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城市的靈魂。
名人是城市的名片。
2001年金秋，我到西歐九國進行了壹次向往已久的采風，所到之處，對此有十分強烈的感受。
沈陽北站廣場
訪歐的第壹站是鮮花盛開的意大利。從米蘭到羅馬，從佛羅倫薩到水城威尼斯，壹路觀賞到許多早已熟悉的名畫和名雕：羅馬教堂裏米開朗琪羅的摩西雕像，拉斐爾畫室中的耶穌與聖母；佛羅倫薩米開朗琪羅廣場上的大衛雕像和博物館裏達· 芬奇的名作《聖母領報》……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三傑和他們的名作，意大利人家喻戶曉，向我們介紹時臉上都洋溢著由衷自豪。
在法國巴黎，文學氣息仿佛更濃壹些。來到巴黎聖母院，就會想起維克多·雨果和他筆下的敲鐘人卡西莫多和吉普賽女郎愛絲梅拉達；坐在咖啡廳裏品壹杯濃醇的法國咖啡，就會油然想起喜飲咖啡的巴爾紮克和他蜚聲世界的《人間喜劇》……
在充滿田園風味的奧地利，懷著欽慕之情參觀過每年舉辦新年音樂會的維也納金色大廳的人們，總要到城市公園去瞻觀作曲家約翰·施特勞斯的青銅雕像，施特勞斯的圓舞曲已成為維也納的特殊名片；奧地利西部的小城薩爾茨堡則因音樂家莫紮特而聞名，每年這裏都要舉行多場各類音樂盛會，這座古典音樂的聖城吸引著百萬計的來自世界各地的音樂愛好者。壹個只有幾十萬人口的小城每年能吸引二千二百萬的遊人，不能不說借助了莫紮特的名氣……
曲阜孔廟大成殿
從歐洲歸來，壹些報刊約我寫些遊記，提筆落墨之際，我不禁凝眉思索起這個關於名人與城市的有趣的關系。應該說儲藏著豐厚文化積澱的城市孕育了城市的文化名人，而名人壹旦產生，反轉來又必然會提升壹座城市的文化品位與知名度。
當然這並非我的發現。科學的歷史觀壹直認為，每個地區在其特定的自然條件下，在經濟與歷史發展的進程中，人類都締造著富於地區特色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在創造經濟與文化奇跡的同時，也必會出現壹些在歷史上產生深遠影響的傑出人物，即人們常稱謂之“名人”。他們曾推動過歷史前進的車輪，也必將給地區與世界的發展以新的推力。
在歐洲如此，在中國也是如此。只不過人們司空見慣，常常熟視無睹罷了。
山東的曲阜，並非大都市，但因為出了位至聖先師、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而在普天下的華人心中占有崇高的地位，而今世界各地紛紛建立孔子學院，足見影響之廣。
長江三峽的巫峽與西陵峽之間，有座小城名秭歸，交通並不便利，但我二十年前初訪秭歸從香溪河穿過七裏峽向樂平裏行進時，仍見不少來自全國各地的同道者。樂平裏是世界文化名人、中國大詩人屈原故裏，憑著《離騷》《天問》的藝術魅力，令崇拜者前來瞻仰尋聖，自在情理之中。
孔子像
至隋唐以降，城、地、山、水以人而名者更是歷歷可數，廣為人知。地處長江漢水交匯處的武昌蛇山，因唐人崔顥壹首《黃鶴樓》而名噪天下；古城南昌之黃鶴樓，唐高宗上元年間重修，年少才高的王勃壹氣呵成《滕王閣序》，其間“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長天壹色”諸名句震驚四座，滕王閣也隨著這篇序而名揚遐邇了；洞庭湖畔的嶽陽樓，原為三國東吳大將魯肅為操演水軍而建，雖然兩晉南北朝多次修建，但聲名平平，直至北宋慶歷年間，抗擊西夏有功的“小範老子”範仲淹寫出千古傳誦的名篇《嶽陽樓記》之後，方名聲大振。文化名人對壹個地方，壹座城池的傳播、張揚作用也由這些例證中窺其壹斑。
金毓黻主編的《遼海叢書》
有了這樣壹種基本的認知後，我把目光投向了我們生存成長的這片沃土——沈陽。沈陽地處祖國的東北，由於在萬裏長城天下第壹關山海關以東，“這疙瘩”又被稱為“關東”。當年這裏地廣人稀，多民族聚居。荒年災年，這裏又常是“闖關東”的山東、河北人的目的地。但不知從何時起，人們有了壹種偏見，即認為東北人“長於弓馬”，而“拙於文事”。迄今還有人說這裏“文化積澱不厚”“文化土層瘠薄”，雲雲。
果真如此嗎？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著名的歷史學家、文化學者金毓黻先生就認為這種說法是不正確的，是“厚誣我先正也”。他提出，我先正的遺集“文采斐然，獨出冠時”，“我先正有明且清之言，而不知保存之，是亦後生之恥也。”為了證明自己的觀點，金先生嘔心瀝血，以畢生精力從事東北歷史、文化研究，編著有《東北通史》《渤海國誌長編》《奉天通誌》《宋遼金史》《遼海叢書》等書，向世界展開了壹部東北歷史文化長卷，雄辯地呈示出東北地區歷史文化曾經有過的輝煌。
金毓黻先生在《遼海叢書刊印緣起》中說：東北“歷三千年，中間碩儒傑士後先輩出”，他們的著作，“自成家言，卓爾壹時”。新中國成立後的文物考古、文史研究成果，更進壹步證實了金先生七十年前的壹系列判斷。
遠古時代人類就有了圖騰崇拜，中國號稱是龍的故鄉。但真正的中國第壹龍和中華第壹村並不是發現於中原，紅山文化的重大考古發掘證實，中華龍首見於遼河流域。遼河文化及其研究把中華文明史向前提早壹千年。
說到沈陽，1973年在建築施工中發現的新樂遺址，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玉器、雕刻精美的煤精裝飾品及炭化木雕藝術品等，說明新樂文化已達到新石器時代原始文化的較高水平，將沈陽的歷史向前推進了兩千多年，即在七千年前這裏便升起了東方文明的壹線曙光。
而早在1965年在沈陽西南邊緣鄭家窪子發現的相當於春秋戰國時期的青銅短劍墓，佐證了這裏是遼河流域多民族世代聚居並創建了青銅文化的地區之壹。
沈陽新樂遺址
在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沈陽同樣是引人重視的存在。漢代大史學家、“太史公”司馬遷在名垂千古的《史記》中，記載沈陽早在二千三百年前即開始了建城歷史，寫下這燦爛歷史壹頁的是戰國時的名人、燕國名將秦開。《史記·匈奴傳》載——
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
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余裏。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
秦開是燕國的賢將，曾為質於東胡，深得胡人信任。回到燕國後，燕王命他率兵伐胡，大獲全勝，使東胡遠走千裏之外。燕國修建壹條從造陽（今河北省） 到襄平（今遼寧省） 的長城，並設立包括遼西、遼東在內的五郡以防東胡的再侵。遼西、遼東二郡便是現今遼寧之地。秦始皇滅燕統壹中國之後，繼續保留了遼東郡。西漢沿襲秦制，亦設遼東郡，下領十八縣，位於今沈陽地界的候城便是其壹。候城之候，據《釋名》之解，是護的意思，有保護、守護之意。在古稱沈水的渾河北岸高地上建起壹座厚墻高堡的古城，以候城名之，更突出了其軍事防衛的特點。
在歷史上，秦開的孫子秦舞陽比他的祖父更有名。公元前228年，強悍的秦軍滅了趙國後，又揮師打到了燕國。燕太子丹為抵抗秦兵，特邀請遊俠荊軻去刺殺秦王。荊軻武藝高強，膽量出眾，決心冒生命危險付此壹舉。當他帶著勇士秦舞陽和塗有毒藥的匕首，以獻燕國地圖為名，來到秦國鹹陽。當時秦王正急於攻打燕國，聽說有人獻圖，很快安排召見了荊軻。於是，壹場驚心動魄的場面出現了，當荊軻手捧地圖指示秦王觀看時，突然從地圖中抽出寒光閃閃的匕首，猛向秦王心窩刺去，秦王嚇得魂不附體，但他機警地躲開了。經過壹場搏鬥，荊軻當場犧牲。所謂“圖窮而匕首見”的典故，從此也傳開了。
秦開雖不如孫子秦舞陽名氣大，卻是沈陽建城史冊上的首位功臣。到了21世紀沈陽紀念建城二千三百年活動時，沈陽市政府決定在渾河北岸矗起壹座秦開戎裝縱馬奔馳的青銅雕像，雕像揭幕之日，大理石基座旁綠茵鋪地，濃陰環繞，壯美的渾河沿岸風光把秦開雕像襯映得瑰麗非凡。而今，秦開將軍的雕像已成為新時代沈陽的壹處勝景。
大將秦開雕像
沈陽建城後，地處遼河流域中心的地理位置，使它在中國復雜的歷史環境下展現了極富特色的歷史畫面，漢族和鮮卑、契丹、女真、蒙古等許多少數民族都曾活躍在這塊舞臺上，演出了壹幕幕驚心動魄、變幻莫測的史劇，出現了各種各樣引人矚目的角色。他們不僅為沈陽城市的發展和歷史文化寫下不朽的篇章，也在中華民族的歷史上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他們中間， 如崛起於赫圖阿拉建都於沈陽的清王朝創業君主努爾哈赤、皇太極都是壹代名君；秦開之後，先後執政與掌軍於沈陽的東漢遼東太守耿夔、東漢安帝時鎮守候城障塞的“障尉”陳禪將軍、三國時先後出任遼東太守的公孫度、公孫康父子，兩晉時代與高句麗爭雄的鮮卑首領、“遼東郡公”慕容廆、慕容皝父子，直至清代的開國元勛範文程，最早提出“開放”國策而久居盛京的軍機大臣文祥等，都是功載青史的名將名臣；在出現這些軍事家、政治家的同時，這裏也活躍過漢末的遼東三傑：管寧、邴原、王烈，清代“壓倒三江”的翰林學士王爾烈，“遼東三才子”劉春烺、榮文達、房毓琛，“沈陽三才子”韓小窗、繆潤紱、喜曉峰等蜚聲文苑的文學家。
清代的萃升書院，是當時名聞關外的沈陽最高學府，也是文人名士薈萃之所。院址設在天佑門（小南門） 內府丞公署之東。我曾專門到這裏去尋書院舊跡，可惜滄桑變易，這裏上世紀初因帝俄侵略者入侵而毀於壹旦，昔日之盛早已蕩然無存了。但我深知，在這裏執掌書院的不僅有以大理寺少卿致仕的才子王爾烈，還有道光年間進士、著名詩人劉文麟，同治年間進士、禦史曾培祺以及尹果、李維世、尚賢等名噪其時的學者。
說起清末遼沈著名詩人劉文麟，我忽然想起壹件不公之事。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則徐任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到廣州雷厲風行禁煙。劉文麟以新科進士赴廣，受到林則徐器重，先任廣東平遠兼福建長樂縣知事，後又調任海南文昌縣知事。他經歷了鴉片戰爭全過程，以其親自參與的歷程，在文學史上用詩歌最早地反映了這壹歷史事件。戰前，庚子年他在《廣州雜詠》絕句十五首中傾吐了自己的憂思：“崇城岌南鎮邦，背負岡巒面瞰江。莫更五層樓上望，越王終被漢王降。”鴉片戰爭爆發後，他在《感事八首》中，直記其事並直抒其懷：“毒播蠻煙遍海圻，刑章深意在防微。”寫他支持林則徐嚴禁鴉片：“烽火連年照海江，貔貅萬隊擁元戎。殺人最痛師無律，奪地徒聞賊有功。民屋頹殘千炬火，夷船往來壹帆風，珠江多少繁華夢，回首同歸浩劫中。”他以悲痛的心情描述了鴉片戰爭給國家和人民造成的災難。……劉文麟寫於壹百七十多年前的這些愛國詩章，展示了這位愛國詩人的強烈愛憎，收入在他的詩集《仙樵詩鈔》中。但由於鴉片戰爭後，劉文麟個人遭遇坎坷，不得不棄官回到遼寧，在萃升書院主講，以詩書相伴，在憤世憂民中了其壹生，使他的《仙樵詩鈔》沒能廣為傳播。以至20世紀50年代，文學史家阿英（錢杏邨）編《鴉片戰爭文學集》時，在詩詞卷中，沒有選入劉文麟這些最早反映鴉片戰爭的詩歌。不能不說是留下了壹筆遺憾。
清末萃升書院
20世紀90年代，我撰寫《遼寧文學概述》時，曾在沈陽多家圖書館和大學圖書資料室裏翻閱遼沈地區文學古籍，包括劉文麟《仙樵詩鈔》在內的許多珍貴圖書，僅存當年初印時的木版、銅版孤本，近百年來壹直未得重印。這對傳承中華文化優良傳統，弘揚地方特色文化應該說都是值得關註的缺憾，亡羊補牢，猶未為晚，當我們認識到這壹點，重視起文化古籍的整理工作，對遼沈地方文化的發展建設當是十分有益之舉。
由此我還想到另外壹位聲名赫赫的沈陽名人唐英。
2005年秋，我到江西采風來到瓷都景德鎮，在景德鎮陶瓷文化博物館裏我看到了被景德鎮奉為神靈般的“陶聖”唐英的半身雕像，雕像下鐫刻著五行金字——
養心殿總監造
欽命督理江西陶政
內務府員外郎兼佐領
沈陽唐英像
1682—1756
唐英是清代康乾盛世時壹位身兼多藝的奇才，他著書立說均署“沈陽唐英”，沙上鶴之《沈陽唐叔子蝸寄先生傳》，開篇即說唐英“為關東沈陽人”。唐英自己也說：“英，關東之沈陽人也。世受國恩，從龍日下，隸籍內務府。”唐英於清康熙二十壹年（1682 年） 生於沈陽，十六歲起入養心殿。雍正六年（1728年） 以內務府員外郎赴江西督理陶務，到乾隆八年（1743年） 結束陶務離鎮，在景德鎮整整十五年之久，他苦心竭力鉆研陶瓷技藝，撰編出《陶冶圖說》，並制圖二十幅，對景德鎮的制瓷工藝進行了科學的總結和記載。是壹部非常重要的陶瓷技藝專著和歷史文獻，已流傳到東瀛日本與歐洲，被公認為陶瓷工藝史和世界文化發展史上壹部不朽著作。深受其益的日本陶瓷界尊其為“陶瓷神人”。
唐英不僅是推動清代陶瓷工業發展的傑出陶瓷藝術家，詩文、繪畫、書法、篆刻皆為所長，尤工於戲劇創作。他的詩文收入《陶人心語》，書法多在民間收藏，他為景德鎮“風火仙師”童賓祠寫的瓷制匾額“佑陶靈祠”，迄今被保存在景德鎮陶瓷文化博物館，已成稀世珍寶。他為景德鎮戲班寫的劇本，有傳奇也有雜劇，收入《古柏堂傳奇》（又名《燈月閑情》） ***十七種。其中寫梁山好漢武松、張青、孫二娘肝膽相照***投梁山的《十字坡》，寫明朝正德皇帝微服私訪到酒店調戲民間小女醜態百出的《梅龍鎮》等，迄今猶被許多劇種改編，在當今的戲曲舞臺上演。這樣壹位在中國文學史、戲劇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產生廣泛影響的名人，是沈陽的驕傲。可嘆的是，對這樣壹位在歷史上卓有貢獻的沈陽老鄉，今天的沈陽人卻知之甚少，有的文化界人士竟也全然不知，可見我們對沈陽的傳統文化的宣傳何等薄弱，已到了必須補課的時候了。
稀世奇珍：唐英題景德鎮風火仙師祠青花瓷匾額
2006年11月，胡錦濤同誌在全國文代會與作代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壹部社會發展史，是人類生命繁衍、財富創造的物質文明發展史，更是人類文化積累、文明傳承的精神文明發展史。人類社會每壹次躍進，人類文明每壹次升華，無不鐫刻著文化進步的烙印。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創造力之中。”沈陽市決定編撰出版壹套《沈陽歷史文化叢書》，正是實踐這種精神、適應沈陽文化發展的適時之舉。我選擇寫《沈水歌吟》，就是想薈萃沈陽歷代名人吟詠沈陽的詩詞，集中地呈現給讀者，讓讀者透過這些豐富多彩的詩詞進壹步了解沈陽的歷史風貌，文化傳統，人文積澱，將沈陽二千三百年歷史文化連綴成充滿歷史感的形象畫卷，使讀者在了解沈陽過去的同時，更加充滿信心地憧憬沈陽的未來，為建設壹個和諧美好的沈陽而努力奉獻。
近現代史上，沈陽許許多多的仁人誌士為了祖國的燦爛明天、為了沈陽的壯麗輝煌而前仆後繼，我們中華民族的千古功臣、偉大的愛國者張學良將軍創辦東北大學，寄希望於當年風華正茂的莘莘學子，他在戎馬倥傯的歲月曾多次親臨東北大學會見同學、發表講話，勉勵同學們奮發向上。他曾賦詩贈給東北大學學生——
大好河山夕照中，
國人肩負壹重重。
男兒正好聞雞起，
壹寸光陰莫放松。
是的，為了實現幾代人夢寐以求的***同理想，我們任重而道遠，不僅要“聞雞起舞”，更要快馬加鞭!
張學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