的起源與壹切萬物的源動力等。
法國歷史學家勒內·格魯塞將它的淵源追溯到半個世紀前，成吉思汗與來自中原的道家哲學家長春真人丘處機在河中地區的阿力麻力城相處了兩年時光的結果。
根據馬可·波羅的記載，與其他分裂的蒙古汗國依然鐘愛破壞與劫掠的秉性不同，忽必烈已經開始向被推翻的宋王朝學習，建立復雜的官僚國家機器並竭力維持它的運轉：在大都宏偉的城墻附近，矗立了58座巨大的糧倉，借以在豐收年景儲備多余的糧食防備荒年的襲擊。在全國縱橫交錯的驛道上，遍布著1400座間距40公裏的驛站，手持符信的使節和官員以每天400公裏的速度馳騁其中，傳達大汗的旨意與監督各地的官員行為，以及自然災害的發生。
表面上的親善並沒有完全贏得漢族儒家知識分子——這個統治中國所必不可少的集團——的心，而大汗也對他們沈湎於各種抽象道德符號的爭辯深感不可理解和厭煩。斯塔裏夫阿諾斯在《全球通史》中如是說。
曾任南宋度宗朝中書舍人，親點文天祥為狀元的著名學者王應麟在得知南宋滅亡後隱居在鄉間拒不出仕，而吳興八子之首的著名畫家趙孟則畫了壹株根須畢露的蘭花，以委婉的方式抗議蒙古入侵者攫取了他們的土地，摧毀了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