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經註》的作者酈道元，字善長，北魏範陽（今河北省涿縣）人，《北史》、《魏書》均有傳。他的生年史無確載，大約是北魏和平六年（公元４６５年）或延興二年（公元４７２年），卒於孝昌三年（公元５２７年），享年六十二歲或五十六歲（見趙貞信《酈道元之生卒年考》，載《禹貢》半月刊１９３７年４月第七卷第壹、二、三合期）。酈道元出身於世宦之家，少年時隨父宦遊山東，博覽群書，並對“訪瀆搜渠”有極大興趣。他有著述多種，今只存《水經註》壹書。
《水經註》成書於北魏延昌、正光（公元５１２—５２５年）年間，是給《水經》壹書作的註。《水經》是壹部專記河流水道的地理書，舊題桑欽撰。桑欽是西漢末年的古文經學家，對《尚書》名篇《禹貢》有深入研究，《漢書·地理誌》及《說文解字》都多次稱引其所得，但收羅宏富的《漢書·藝文誌》中卻不見《水經》之名。《隋書·經籍誌》始記“《水經》三卷，郭璞註”，《新唐書·藝文誌》更幹脆說《水經》是郭璞所撰。但酈道元撰《水經註》時，只是稱引郭璞的《山海經註》，卻從未提及郭璞撰《水經》。據清代學者考證，《水經》的作者是三國時人，托名桑欽，以重其書。
《水經》記述中國河流水道壹百三十七條，壹萬余字，分為三卷，十分簡略。而酈道元的註，記述水道壹千二百五十二條，註文三十余萬字，分為四十卷。記述的地理範圍擴大了，準確性提高了，內容更詳盡、更豐富了。在規模上遠遠超過原書，實為我國古代地理著作中的宏篇巨制。
酈註在內容編纂上的特點是“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從古”（見王先謙合校本序）。這就是說，它不象《水經》那樣單純地記述水道的流域，而是以水道為綱，記述沿流的土地物產、城邑沿革、聚落興衰、民情風俗、山林水泉、交通道裏、水文氣候、土壤植被、形勝等等，熔自然地理與經濟地理為壹爐，熔歷史與地理為壹爐，內容豐富而綱目清楚，堪稱壹部綜合性的史地名著。
酈註的文筆清麗簡約、生動具體，每條註文幾乎都可以作為獨立成篇的優秀散文，其中已被選進現行中學語文課本的《三峽》便是膾炙人口的名篇。因此《水經註》在我國散文發展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對後世散文有過積極影響。酈註在文學上的成就，是和他熱愛祖國大好河山的思想感情分不開的，酈道元曾親自探訪山川名勝，廣采民間歌謠、諺語、方言、傳說，這給他以豐富的實地感受。正是由於這種思想感情和實踐活動，所以在他筆下，寫景則情景交融，狀物則繪聲繪色，敘事則使人如同親歷。
酈道元不但註重實地考察，而且註重使用古籍。註文從地理情況到史實、傳說，都稱引古書作旁證，引書多達四百三十七種，還輯錄了不少漢魏間的碑刻。這些古書和碑刻大多失傳，因此《水經註》在保存文獻及文物資料方面的功績也是不能低估的。
作為壹部全國性的地理著作，《水經註》還反映了酈道元對中國疆域範圍的看法。酈道元雖然生長在北魏，正值南北朝對峙時期，卻排除了分裂政治局面的影響，仍然把統壹的兩漢疆域作為記述的對象，把中國看成壹個統壹的整體。這和當時修史者各以自己所在地區為對象，以致不曾出現過壹部南北朝合史的情形相比，酈道元的這種統壹觀點是難能可貴的，這種遠見卓識正是我們中華民族在長期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國家統壹觀念的反映。
綜上所述，《水經註》的成就和價值遠遠超過了《水經》原書。在我國古代學術史上，註文的價值全面超過原書的，除了《水經註》，恐怕很難找到第二例了。
當然，《水經註》的產生也不是偶然的。除了酈道元本身的諸多條件以外，還有更為重要的社會歷史條件。魏、晉以來，盡管戰亂頻仍，分裂代替了統壹，但南北地區的經濟仍在戰爭的間隙中有所恢復、有所發展。東晉、南朝時期，勞動人民加強了對南方的開發，荊、揚、益、廣地區尤為顯著。北方受戰亂破壞嚴重，但北魏統壹北方廣大地區後，經濟依舊有所恢復，特別是北魏孝文帝實行漢化、遷都洛陽、推行均田制後，經濟更有較大發展。分裂並未斷絕南北之間的經濟交流。南北方的對外貿易也超過前代，南方的番禺、廣陵已成重要外貿口岸，北方的洛陽南郊則有四夷館、四夷裏、四通市，“商胡販客，日奔塞下”（《洛陽伽藍記》卷三“龍華寺”條）。隨著外國商隊的到來，印度、中亞的佛教僧侶也從海陸來到中國，傳播佛教文化。外商、胡僧還把異國的風土人情、地理知識帶到中國，從而擴大了人們的視野。伴隨經濟、文化、交通的發展，地理著作便應運而生。
《漢書·藝文誌》只著錄了《山海經》等幾部不成體系的地理書，而且沒有單獨分類，只是附錄於術數略之中。《隋書·經籍誌》於史部中單列了壹個地理類，著錄了壹百三十九種，壹千四百三十三卷，蔚為大觀。從中看到：在《水經註》之前，已有晉摯虞的《畿服經》壹百七十卷和齊陸澄的《地理書》集壹百六十家之說。這些大部頭著作為酈道元提供了範例和素材。酈註擷英而成，而又高出前人，故能流傳後代。
同許多古代學術名著壹樣，《水經註》也有壹些不足之處。由於當時南北分裂，酈道元未曾親到江淮以南地區考察，同時也沒有到過塞外，因此對這些地區的記述，難免有壹些襲謬沿疑之處。此外，酈註引書，也有剪裁、改寫不當的情況。至於在長期傳抄中造成的訛誤，亦復不少，以至經與註互相混淆，好在經過明清以來幾十家學者的考證、整理，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這些缺點。清代學者全祖望、趙壹清師生二人分辨經、註，成《水經註釋》四十卷；戴震詳考水地，著《校水經註》四十卷，他們的研究成果都超過了前人。王先謙薈萃諸家之說，潛研三十年，寫成《水經註合箋》四十卷，更是後來居上。清末民初的學者楊守敬和他的學生熊會貞又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撰《水經註疏》八十卷，對酈註所引之書，皆註其出典，所敘之水，指詳其遷流，集中了《水經註》各家纂疏的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