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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問題

1)四書五經是四書和五經的合稱,是中國儒家的經典書籍。四書是指《論語》、《孟子》、《大學》和《中庸》;而五經是指《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簡稱為“詩、書、禮、易、春秋”,還有壹本《樂經》,合稱“詩、書、禮、樂、易、春秋”,這是六藝。《四書五經》是南宋以後儒學的基本書目,儒生學子的必讀書。

2)叢書名。清乾隆時編纂。1772年開始,經十年編成。中國古代最大的壹部官修書,也是中國古代最大的壹部叢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據文津閣藏本,該書***收錄古籍三千五百零三(3503)種、七萬九千三百三十七(79337)卷、裝訂成三萬六千余冊。保存了豐富的文獻資料。“四庫”之名,源於初唐,初唐官方藏書分為經史子集四個書庫,號稱“四部庫書”,或“四庫之書”。經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圖書分類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圖書,故稱“全書”。清代乾隆初年,學者周水年提出“儒藏說”,主張把儒家著作集中在壹起,供人借閱。此說得到社會的廣泛響應,這是編纂《四庫全書》的社會基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又是壹部重要的目錄學著作。

3)北宋文壇四大家: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 。

歐陽修:(07-1073),字永叔,號醉翁,又號六壹居士。廬陵(今永豐縣沙溪人)。北宋卓越的文學家、史學家。四歲喪父,家貧,他的母親以荻畫地,教他寫字。多誦古人篇章,為詩文,“下筆出人意表”。天聖八年(1030)中進士,任西京留守推官。景佑元年(1034)任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言事,得罪宰相被貶,歐陽修寫信斥責司諫高若訥不主持正義,被降知夷陵縣。康定元年(1040)復任館閣校勘,編修崇文總目。慶歷三年(1043)任右正言、知制誥。五年,杜衍、範促淹、韓琦、富弼等名臣相繼被排擠出朝,歐陽修上疏為他們分辯,因被貶知滁州,後又改知揚州、潁州。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後任翰林學士、史館修撰等職,和宋祁等壹同編修《新唐書》,又自修《五代史記》(即《新五代史》)。晚年官至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太子少師。神宗熙寧五年(1072)卒於家,謚文忠。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撫州臨川人,北宋傑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他出生在壹個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壹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特強,從小受到較好的教育。慶歷二年(1042)登楊鎮榜進士第四名,先後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熙寧二年(1069)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寧九年罷相後,隱居,病死於江寧(今江蘇省南京市)鐘山,謚文。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眉山 (今四川眉山縣) 人。是北宋時詩壇成就卓越的大家,他既反對王安石比較急進的改革措施,也不同意司馬光盡廢新法,因而在新舊兩黨間均受排斥,仕途生涯十分坎坷。他是宋仁宗景佑三年生,嘉佑二年進士,累官至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因譏諷朝政被貶任杭州通判;歷徙湖州、黃州、常州。哲宗嗣位,召至京師,任中樞舍人。後又與司馬光面爭新法「不可盡改」而出知杭州。後又因晰宗親政啟用新黨,蘇軾又被壹貶再貶,之貶到海南,宋徽宗登基大赦天下,蘇軾北返時在常州逝世。當時為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享年六十六歲。高宗朝,賜太師,謚文忠。

黃庭堅 :(1045-1105),字魯直,號山谷道人,又號涪翁。洪州分寧人。宋英宗治平四年進士,紹聖初以校書郎坐修《神宗實錄》失實被貶職,後來新黨執政,屢遭貶,死與宜州貶所。黃庭堅是“蘇門四學士”之壹,詩與蘇軾齊名,人稱“蘇黃”,詩風奇崛瘦硬,力擯輕俗之習。開壹代風氣,為江西詩派的開山鼻祖。書法精妙,與蘇、米、蔡並稱“宋四家”。詞與秦觀齊名,藝術成就不如秦觀。晚年近蘇軾,詞風疏宕,深於感慨,豪放秀逸,時有高妙。有《山谷詞》。

4)“初唐四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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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文學家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合稱。《舊唐書·楊炯傳》說:“炯與王勃、盧照鄰、駱賓王以文詩齊名,海內稱為王楊盧駱,亦號為“四傑”。

四傑齊名,原指其詩文而主要指駢文和賦而言。《舊唐書·楊炯傳》記張說與崔融對楊炯自說“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的評論,《舊唐書·裴行儉傳》說他們“並以文章見稱”等,所說皆指文。《朝野僉載》卷六記“世稱王楊盧駱”後,即論楊炯、駱賓王之“文”為“點鬼簿”、“算博士”,所引例證為壹文壹詩,則四傑齊名亦兼指詩文。後遂主要用以評其詩。杜甫《戲為六絕句》有“王楊盧駱當時體”句,壹般即認為指他們的詩歌而言;但也有認為指文,如清代宗廷輔《古今論詩絕句》謂“此首論四六”;或認為兼指詩文,如劉克莊《後村詩話·續集》論此首時,舉賦、檄、詩等為例。

四傑名次,亦記載不壹。宋之問《祭杜學士審言文》說,唐開國後“復有王楊盧駱”,並以此次序論列諸人,為現所知最早的材料。張說《贈太尉裴公神道碑》稱:“在選曹,見駱賓王、盧照鄰、王勃、楊炯”,則以駱為首。杜甫詩句“王楊盧駱當時體”,壹本作“楊王盧駱”;《舊唐書·裴行儉傳》亦以楊王盧駱為序。

四傑的詩文雖未脫齊梁以來綺麗余習,但已初步扭轉文學風氣。王勃明確反對當時“上官體”,“思革其弊”,得到盧照鄰等人的支持(楊炯《王勃集序》)。他們的詩歌,從宮廷走向人生,題材較為廣泛,風格也較清俊。盧、駱的七言歌行趨向辭賦化,氣勢稍壯;王、楊的五言律絕開始規範化,音調鏗鏘。駢文也在詞采贍富中寓有靈活生動之氣。陸時雍《詩鏡總論》說“王勃高華,楊炯雄厚,照鄰清藻,賓王坦易,子安其最傑乎?調入初唐,時帶六朝錦色。”四傑正是初唐文壇上新舊過渡時期的人物。

初唐文學家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的合稱。四傑齊名,原指其詩文而主要指駢文和賦而言。四傑的詩文雖未脫齊梁以來綺麗余習,但已初步扭轉文學風氣。他們的詩歌,從宮廷走向人生,題材較為廣泛,風格也較清俊。盧、駱的七言歌行趨向辭賦化,氣勢稍壯;王、楊的五言律絕開始規範化,音調鏗鏘。駢文也在詞采贍富中寓有靈活生動之氣。四傑正是初唐文壇上新舊過渡時期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