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論教育目的和學校教育
昆體良在繼承西塞羅雄辯家教育理論的基礎上又有所創新和深化，並使理論與實踐密切結合起來，使得雄辯家教育更富有操作性。他很重視道德在雄辯教育中的地位，認為它是雄辯家的首要品質。昆體良認為，雄辯教育的目的就是培養善良而精於雄辯的人。雄辯術作為壹種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工具，應掌握在善良、正義，能夠維護法律尊嚴的人手中，決不能落在強盜手裏。因為雄辯術的作用在於宣揚正義和德行，指導人們避惡趨善。其本身就是壹門高尚的學問，在上應為無辜辯護，制止犯罪；在有關錢財的訴訟中應支持真理，反對虛假。雄辯家的德行如此重要，因此應加強對他們的道德的培養。昆體良認為，人有天賦的差異，但教育起著更大的作用。他主張學校把道德原理作為主要課程，讓學生從中學習到正義、善良、節制、剛毅等品質。
在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孰優孰劣的問題上，昆體良總結了羅馬的教育經驗，認為學校教育優於家庭教育。在道德方面，家庭和學校對孩子的影響都很大。但相比而言，在家中則易出現溺愛、嬌慣的現象；而且家中不良的風氣也會給孩子造成負面的影響。因此不能把家庭教育理想化。而學校教育則可以避免這些不良現象和負面影響。除此之外，學校教育還有諸多優點。學校教育可以激勵兒童的頭腦；兒童在學校學習可獲得同學的友誼；學校可以給兒童各種人們稱之為常識的東西；學校可以養成孩子適應公***生活的習慣和培養參與社會政治活動的能力。壹個雄辯家是壹個生活在公***事務中的政治活動家，這種生活特點不是從小在家中離群索居的兒童所能適應的。
（二）論教育作用和幼兒教育
昆體育對教育的作用抱有極大的信心，懷有很高的熱情和期望，表現出壹個大教育家熱愛教育事業的高貴品質。他說：“天生畸形因而愚魯不可教的人是很少很少的。”壹般的人都可接受教育，但人的心性各異，如何進行教育，就要了解和研究兒童的心性。昆體育認為，人的秉賦不同，教育的方法也應不同。例如有的孩子懶惰，就應管教他；而有的孩子受到約束就發火；恐嚇能約束某些孩子，但另壹些孩子卻因此而喪失勇氣。他對那些有好勝心的孩子抱有特別的期望，這種孩子壹遇到失敗就哭鼻子，教育時應采取激勵和鼓舞的措施；同時利用責備和榮譽等手段去激發他的雄心壯誌，使他向優異者看齊。最令人擔心的是那些對任何事情都漠不關心的孩子，對這樣的孩子不可抱過多的期望。總之教育者要研究兒童的天賦、傾向、才能，根據其傾向和才能進行教學，即因材施教。在雄辯術的教學上，要根據各人的氣質特點進行訓練。有的人適合用溫文爾雅的態度講；有的人宜於用生氣勃勃的表情講；有的則適於用粗獷有力的態度去講。此外，教師應了解學生的才能傾向，幫助他們選擇最適合自己天份的學科去研究，例如有的適於做詩，有的則適於研究法律等。雖然人人都可以受教育，但存在智力上的差別，在教學中應區別對待。對於智力差的孩子，要盡量適應其能力，以便按照自然的誘導，對其智力加以訓練；而對於資質優異的孩子，則應讓其學習壹個傑出的雄辯家所該掌握的全部知識和技巧。昆體良特別強調兩種情況應予避免：壹種是讓學生做不可能做到的；二是讓學生放棄他們能勝任的。在教育中，必須遵循年齡的特點，據此分配給學生恰當的學習任務，不能讓兒童負擔過重。在重視兒童的天賦差異的同時，更應重視教育的作用。教育適應兒童的自然天性和特點是為了更好地發揮教育的作用，使學生的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但只有自然條件，沒有教育的培養也成不了才。壹個優秀的雄辯家更多地得之於學習，而非得之於天性。
昆體良很重視早期教育，主張在兒童剛能說話時就應開始智育和德育。在當時的羅馬，人們認為在兒童七歲以前進行道德的培養是應該的，但對何時進行智力培養則看法不壹。昆體良認為雖然七歲前的兒童接受知識的能力有限，但學習總比閑著好，壹點壹滴地學習，積少成多，長期下去就很可觀了。而且，兒童雖然學的不多，但記得牢，所學的東西終身有用。由此，他得出結論：凡是兒童應該學習的東西都要早點學。昆體良雖然主張早期教育，但同時否定超常兒童的存在，不期望兒童成為早熟的兒童，認為“早熟的才能鮮有結好果者”，早熟的兒童只是把剛學到手的東西受虛榮心的驅使而拿出來向別人炫耀，他們所拼湊的文章是言之無物的東西。他評價早熟的兒童說，“他們既沒有真正的力量，也沒有深厚的根基，他們不過像是撒在地面而過早萌芽的種子；不過是看來猶如稻子似的雜草，未到收獲的季節就變黃而結出幹癟穗子，就他們的年齡來說，他們的成就令人高興；但他們的進步已到此為止。而我們的驚奇也就隨之減退。”
（三）論課程內容和設置形式
昆體良的雄辯教育的課程內容十分廣泛。包括：希臘文、拉丁文、文法、修辭、閱讀、音樂、幾何、天文、哲學等等。此外，在高等教育機構——修辭學校中，還有模擬演說。昆體良認為上述每壹門課程都十分重要。關於希臘文和拉丁文的學習次序問題，他順應社會的潮流，贊同先學希臘文，後學拉丁文；但學習希臘文時間不可太長，就應同時學習拉丁文。在談到閱讀的重要性時，昆體良認為文法是雄辯的基礎，是文法學校的中心課程。它包括兩部分：正確說話的藝術和正確書寫的藝術，而正確的閱讀又是這二者的前提。閱讀應分三個階段來進行：首先是閱讀詩人的作品，以此培養學生高尚的心靈；其次是閱讀悲劇作品，陶冶學生的心靈；最後是閱讀喜劇作品，培養學生的辯才，昆體良甚至認為，“凡是最能培養心靈和增長思維力量的作品都應成為孩子的教材。”他很推崇西塞羅和阿西紐斯的作品，認為他們的作品詞匯豐富、在悲喜劇中含有深刻的思想，以及某些類似雅典學者的東西。認真閱讀，還可從中學到純正的語言和剛毅的精神。除此之外昆體良還以極大的熱情來論述音樂對雄辯家的意義。音樂可以表現出崇高的思想、愉快的情緒、安寧的氣氛等；還可以其藝術的完整來表現感情的協調壹致。在辯論中，音調的運用有助於打動聽眾的感情；聲調的變化可以激起裁判官的憤怒或同情；音樂還可以幫助講演者身體動作的優美以及手勢的適度和富於表現力。此外幾何在雄辯教育中，地位也很重要。他贊成柏拉圖的觀點，認為幾何可以激發人的思維，使智力更加敏捷和清晰。
昆體良的
《雄辯術原理》插頁
在修辭學方面，昆體良認為應明確修辭教師的教學範圍，確定教學內容。修辭教師應該就遇到的壹切事情，包括法律訴訟方面的、政治方面的、甚至私人的壹切事情等發表演講。而不應該縮小教學的範圍，僅僅做示範性的演說，甚至把所做的演說的性質、範圍限於議事性和司法性的論題上。他認為這些做法都是不對的。在哲學方面，昆體良繼承了西塞羅的觀點，認為哲學對雄辯家至關重要。作為壹個斯多葛派的信奉者，他把哲學分為三部分：辯證法、物理學和倫理學。他所理解的辯證法主要是用於研究詞語的——求知詞語的確切含義，辯明其中含混不清的東西。辯證法中包含有邏輯學，在給事物下定義、推理、求異、解疑難方面，都少不了邏輯的作用。昆體良的物理學指的是斯多葛派的神秘主義的自然哲學，包括宇宙、命運以及天命，預兆等宗教迷信的東西。他很推崇倫理學，認為它是哲學的核心，也是哲學與雄辯術關系密切的原因所在。因為雄辯術的重要性有很大部分體現在法庭的辯論中，倫理學在其中作用很大。雖然案情多種多樣，但任何壹種案情都與正義、道德有關，有大量的案件取決於行為的評價；在評議性辯論中，有很多事例與誠實有關。所以，在雄辯家的培養過程中，哲學是必不可少的。
關於課程的設置，昆體良反對單科獨進，而主張各科齊頭並進。他認為，單科獨進的缺點在於：學生整天聽壹個老師的講課，容易頭昏腦脹，學習效果不佳。而多科並進則可以彌補這壹缺點，變換學習不同的科目，對學生是壹種調劑，可以減輕疲勞，振奮起精神。
（四）論教學組織和教學方法
昆體良作為壹個教育上的實踐者，對教學問題研究很多。在教學組織上，他提倡集體教學。他認為，“大多數的教學可以用同樣大小的聲音傳達給全體學生，更不必說那些修辭學家的論證和演說，無論有多少聽眾，每個人壹定能全都聽清楚。”①這樣的教學顯然不是個別教學，從他的思想中可以窺到班級授課制的萌芽。他曾提到“班級”這個組織形式。他說，根據壹些教師的實踐，把兒童分成班級，按照他們每個人的不同能力，指定他們依次發言。雖然如此，但這還不是壹般意義上的班級教學形式。因為在當時，實施班級授課制的條件還不具備，壹直到了十六、十七世紀，才逐步形成真正的班級授課制。
在教學方法上，昆體良認為，應該同時學習字母的形狀和名稱；而那種先學字母名稱和順序，再學字母形狀的方法是不好的；可以用有字母的象牙人像作為工具，讓學生在遊戲、娛樂中學習。學習音節無捷徑可走，所有的音節都必須學會，應反復練習，使之牢記在心中。音節學完後，可學習由音節組成的單字，以及由單字組成的句子。學生在學習閱讀時，不要貪快，否則容易造成口吃和其他困難。閱讀要求準確第壹，其次才是連貫性。書寫是學習中的壹件大事，決不可忽視。書寫有助於為學習打下較深厚的基礎。要經過反復練習，使書寫流暢，寫得太慢則妨礙思考。
（五）論對教師的要求
昆體良談到了保姆和教師的重要性。他認為嬰兒期的保姆對幼兒影響很大，應選擇有道德的、說話合乎文法的人做保姆，因為幼兒首先模仿的是他們的語言。而且，幼兒的可塑性很強，幼年時沾染上的惡習是很難改掉的。他認為要糾正已學過錯誤東西的人比教壹個從未受到教育的人要困難得多。他舉例說，著名的奏笛教師提莫西斯在接收學生時，有壹個條件就是：已從師過其他音樂教師的學生，比從未學過吹笛的學生要交納更多的學費。昆體良要求教師應德才兼備。教師首先應品德高尚，有德行，任何失檢的行為都會對學生產生深刻的影響。例如，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早年的壹位家庭教師的壹些壞習慣影響了亞歷山大，使其終身都難以改掉。教師應具備廣博的知識，如果學識不夠，應勇於承認，不要誤人子弟。除了具備高尚的品德和淵博的知識外，作為教師，還應懂得教學藝術。對學生寬嚴相濟，既善於進行道德教導，也善於運用表揚和批評；教學應明白易懂、深入淺出。學生也應相信教師，尊重教師並虛心從師，這樣才能從老師那裏學到豐富的知識及做人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