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筆記小說集。撰者唐末五代王定保（870～940）。
作者生平
王定保(870～940)，吳融之婿。南昌（今屬江西）人。唐昭宗光化三年 (900)進士及第,為容管巡官,後遭亂不能北返，入仕南漢。大有十三年 (940)，由寧遠節度使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
王定保，五代時南昌人，字翊聖。其生平事跡，人們知道得很少，據《十國春秋》、《五代史》，知他生於唐鹹通庚寅歲（870年），卒年不詳，據《四庫全書提要》說，當在周世宗顯德元年（954年）以後。他早年曾與安徽的曹松隱居廬山，唐光化三年（900年）中進士第，隨後南遊湖湘，任容管（今廣西南寧市南）巡官。這時農民起義風起雲湧，他即“避難”於廣州，在節度史劉隱處為幕客。公元917年，劉隱去世，其弟劉龑圖謀稱帝，建立南漢國，擔心王定保不服從，於是派遣他出使荊南。當他完成使命返回時，劉龑已登基做了南漢皇帝。為了安撫王定保，劉龑派大臣前往迎接，主動告訴他稱帝建國的事情。王定保沒有表示反對，但對故意把他支使開的做法很不滿，因而譏諷道：“建國當有制度，吾入南門，清海軍額（唐朝節度使匾額）猶在，其不見笑於四方乎？”劉龑知道後苦笑說：“朕備定保久矣，而不思此，宜其譏矣。”王定保此後壹直在南漢國任職，官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他善文辭，曾寫過壹篇《南宮七奇賦》，“壹時稱為絕倫”。他“雅好著述，老而彌篤”，《唐摭言》就是其暮年之作。
內容介紹
此書15卷，每卷分若幹標題，每個標題下或作綜合論述，或分記若幹有關故實，大致前三卷匯錄科舉制度掌故，其余十二卷按類記敘科舉士人言行。記敘詳細、生動，但又很少神奇怪異；且次序較有系統，多為選舉誌所未備。
記述大量唐代詩人文士的遺聞佚事，多記正史所不詳述者，李慈銘指出：“唐人登科記等盡佚，僅存此書，故為考科名者所不可少。”（《越縵堂讀書記》）。書中還記述了不少唐代詩人文士的遺聞佚事，可以窺見當時文人風貌之壹斑；又保存了不少唐人別集所失載的斷章零句，可以作為唐詩輯佚的重要依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雲：“是書述有唐壹代貢舉之制特詳，多史誌所未及。其壹切雜事，亦足以覘名場之風氣，驗士習之淳澆。法戒兼陳，可為永鑒。”
這部書***有十五卷，壹百零三門，按內容分門系事。
首先，它對唐代科舉制度尤其是進士科的記載甚詳。《唐摭言》載：“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永徽之際；縉紳雖位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壹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其有老死於文場者，亦無所恨。故有詩雲：‘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永徽以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鹹亨之後，凡由文學壹舉於有司者，競集於進士矣。”科舉為中小地主開辟了入仕途徑。這在《唐摭言》中也有反映。書中列舉了“孤寒”及第而登高位的事例，“隨僧齋飡”為“諸僧厭怠”的王播，便是流傳甚廣的壹例。唐王朝利用科舉特別是進士試，刺激、網羅了壹批中下層知識分子，調和了階級矛盾，鞏固了封建統治。唐太宗對此頗為得意，《唐摭言》記述道：“貞觀初放榜日，上私幸端門，見進士於榜下綴行而出，喜謂侍臣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書中還記載，唐代科舉的試卷不糊名，取錄進士除看試卷外，還要參考甚至完全依據應試者平時的作品和聲譽。因之，應試者必須向“先達聞人”尤其是“通榜”者（參與決定取錄名單的權要）呈獻自己平時的力作，爭取他們的“拂拭吹噓”。這在當時被稱為“行卷”。“行卷”多而且濫，以至“公卿之門，卷軸填巷，率為閽媼脂燭費”。壹些主試官不得不規定“行卷”數量，有的對送來的作品連看都不看。誠然，也有甘當後進的知己、不遺余力提拔新生力量的人。《唐摭言》也生動地介紹了韓愈、皇甫湜獎掖牛僧孺和吳武陵力薦杜牧的事例。) U G; G( u C. |! a8 Q: I
科舉雖較隋唐前的薦舉、“九品官人法”得人，但也存在種種弊端。因其與文人的命運攸關，故競爭特別激烈，據《唐摭言》載，請托、通關節、場外議定名次等無所不有。什麽“表薦及第”、“敕賜及第”、“落第重收”也屢見不鮮。裴思謙拿著宦官仇士良的信逼著主考官高鍇非給“狀元”不可；郭薰因和丞相於琮有“硯席之交”，進士考試尚未揭曉，就在百官到慈恩寺行香的時候散發署名“新及第進士郭熏”的“彩貼子千余”。上述種種，正如王泠然所說：“今之得舉者，不以親，則以勢；不以賄，則以交”；“有行有才”之人，因“無媒無黨”，則“不得舉”，只能“處卑位之間，仄陋之下，吞聲飲氣”。《唐摭言》披露的許多事實，對於我們了解唐代科舉的流弊和封建社會的黑暗很有意義。此外，《唐摭言》還記載了進士考試的制度、禮儀、活動、科舉同兩監興衰的關系及“場屋”中的趣事等。正因如此，後世著作凡談及唐代科舉制度都往往從中援引資料。
其次，《唐摭言》記述了當時的文士風習，匯輯了壹些詩人墨客的遺聞軼事。筆者粗略統計，全書出現了近四百人的名字，載有詩文或事跡的也有壹百幾十人，如杜甫、韓愈、白居易等。我們從中可窺見唐代壹些詩人、文士的生活風貌，他們之間的交往，當時人對他們及其詩文的評價。有唐壹代詩人很多，正史有傳的卻不多。《唐摭言》匯輯的壹些資料，能在某些方面彌補正史的不足。賈島是中唐的壹位重要詩人，但可供稽考的資料很少，有關他的各種傳說，大都散見於私人著述。《唐摭言》所載他“唐突大京兆劉棲楚”、“肆侮”武宗皇帝等故事便很有價值。關於戴叔倫“貞元中罷容管都督，上表請度為道士”的記載，不見他書，從而為研究戴叔倫生平提供了新線索。至於本書載的白居易以歌詩謁顧況、柳公權奉敕賦詩救宮嬪、孟浩然遇明皇而“無官受黜”、薛令之“以詩自悼”而被明皇逐出宮廷等軼事，都是很珍貴的文學史料。《唐摭言》收集的拾金不昧的裴度、願娶獨眼女的孫泰、解囊濟人危困的郭元振、拜小吏為師的李相，還有不為“狀元”名位所誘、不“輕負至交”的白敏中等故事，是歷代傳誦的佳話，至今仍為人們所稱道。
又次，《唐摭言》保存了唐代許多詩人的零章斷句。如卷六《公薦》門載有崔顥的《薦樊衡書》，後為清代編輯的《全唐文》所收錄。據岑仲勉先生考證，崔顥的文章留存至今的僅此壹篇。若無《唐摭言》，此文也必定失傳。吉中孚，系“大歷十才子”之壹，但其詩止存壹首，文則蕩然無存。《唐摭言》卷十三《無名子謗議》門卻載有他的判詞數句，彌足珍貴。類似例子還有。王定保留意收集詩人名士本集和別集所失載的詩文，片言只語也不遺棄，為後人提供了研究之便，這個貢獻是不應抹煞的。
王定保以《唐摭言》為書名，含自謙意。“摭”，就是拾取、摘取。實際上，他不僅記述、匯輯了豐富多彩的資料（其中有幾條資料已註明是從《國史補》、《實錄》轉引的），進行了加工、整理、分類，而且根據儒家經典和傳統道德，結合各門的內容，針對當時社會的情況，寫了二十多篇《論》、《贊》，對壹些問題進行了總結、評論，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有明確的所是和所非，不是“述而不作”，而是“有述有作”。他直言不諱地指出，唐太宗設置進士科“誌在牢籠英彥”、“為官擇人”。他對“貴彼生知，恥乎下學”的浮薄風氣很不滿意，認為“風教頹圮，莫甚於此”；主張“人無常師，主善為師”，贊賞李相“北面而師”小吏的精神，稱之為“曠古壹人”！他論述才與識的關系時說：“才者璞也，識者工也；良璞授於賤工，器之陋也；偉才任於鄙識，行之缺也；由是立身揚名，進德修業，茍昧乎識，未有壹其藏者也”，要成為“君子”，必須“美才高識”。這裏講的“識”，含有“德”的內容。唐代的詩人大都嗜酒，以致經常發生杜甫醉登嚴武床壹類的“酒失”。王定保論道：“沈酗之失，聖人所戒，雖王佐之才，得以贖過，其如名教何？”他還指斥了文士“惜名”的風尚，說：“惜名掩善，仁者所忌，堯舜其猶病諸！”王定保在《論》、《贊》中提出來的某些觀點，在今天仍有壹定的借鑒意義。
《唐摭言》帶有壹定的考證性質，所載材料比較信實可靠。因為王定保是五代人，離唐代很近，他又“樂聞科第之美，嘗咨訪於前達間”，“時蒙言及京華故事，靡不錄之於心，退則編之於簡策”。向他提供材料的有陸扆、吳融、李渥、顏蕘、王溥、王渙、廬延讓、楊贊圖、崔籍若諸人。他們都是當時的顯貴或名士。如陸扆是丞相，吳氏是翰林侍郎又是作者的嶽父，王溥是他的“從翁”，廬、楊、崔三氏則和他同年舉進士第。所以，書中所載多是他親眼所見或親耳所聞的事情。《唐摭言》壹書，頗受後世著作家重視。宋初編《太平廣記》，於它幾乎十收八九；宋代余江人計有功撰《唐詩紀事》，也多取資於此。清代的《四庫全書》收錄了《唐摭言》，並且在提要中指出：“是書述有唐壹代貢舉之制特詳，多史誌所未及；其壹切雜事，亦足以覘名場之風氣，驗士習之淳澆。法戒兼陳，可為永鑒，不似他家雜錄，但記異聞已也。”清代文學家李慈銘雖認為王定保“識趣甚卑”，“所載多委瑣”，卻也不能不肯定《唐摭言》的價值，指出其“為考科名者所不可少”。在我們今天看來，《唐摭言》對於了解、研究唐代的社會、教育、科舉、文學及人物，都有較大的參考價值。當然，這部著作也存在壹些不足之處。如有的內容很荒誕，宣揚了迷信和因果報應。在結構編排上有些混亂，本是分門系事，但有的“門”和“事”不相符，或同壹事分系兩門，前後重復。不過這並不影響它的參考價值。5 }: z7
版本
《唐摭言》除明代有節刊本外，全書靠抄本流傳，到清代才據抄本印成全刊本。通行的以《學津討原》和《雅雨堂叢書》本為較好。《稗海》本刪削大半，內容不全。古典文學出版社曾於1957年以《雅雨堂》刻本為據，並參照《學津討原》本補正了若幹文字，排印出版，但仍有壹些錯別字。1960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重版，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重版本又曾予以重印。
（1）《稗海》本，較通行，但不足。
（2）清乾隆盧見曾刻《雅雨堂叢書》本。
（3）《學津討原》影印本。
（4）1957年古典文學出版社本，據《雅雨堂叢書》本，又用《學津討原》本校補，並附清蔣光煦《斠補隅錄》中此書的校勘記。1960年中華書局、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相繼重印。
（5）《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載岑仲勉《跋唐摭言》，對此書紀事本身的錯誤作了糾第壹手的
年代越久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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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的價值
史料千差萬別，種類很多，使用起來，價值並不壹樣。特別是有文字的史料，其價值的大小差異很大。根據作者與他所記敘的歷史事件的時間和地點的距離遠近，我們可以把它們分為幾類：
壹，事件發生時的當事人、當時人的記述，這類史料的價值最高，是所謂第壹手材料。比如甲骨文是研究殷代歷史的第壹手材料，因為它是殷王占蔔的記錄，是當時人、當事人的記錄，與事實出入較小，因而價值最高。現在我們研究殷商歷史主要根據是甲骨文，而不是《史記·殷本紀》等，因為後者不是當時人或當事人的記錄，所以史料的價值就差多了。
研究西周歷史的史料，除了《周書》和壹部分《詩經》外，第壹手材料便是金文即銅器銘文。銅器銘文殷代已經有了，但壹般文字很少，最多不過二三十字。到了周代，特別是周代中期以後，銘文動輒三四百字，所以有人說，壹篇銘文便頂得壹篇《尚書》。這些銘文自宋以來已有記錄，往後越來越多，清代後期銅器大量出土，壹部分流落在海外，上面的銘文大都已著錄成書。解放以後，考古學家用科學方法發掘出土的銅器更多，尤其是在陜西、河南古代文化中心，又有新的發現。這些出土銅器的銘文，是價值極高的文字史料。這裏舉幾個例子：
1976年，臨潼出土了壹件銅器《利簋》，銘文中講到武王伐紂，沒講年、月，但講了日子是“甲子”。甲子日武王滅紂，過去史書都這樣講，但究竟可靠不可靠呢？很難肯定。而現在由銘文得到了證實。
1965年，寶雞出土了壹個《何尊》，記載成王五年曾經遷居於洛陽。這件事史書上沒有明確的記載，現在有了《何尊》的銘文，這件事就清楚了。武王臨死囑周公建洛邑，周公秉承武玉遺誌營建洛邑，而成王在五年時遷居洛陽。至於什麽時候又遷回鎬京？現在還不清楚，但《何尊》的出土卻補充了成王遷洛的史實。
1975年，在扶風縣發現了壹個叫“裘衛”的大貴族做的盉和兩個鼎，上面的銘文記載了他與其他貴族做的土地交易。這些都是古書中所沒有的，我們只是從銘文中才得以了解。
1977年，在河北省靈壽縣發現中山王的壺和鼎，上有長篇銘文。中山是戰國時的壹個小國，春秋時叫鮮虞，屬於白狄，是當時北方的壹個民族。中山王■（有人讀作錯）的壺和鼎上，都用長篇銘文記載了中山國的歷史，其中講到了在齊宣王伐燕時，中山國也趁機伐燕，奪了壹些土地財物。齊伐燕事，見《孟子》、《戰國策》，可是中山王也趁機伐燕的事卻不見記載。銘文又記載中山王的“相邦”（即國相）名赒，《戰國策》中叫司馬喜，他是司馬遷的遠祖。司馬遷曾在《史記》自序中講到：司馬氏在衛國，有人相中山，指的就是他。關於中山國的記載，過去很少，而這些中山銅器的出土，就補了這個缺。這些銅器在制作上，采用了錯金、錯銀的方法，非常精美，這說明當時的中山國已經完全接受了華夏文化。在文字和文法上，它與西周的銅器銘文基本上壹致，帶有戰國時的作風。但是有的字寫法很特殊，比如“言”字旁的字，它用“心”字。說明在秦始皇統壹文字以前，各國文字差異還不小。過去有人認為秦以前各種文字基本相同，從這些銅器銘文看，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搞古代史，除了地下發掘物以外，第壹手材料很少：而搞近代史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比如太平天國，光是現在整理和出版了的第壹手材料，就已經很多，並且還在不斷發現。盡管其中多數是地主階級的知識分子寫的，他們的論述當然站在反動階級的立場，但總還是從不同的側面和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太平軍活動的情況。再如辛亥革命，因為時代更近，所以保留的第壹手材料就更多了。有些親身參加了辛亥革命的老人現在還在世，他們寫的回憶錄都是親身的經歷，當然是寶貴的第壹手材料。
以上舉了幾個例子，說明第壹手材料的重要性。但也有壹點應該註意：當時人的記載也並非全都靠得住。例如明末清初講農民起義的材料，有些私人筆記盡管是當時人寫的，但其中很多內容得自傳聞，或抄自宮書，就不壹定靠得住了。所以不能壹概而論，而是要壹部書壹部書地作具體分析。
二，後人寫的東西。古書絕大多數都屬於第二手、第三手的材料，只有少數例外。例如《史記》，從黃帝寫起，直寫到漢武帝時代（現在我們所見到的《武帝本紀》是後人取《封禪書》補作的，原來叫《今上本紀》，因為原作很多地方觸犯忌諱，所以失傳）。《史記》記漢初以來的史事，可以當第壹手材料看。至於講秦以前的事，就差多了，因為很多都是傳聞，究竟是否靠得住很難講。大家都知道，西周在厲王和宜王之間有14年的“***和時期”。***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中國有確切紀年之始。什麽叫“***和”？司馬遷解釋為周公、召公***同管理國事。他這樣講的根據是什麽？我們不知道。先秦古書，如《左傳》、《呂氏春秋》等都不這樣講，而只說是***伯和（***是封國名，和是***伯的名字）代替周王管理政事。這就形成了兩種說法。從壹般情況推測，司馬遷的說話更合理壹些。因為周、召二公是周之世卿，由他們攝政比較合理。但推理究竟不是證據，到底是怎麽回事？不好說。因為這壹類記載都是屬於傳聞性質的，如果沒有更原始的材料，就很難確定。
再如《竹書紀年》是戰國時魏國的史書，所以它記載戰國史事是極可靠的。原書雖已亡佚，但在後人的書上，如《水經註》、《史記索隱》等頗多引用。為什麽唐人司馬貞作《史記索隱》要引用《竹書紀年》呢？因為它與《史記》記事有很多不壹致的地方。現在我們比較二書，《竹書紀年》記戰國年世多正確，因為它是魏國的史書，是當時人的記錄。《史記·六國年表》有很多錯誤，我們現在能夠知道這些錯誤，並把它們改正過來，就是靠的《竹書紀年》。但是《竹書紀年》記春秋戰國以前的事，如記夏、商、周的事就不壹定靠得住了。所以同壹本書，不同的部分，作為史料來說，價值也是不壹樣的。壹般講，講當時的比較靠得住，講先代的就不壹定靠得住，越古的事越靠不住。
戰國時期百家爭鳴，各家學者從不同角度描述了自己認為最理想的政治，引用傳說故事作為自己理想的根據，這種情況在先秦諸子中幾乎普遍存在，不過有多有少罷了。《史記·五帝本紀贊》就指出：“百家言黃帝，其言不雅馴。”由此可以看出，同是上古壹個人，後世強加、附會於他的形象和思想均不同，往往言過其實，或被歪曲，難以取信。
前面說過，後人寫的東西大多數只能做二、三手材料看，但有少數例外。什麽是例外呢？有的東西，雖然是後人記載的，但是，第壹，相距年代不是太遠；第二，除此以外沒有比它更早的記載；第三，它的內容沒有什麽可疑的地方。對這類東西，我們就不妨當作第壹手材料看。比如《論語》是孔子的再傳弟子記錄的，所以其中除了孔子的話，還有弟子們的話，這些話雖然不是孔子寫的，也不是他親自教授的弟子寫的，但我們沒有比它更可靠的東西了，所以，講孔子的行事、思想，只好把它看做第壹手材料。其它的有關孔子的材料是否可信，就要以《論語》做標準來衡量，合於《論語》的，大概就可信；不合的，就不可信。例如漢儒編寫的《禮記》中講了許多孔子的話，有些可信，多數不能看作孔子的言論。
在這類史料中有壹種值得我們註意的情況，古代許多書籍，特別是先秦諸子，側重於從思想史的角度論述問題。他們對古史的追溯，往往反映了思想家的歷史觀，我們應該如何看待他們借以表示這種觀念的古史體系呢？比如韓非的歷史觀，是反映壹種進化論，還是退化論的觀點？他從遠古蒙昧狀況及其發展中，理出了人類發展的程序，如他說的有巢氏、燧人氏等，可是他又說：“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五蠹》）這將如何解釋？再如《禮記·禮運》篇中關於“大同”、“小康”之世的表述，有人認為是孔子的理想國或歷史觀，可是這樣重要的思想不應不見於《論語》，並且和孔子的思想不合。它也被壹些學者作為說明上古歷史的史料來使用。這些做法是否正確，我認為值得商榷。古代思想家的歷史觀和他們借以說明這些觀點的古史體系之正確與否是兩回事。我們可以從他們的歷史觀中吸取對我們認識的歷史有積極作用的思想，但不能局限於他們在千百年前依據推測而得出的結論，在運用材料上更是這樣。我們應當從科學的角度出發，運用有充分根據的可信資料去論證人類社會的發展歷史，而不是利用歷史傳說、甚或某些人編造的古史系統來確立自己的觀點。
三，更晚的人講述的古代歷史。這種東西沒有多少史料價值。三國末年有譙周寫的《古史考》，西晉時有皇甫謐寫的《帝王世紀》就是這類東西。這兩部書已亡佚，但唐代人註《史記》時，引過他們的書。司馬遷寫《史記》，從《五帝本紀》開始，是表示五帝之前全是神話，不足置信。但司馬貞卻補寫了壹篇《三皇本紀》，實在是無識。到了宋朝，類似東西更多，如邵雍的《皇極經世書》，蘇轍的《古史》，胡宏的《皇王大記》，羅泌的《路史》等很多是無用的東西。清初馬骕作《繹史》，幾乎把所有的神話、傳說都搜羅進去，以多為勝，不問它是否可信。這些書都是講秦以前的上古史，離著書人的時代是很遠的。它們的內容是根據什麽呢？主要就是根據歷代相傳下來的東西，沒有什麽真正可靠的材料。所以這類書是沒有什麽史料價值的。
與此相仿的還有壹種情況：從漢以來，很多人習慣於抄書，東抄壹點，西抄壹點，拼湊成書。比如《韓詩外傳》，是解釋《詩經》的，怎麽解釋法呢？是先講壹個故事，再引詩，這叫以事證詩。《荀子》書中大量用過這個辦法，韓嬰也用這個辦法，好多地方直抄《荀子》。漢人寫的《禮記》，有的也是大篇抄《荀子》。劉向的《說苑》、《新序》都是講故事，這些故事都是抄來的，抄《呂氏春秋》的很多。所以劉向雖然是有名的學者，但他寫的這類東西卻並不壹定有多大價值。
東漢末年王充寫的《論衡》非常有名，他很講究記事要“實”，而反對“虛”。是不是《論衡》裏講的都靠得住呢？也不見得。《論衡》裏有個《講瑞篇》，其中說到孔子聚徒講學，曾經出現“三盈三虛”的情況。“四人幫”批孔時抓住這段話大作文章，說少正卯當時也在魯國講學，孔子的學生都被少正卯吸引走了，這樣先後反復了三次，所以叫做“三盈三虛”，只有顏回壹個人沒有去。“四人幫”用這個來貶低孔子，其實是毫無根據的。有人說這段文字抄自《孔子家語》，也不可信。漢代《家語》己失傳，即令存在也不會有這類貶低孔子的話。因為《家語》是推崇孔子的。至於今本《家語》是魏晉間人王肅所偽造，遠在王充後，王充怎能抄他的書？何況令本《家語》亦不載此事。再從事實看，相傳孔子的高足弟子就有72人，《史記》裏列舉了那麽多，孔子死後，子貢在墓旁守廬三年，這些《史記》都有記載。反之，少正卯如果講過學，那麽他講的是什麽？有哪些重要的主張？他的弟子有誰？沒有任何記載。所以，這件事就和兩個兒童以晨之日與午之日孰近而難孔子，借以否定孔子為聖人壹樣，均屬於儒家的反對派為否定孔子學說而杜撰出來的故事，不可據為信史。《論衡》這本書以反虛妄出名，很有唯物主義的味道，卻講出這樣荒唐故事，而信以為真，可見對古人也不可迷信。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經驗：對主要側重於論述思想及政治主張的著作，我們應和歷史專著等記述有所區別。它們在論述歷史時所取的態度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是以壹種形而上學的和主觀的態度對待歷史，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往往歪曲歷史的真實，以達到說服別人和樹立自己學說的目的。後者則尊重於史實，以求歷史的真實為目的。所以當兩種書在記述同壹歷史事件有矛盾時，我們將何去何從就很清楚了。何況後代的著作中，從思想史的角度去追溯古史，其觀點可能有許多可取之處，但從史料價值的角度去看，就不是那麽壹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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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