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辰為幹支之壹，順序為第17個。前壹位是己卯，後壹位是辛巳。論陰陽五行，天幹之庚屬陽之金，地支之辰屬陽之土，是土生金相生。
庚辰年
中國傳統紀年農歷的幹支紀年中壹個循環的第17年稱“庚辰年”。以下各個公元年份，年份數除以60余20，或年份數減3，除以10的余數是7，除以12的余數是5，自當年立春起至次年立春止的歲次內均為“庚辰年”。
庚辰月
天幹乙年和庚年，清明到立夏的時間段，就是庚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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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清明到5月立夏
1980年4月清明到5月立夏
1985年4月清明到5月立夏
1990年4月清明到5月立夏
1995年4月清明到5月立夏
2000年4月清明到5月立夏
2005年4月清明到5月立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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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山海經》等古籍載，庚辰是“威武出色”的上界天神，在西王母（萬仙之祖）的女兒雲華夫人（東方神主）身邊做侍衛。在“洪水芒芒”的帝堯時期，大禹受命“敷下土方”。為了使大禹順利治理天下洪患，為百姓們重建家園，雲華夫人派庚辰等七位天將下凡相助。他們神通廣大，忠於職守，劈山開河，降妖捉怪，都立下了赫赫戰功。在追隨大禹十三年間，庚辰先後參與博殺防風氏，逐***工並剿除其孽臣相柳，特別是在桐柏山與巫支祁的山精水怪激戰中，他大展神威，降服了“千古第壹奇妖”巫支祁。這是庚辰殊功的頂峰，也是他被譽為淮瀆爺的主要因子。
庚辰為淮河水神之說，主要源於下列幾點：
（壹）《太平廣記》條引《戒幕閑談》·《李湯》雲：“.....庚辰之後，皆圖此形者，免淮濤風雨之難”。其前提是，庚辰曾降服“淮水怪”巫支祁，有鎮妖辟邪之功用，所以淮人皆圖其形，以儆妖邪。如延伸思維，庚辰的圖像既可辟邪，那麽塑其金身，奉為淮神豈不可永保平安？
（二）壹些仕官文人尊崇代表正義、降妖除魔的庚辰，惱恨曾縱洪為患、塗炭生靈的巫支祁，所以處處詆毀巫支祁而褒揚庚辰。明·鳳陽知府（後升吏部尚書）唐龍，曾在嘉靖九年《重修淮瀆廟碑記》中說，巫支祁水妖也，如何能為淮神？讀斯文揣雅意，唐龍想否定巫支祁的水神說，但無典籍可依，他也不便指明庚辰為淮神，這是壹種較有傾向性的學說。
（三）民間的“想當然”。對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百姓們來說，既然聽讀書人說庚辰是正神，又能降服惡蛟巫支祁，更能震懾其它山精水怪。所以，庚辰當然就是淮瀆爺或龍王爺了。
古越
古越族主要分布在北起江蘇省，南迄越南的近海地帶。今天的廣西壯族，是典型的嶺南古越族後裔，他們的遠祖，是西甌越和駱越這兩個部落。越族或百越族都只是壹種泛稱。實際上越人並沒有形成統壹的民族。但也必須看到，越族各個支裔又是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龐大的人類***同體。他們有著***同的族稱——越或粵。
中華民族是秦漢以後歷史形成的我國各民族的總稱。夏商以後的華夏族和秦漢以後的漢族，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始終起著主導作用，漢代以後形成的中華民族***同體中的國內各民族，均部分或全部接受華夏和漢民族文化，大都尊華夏和漢民族的祖先——炎帝與黃帝為***同的祖先，廣義上稱為炎黃子孫，***同締造中華文明（註：參閱黃崇嶽：《中華民族形成的足跡》，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
秦漢以前居住在長江下遊及其以南廣大地區的古越族（越與粵通），在我國南方是壹個有重要影響的民族，同時又是壹個內部社會發展很不平衡的支系繁多的民族***同體，故歷史上有“百越”之稱。正如《漢書·地理誌》臣瓚曰：“自交趾至會稽七、八千裏，百粵雜處，各有種姓”。它們在中華民族形成中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自今江蘇、浙江、福建、江西、廣東、廣西以至雲貴地區，分別稱作於越（楊越）、東越（東甌）、閩越、南越、甌越（西甌）、駱越（今越南北部）和滇越等。他們之所以***稱為“越”，是因為具有***同的文化特征。這主要表現在使用雙肩石斧、有段石錛和幾何印紋陶器，從事稻作農業和漁獵，住“幹欄式”房屋，尚銅鼓，精於劍，熟水性，善舟船，有鑿齒和斷發紋身習俗等等。這是在古書中有記載並為考古學資料所證明了的。“百越”盡管在文化上有許多***同之處，但社會發展水平卻有很大差別，壹般是北方的越人比南方的越人先進。古越族中最先進的代表是曾經雄踞長江下遊，春秋戰國時敢於抗衡強楚並爭霸中原的越國（屬於越），但終被強楚所吞並。後代或被同化，或遷徙南方。而在華南兩廣地區的南越族，是“百越”中較後進的壹支，直至春秋戰國時還處於新石器時代晚期向青銅和鐵器時代過渡階段，南越族的民族***同體才逐漸形成。
根據文獻和考古學材料，南越族及其先民早在四、五千年前堯舜時代就與中原華夏族有交往。《大戴禮記·少間篇》雲：“虞舜以天德嗣堯，……南撫交趾”。在《逸周書·王會解》中，就提及商王朝東邊的斷發紋身的“漚（甌）深”和“越漚”向商王進貢魚制品和利劍。這是指江浙和東周沿海壹帶的越人。又講到“正南甌、鄧、桂國……，以珠璣、玳瑁、象齒……短狗為獻。”這“甌”、“桂”人應是指嶺南地區的南越、西甌和駱越人。考古學上中原地區的商文化中出土有南方幾何印紋陶，而華南地區出土的幾何印紋陶中的夔紋陶和壹些青銅器和鐵器，受中原文化影響也十分明顯，其文化交流情況學術界已作過充分探討（註：參閱百越民族史研究匯編：《百越民族史論集》中的有關論文。）。
秦始皇統壹嶺南，建立了番禺、桂林、象郡，大大加速了華南與中原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漢初，大致在秦代三郡的範圍內，以南越族為主體（包括今廣西西南部的西甌和越南北部的駱越），由中原漢人趙佗建立了臣服於漢中央王朝的南越國。這就從軍事、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上全面推動漢民族與南越族的融合，促進了南越族主體的漢化，南越族及其後裔自然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成員。
通過歷史、考古和民族學家的綜合研究，我們可以看到，以南越族為主的華南古越，在衣、食、住、行等人類生活中的重要方面，均對中華民族文化有重要的貢獻。在衣著方面，華南古越族及其後裔今海南島黎族等南方少數民族，是用木棉、芭蕉、竹子等植物纖維織布的發明者（註：容觀瓊：《釋‘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兼談南方少數民族對我國古代紡織業的貢獻》，載《文化人類學與南方少數民族》第169至177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在欽食方面，古越族“飯稻羹魚”，是栽種稻谷（早稻、水稻）的先行者；在居住方面，古越族是“幹欄式”住房的創造者；在交通方面，古越族是舟船的初創者。由是可見，華南古越族對中華民族文化有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