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筆者在《匈奴民族起源於鄂爾多斯地區辯難》壹文中，曾結合文獻和考古學資料，考察了匈奴與自然地理環境，匈奴的葬俗、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問題，切斷了匈奴與北狄在族源上的聯系，從而否定了匈奴與北方遊牧民族鬼方、獯鬻、獫狁、北狄同族源說。在此，謹就這壹問題再提幾點補充意兄，以求教於諸位學者。
匈奴民族形成於何時
這個問題實際上是諸家分歧的焦點。其中早者認為匈奴起源於夏商：晚者則堅持匈奴起源於戰國。上下相距壹、二千年，時差可謂大矣!
筆者認為，在考察匈奴民族的形成過程，探討匈奴族源問題時，首先應當搞清楚“民族”這個概念，對民族的定義作出統壹的規定，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在壹定範圍之內展開有意義的討論，以期逐步解決這壹難題。
關於民族的定義，學術界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學者主張各種人們***同體，包括氏族，部落和民族，都可從廣義上稱為民族；但更多的學者則主張民族是原始社會後期由部落或部落聯盟融合而成的，是“政治社會”即階級社會或文明社會的產物，應與氏族，部落的概念有本質的區別。
筆者贊成後壹種觀點。
民族是壹個歷史的範疇。民族是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壹定特征的人們***同體；民族不是從來就有的，而是社會發展到壹定階段的產物。從民族產生至民族消亡，是與生產方式的變化相適應，與階級社會的存在相始終的。故原始社會時，民族應未產生。這種觀點是符合歷史發展的邏輯性的。
在民族概念統壹的前提下，我們再來探討匈奴民族形成於何時的問題。
既然民族是階級社會的產物，那麽，匈奴何時由原始社會進入階級社會，就成了匈奴民族形成何時的關鍵。
《史記?匈奴列傳》在記述匈奴早期歷史時這樣寫道：“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余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雲．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雲。”“逐水草遷徙，……然亦各有分地。”“士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這段記載正是匈奴在頭曼單於之前，牧場仍歸氏族公有，生產組織與軍事組織合而為壹，氏族組織還未解體，氏族部落和部落聯盟極不穩定，王位並未世襲，國家還未建立的社會狀況的真實寫照。這種社會狀況表明，匈奴當時仍處於原始社會階段，還未踏入階級社會的門檻；也就是說，匈奴作為壹個民族實體，還未最後形成。
到了匈奴第壹個單於頭曼和其子冒頓單於時(公元前三世紀晚期--前二世紀早期)，匈奴社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個變化的顯著標誌是，冒頓殺其父頭曼單於自立為單於，確立了匈奴單於的世襲制度。匈奴單於世襲制的確立也標誌著匈奴社會從此進入階級社會。
另外，在漠北發掘的屬於公元前三世紀至前二世紀的匈奴墓葬中，有隨葬品甚為豐盛富有的大墓，還有許多隨葬品極其貧乏窮困的小墓。這可以看作是匈奴社會發生質變的壹種反映。
匈奴名稱最早見於古代文獻的年代是公元前四世紀末，這恐怕是匈奴同中原諸侯國接觸的上限，也應是匈奴出現於歷史舞臺之時。到了公元前三世紀末，匈奴更作為壹個民族實體和政治實體而崛起於大漠南北。否則，壹部匈奴史何不自有商周間的鬼方開始?
關於匈奴人種歸屬的聯想
由於人種在構成民族待征的諸因素中，最具有遺傳性和穩定性，對研究古代民族的起源和發展具有壹定的參考價值。因此，匈奴人種歸屬也是學術界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之壹。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種不同的見解：匈奴應屬蒙古人種；匈奴是壹個混合的種族，兼有歐羅巴人種和蒙古人種兩種成分；匈奴屬於歐羅巴人種。
潘其風先生根據國內外發現的匈奴的顱骨材料，分析了匈奴的人種成分，發表了《從顱骨資料看匈奴族的人種》等幾篇文章，提供了壹些很有價值的資料，其中有些論據和推論給了我幾點啟示，激發了關於匈奴人種歸屬的壹些聯想。
1977年在青海省大通縣上孫家寨發現東漢時期(相當於公元二世紀)的南匈奴貴族墓，該墓隨葬品中有“漢匈奴歸義親漢長”銅印壹枚可證。“綜合形態和測量分析兩方面的比較，大通匈奴顱骨體質特征的主要傾向，表現出與北亞蒙古人種有較密切的關系。”“基本上與貝加爾湖匈奴組接近。”但，“又與貝加爾湖匈奴組不盡相同”。
1973年發現的內蒙古伊克昭盟杭錦旗桃紅巴拉古墓，據考古發掘報告說，這是春秋晚期白狄或稱為先匈奴的墓葬”。“桃紅巴拉顱骨的面部特征，與貝加爾湖匈奴有些相似”，但“顯然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1979年在內蒙古烏蘭察布盟涼城毛慶溝遺址發現了壹批戰國時期的墓葬，考古發掘報告認為毛慶溝第壹期文化應屬於某壹支狄人的文化。而二、三、四期文化則可能與樓煩有關。毛慶溝組頭骨的體質形態特征，與蒙古人種東亞類型的現代人華北組接近，與北亞和極區類型差別明顯，只是面部扁平性與北亞類型有些相似。”“就現有的顱骨材料，我們知道甘肅史前混合組、商代殷墟安陽壹組、夏家店上層文化的南山根組等古代居民的面寬都偏窄。也可以說至少遠在青銅時代，壹種面型相對較狹的古代居民就已經廣泛地分布於華北地區。與此相聯系考慮，毛慶溝組的面寬較窄這壹特征的出現，可能並非偶然，這也許可以認為毛慶溝組的體質特征與青銅時代的華北居民有較密切的關系。”
潘其風先生列了青海省大通縣上孫家寨東漢時期南匈奴貴族墓、內蒙古鄂爾多斯市杭錦旗桃紅巴拉春秋晚期白狄或先匈奴墓、內蒙古集寧市涼城毛慶溝戰圍時期狄人墓墓主人顱骨體質特征後指出：“上述匈奴頭骨材料出土地點的地理分布，在亞洲發現的地域南自河套地區，北至貝加爾湖。時代自公元前六世紀到公元壹世紀，包括了春秋戰國、西漢和東漢幾個歷史時期。分析這幾組匈奴頭骨人種的類型的差異和分布，大致可以看到下面這樣壹些現象：
外貝加爾地區和蒙古諾顏山出土的頭骨的人種類型基本相同，都可歸屬於蒙古人種的古西伯利亞類型。外貝加爾地區的匈奴人中還雜有歐羅巴人種因素的混入。但離諾顏山以西三百公裏的呼尼河沿岸發現的時代稍晚的匈奴人群中，則存在有歐羅巴人種和蒙古人種兩個大人種***存的現象。
在我國境內所發現的匈奴墓葬中，迄今尚未見到有兩個大人種***存或混血的現象。同時也缺乏以長顱型結合低顱型為主要特征的古西伯利亞類型的頭骨。桃紅巴拉和毛慶溝兩組頭骨的顱面形態特征雖然帶有某些北亞人種的因素，如較高的上面高和扁平的面部，但主要是以接近東亞人種的形態特征占優勢，尤其像毛慶溝組頭骨中普遍的高顱性質和較窄的面寬這類與東亞人種相似的特征，顯然與外貝加爾地區和諾顏山的匈奴頭骨有差別。從時代上看，桃紅巴拉和毛慶溝兩組均早於外貝加爾和諾顏山的匈奴遺存。
“值得註意的是，在東歐匈牙利發現的匈奴時期墓葬中得到的古人類學材料，也有屬於古西伯利亞類型的頭骨。這證明了入侵歐洲的匈人就是源於東方的匈奴。既然北匈奴的後裔仍保持有古西伯利亞類型的特征，那麽我們有理由推測組成北匈奴的主體居民是屬於古西伯利亞類型的人群。”
從以上幾組匈奴人種材料的分析中，我們可以歸納出：在外貝加爾和蒙古地區發現的匈奴人骨可歸屬於蒙古人種的古西伯利亞類型；內蒙古地區發現的所謂春秋戰國時期的匈奴人骨雖帶有北亞人種的因素，但主要是以接近東亞人種的形態特征占優勢；青海大通發現的東漢時期南匈奴貴族人骨表現出與北亞蒙古人種有較密切的關系。
這裏需要指出的是，桃紅巴拉和毛慶溝墓葬的族屬是否為匈奴?我們曾在有關文章中對以桃紅巴拉為代表的壹批屬於春秋戰國時期的匈奴墓葬的可信程度提出質疑，並認為由於北狄與匈奴實非壹族，而至戰國晚期之前，在鄂爾多斯壹帶活動的民族主要是北狄，並末納入匈奴的勢力範圍，因此這批墓葬的族屬應是北狄。田廣金先生在後來出版的《鄂爾多斯式青銅器》壹書中，已對自己過去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作了修正。
由此看來。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1)先於匈奴民族幾百年，從“原草原居民”中發展起來而活動於北方地區的北狄民族，通過與華北地區華夏民族的接觸，不但在其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發生了變化，而且在人種上也發生了變化，逐漸更接近於東亞類型。
(2)於公元前三世紀興起的匈奴民族，其人種應歸屬於蒙古人種的古西伯利亞類型，後在其民族大發展和大融合階段，又雜入了東亞類型、歐羅巴人種等成分，但在程度上，這種東亞類型成分也比北狄民族的東亞類型成分所占比例少得多。這可能是由於強大的秦漢政權與匈奴政權在政治軍事上的敵對性和地理區域上的隔離性所造成的。
匈奴人種的歸屬還說明，在匈奴民族興起之前，與中原華夏民族打過交道的鬼方，獫狁和北狄絕非匈奴或先匈奴，否則上千年的交往混居，恐怕難以保持匈奴原生血統的“純潔性”，從而應在後來的匈奴民族人種成分上，表現出更多的東亞類型體質特征。關於這壹點，我們已從青海大通縣東漢時期南匈奴貴族人骨仍以古西伯利亞類型成分為主這壹事實中得到了印證。
匈奴民族與夏、羌等民族同壹族源辯難
在匈奴族源諸說中，匈奴與夏同族之說歷史最為悠久。司馬遷在《史記?匈奴列傳》壹開始便說：“匈奴，其先祖夏後氏之苗裔也，曰諄維。”以後歷代，傾向此說者不乏其人。
內蒙古考古所的陸思賢先生，在《“撐犁孤塗單於”詞義反映的“攣鞮氏”族源》壹文中論證和發展了這壹觀點。其論據主要是：匈奴統治集團的主體民族奉祀的原始圖騰是龍；顧頡剛先生認為黃帝、禹、燭龍、鼓、垣娥等神話均屬於昆侖系，出於羌戎，匈奴統治者攣鞮氏對於天與龍的信仰又如此相似，那麽也應源出羌戎；夏民族與匈奴民族的立國星象同為“昂星團”，說明夏民族在遠古也是匈奴的壹個支系，或同出於羌戎族；夏民族與匈奴族所崇拜的圖騰神都是龍，族源相同也無可非議。
對陸先生的觀點，筆者不敢茍同。試提幾個問題如下，以期引起討論
（1）匈奴與夏在人種類型上的比較
前面我已介紹了匈奴民族的人種類型，現在我們再來看看夏民族的人種類型的歸屬。
由於相當於夏代的河南龍山文心晚期和二裏頭文化的人骨材料采集缺乏，夏民族人種類型還不能明確定性。但韓康信、潘其風二位先生在經過分析比較之後，得出以下結論：“大約在公元前第五--四千年，生活在黃河中遊的具有中顱型、高顱、中等面寬和面高、中等偏低的眶裂，較寬的鼻型、比較扁平的面和上齒突頷、中等身高等特征占優勢的新石器時代居民，可能與傳說中的華夏集團有關。”這就說明，夏民族的人種類型至少不能歸於蒙古人種的北亞類型。也就是說，從人種學的角度，排除了夏民族與匈奴民族同壹族源的可能性。
（2）匈奴民族與夏、羌在語言上的異同
語言是民族的壹個重要特征，也是形成民族的壹個重要因素。在研究各種人們***同體的特點及其發展規律時，語言是最顯著的民族學標誌。
關於匈奴民族的語言問題。目前研究匈奴語言的學者壹致認為匈奴語屬於阿爾泰語系中的壹個語族，但究競該語系中的蒙古語種抑或突厥語族，則尚有爭議。留傳至今的匈奴語並不多。《史記?匈奴列傳》說：匈奴人“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後漢書?南匈奴傳》也說：呼衍氏等大姓，“主斷獄訟。當決輕重，口白單於，無文書簿領。”現存的匈奴語匯是由西漢時人用漢語音譯保存下來的。
關於夏民族的語言問題，雖然目前仍在探索階段。但近些年來考古學的新發現，已為這壹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可靠的依據。鄒衡先生在《中國文明的誕生》壹文中指出：“盡管現在學術界對於夏文化的認識尚未完全壹致，但二裏頭文化就是夏朝所屬的考古學文化，即夏文化。” “二裏頭文化的文字……都刻在陶器之上，……這些陶文……從結構來看，同甲骨文已經非常接近。”漢字是與中國古代文明同時產生的。夏代的文字與以後的商周時期的甲骨文、金文乃至楷書是壹脈相承的。夏民族的語言也無疑屬於漢藏語系。這就說明，夏民族與匈奴民族在語言上是分屬兩個語系，毫無語言間的親屬關系，即無語言間的歷史淵源關系。並且，夏民族已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匈奴民族則有語言而無文字。很難想象，與夏民族同族源的匈奴通過壹千多年的發展形成民族之後，競將原有的語言演化為另壹語系的語言，並喪失了原有文字!
另外，羌族語言亦屬漢藏語系，早巳成為定論，與匈奴語也不能混為壹談。
(3)匈奴與夏、羌在圖騰上相同與否的意義何在
圖騰是氏族的徽號或標誌。圖騰崇拜是在自然崇拜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與母系氏族是同時發生的，是原始氏族社會的產物，並曾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記憶體在過。
匈奴的圖騰是什麽?有人認為以龍為圖騰，姑可作為壹說。此外，匈奴中的不同氏族可能還有其他類型的圖騰。於省吾先生在《略論圖騰與宗教起源和夏商圖騰》壹文中說：“《晉書?四夷匈奴傳》：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當時匈奴可能處在父系制時代，因而還保存著圖騰劃分氏族的遺風。”這十九種部落雖皆稱北狄，卻並不盡為匈奴。且當時的匈奴不可能仍處於父系制時代。但由此卻可知匈奴的圖騰不止壹種。在北方廣大地區發現的“鄂爾多斯青銅器”的動物紋母題，主要有鳥紋、蛇紋、鹿紋、山羊紋、虎紋、豹紋、馬紋、牛紋、駝紋、狼紋和其它不明種屬的動物紋等。其中鳥紋、蛇紋、鹿紋、山羊紋和虎紋，是各個時期最有特征的。這麽多動物紋母題的存在，似乎也可作為匈奴等北方遊牧民族圖騰崇拜多樣性的考古實物例證。
羌的圖騰是什麽?於省吾先生認為：“《後漢書?西羌傳》：西羌有牦牛種、白馬種、參狼種等，都系圖騰名稱。”另外，根據歷史文獻、民族學和考古學的材料，羌族還敬“羊神“和”“白石神”。
夏的圖騰是什麽?根據不同的傳說，有不同的傳說，有薏苡圖騰說、石圖騰說、熊圖騰說、魚圖騰說、龍圖騰說等等。我們可以把這些圖騰理解為夏族圖騰體系的組成部分。
由於我國古代圖騰研究尚缺乏全面、翔實的材料，大多是壹種猜測，所以僅以圖騰相同與否作為若幹民族是否同源，以之作為參考還可以，但作為論據則缺乏科學性。就拿龍圖騰崇拜來說，我國還有不少民族的圖騰與之有關，如古越人及苗，躥、傣等族。當然，人們是絕不會認為這些民族既以龍為圖騰，就壹定與夏、匈奴等族同源的。
（4）匈奴與夏、羌在考古學文化上的關系
國內外發現的屬於匈奴民族的考古學文化遺存，和國內發現的屬於夏民族的考古學文化遺存，以及屬於古羌人的考古學文化遺存，分屬於不同的考古學文化的區、系、類型，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鑒於篇幅有限，不可能羅列大量的考古學文化現象以作分析比較，故筆者在此僅想借此題目作為壹種提示。有關問題將另文論述。
從匈奴姓氏看匈奴與他族之關系
姓氏是標誌社會結構中壹種血緣關系的符號，因此姓氏的同異也能區別民族的同異。
部落聯盟是形成民族的母體，而部落是由若幹氏族組成的。氏族--部落是有著單壹不變的***同祖先的純血統的人們***同體。姓氏是氏族組織的標誌之壹，姓是族號，氏是姓的分支。姓氏的來源主要有：(1)血緣的因素，如姒、姬、姜等古姓均從女旁，“姓，人所生也。從女，從生，生亦聲。”(2)地緣的因素，如黃帝本姓公孫，後因“長於姬水”，改為姬姓；神農氏因“長於姜水，故為姜姓。”(3)由圖騰的名稱發展而來，如雲南新平楊武魯魁大寨的彜族人認為，方姓是獐子變來的；楊姓是綿羊變來的；範姓是水牛變來的；張姓是綠斑鳩變來的等等。”此外，還有以國為姓，以官為姓者。姓往往表示氏族成員所出生的氏族；同姓的氏族部落則表示這些氏族部落之間的血緣關系。社會的發展導致氏族--部落制度的瓦解，人們沖破血緣紐帶的束縛，在壹定範圍內流動交往，混雜居住，使原先屬於不同部落的人們逐步具有操同壹語言並占有壹個***同地域等特征,從而成為產生和發展民族的母體。因此，對古代姓氏構成的研究，可以為我們探尋古代民族的族源以及識別民族之間的關系．提供壹條頗有參考價值的線索。
根據《史記?匈奴列傳》、《漢書?匈奴傳》、《後漢書?南匈奴傳》的記載，匈奴開國時期，除了皇族攣鞮氏外，有兩個顯貴氏族即呼衍氏和蘭氏，後又有須蔔氏。東漢時期增加了壹個名族丘林氏。到南匈奴時，還有出身於韓氏、當於氏、呼衍氏、郎氏，栗籍氏等各氏族的骨都侯。《晉書?北狄匈奴傳》也說匈奴有出身於呼延氏、蔔氏、蘭氏、喬氏等氏族的人世代擔任高官顯職，還有“勇健而好反叛”的綦母氏、勒氏等氏族。到了魏晉時期，在匈奴中又出現了兩個新的顯貴氏族即屠各氏和沮渠氏。
據《春秋》、《左傳》、《國語?周語》、漢王符《潛夫論?誌氏姓)等歷史文獻記載，赤狄包括東山臯落氏、咎如、潞氏、甲氏、留籲、鐸辰等部落集團；赤狄統治集團原姓隗，後又融入妘、姬二姓。白狄包括鮮虞、肥、鼓等部落集團，其族姓為姮；春秋戰國時鮮虞統治集團又為姬姓。長狄的族姓如漆。
關於夏的姓氏，據《史記?夏本紀》所載：“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侯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繪氏，章氏、冥氏、斟戈氏。”
比較壹下以上三個古代民族的姓氏，似乎看不到三者之間有什麽相同之處。這就又從“姓氏學”的角度，排除了匈奴與北狄、夏屬於同壹族源的可能性。
在關於匈奴族源的四種觀點中，最有影響的實際上是鬼方、混夷、獯鬻、獫狁、戎、北狄和匈奴(胡)壹脈相承之說，以及匈奴為夏後氏苗裔之說兩家。通過對這兩家觀點的辯難，筆者認為兩家觀點難以成立，應當予以排除；並提出壹種新的可能性即“匈奴民族形成和發展階段說”。
匈奴形成和發展的前壹階段是匈奴民族旳壹元形成時期，即匈奴民族的主體直接從原始社會末期的部落聯盟脫胎而成，其中並無其他“老民族”的成分；後壹階段才是匈奴民族的多元發展時期，即又融入了多種民族成分。值得註意的是，在後壹階段中，匈奴民族有被籠統化和擴大化的傾向。在匈奴民族統治的疆域內，除了壹些被同化的部落和民族外，還有許多被征服了的部落和民族，如鳥桓、鮮卑、丁零等，他們雖然在匈奴民族的統治之下，但仍保持自身的民族特征，未被同化，正因為如此，當匈奴民族衰落和西遷後，這些原來被統稱為“匈奴”的部落和民族才又分化出來，再度發展、崛起。這裏需要把握住兩個概念，壹是縱向的，即匈奴民族形成和發展的階段性；二是橫向的，即匈奴民族主體構成的排他性。
這就是匈奴形成和發展階段說的概念和內涵。
那麽，是否可以根據此說，大致勾畫出匈奴族形成過程的輪廓來呢?筆者作了以下的嘗試。
根據前面匈奴人種的分析結果，匈奴民族的祖源可能活動於大漠以北，時間長約“千有余歲”。漢初的婁敬說匈奴“本處北海之濱”(北海，壹般指今貝加爾湖)，可以作為壹條印證材料。後其重心南移，約公元前四世紀晚期，才與中原諸侯國接觸，並始見於歷史文獻。
關於匈奴此時南下的原因，估計與當時東亞地區氣候上總的變化趨勢有關。“從氣候的變遷來說，根據孢粉分析以C14年代的測定，我國的廣大地區，在五、六千年以前曾具有壹種溫暖濕潤的氣候；根據大量考古學資料和歷史資料的分析，從三千年前開始出現了氣溫的下降趨勢，這種趨勢壹直延續到現代，而其間又穿插著若幹次以世紀為期的氣溫回升和復降。”大致在二千到二千五百年前，我國溫暖氣候開始轉向寒冷。五、六千年的濕潤氣候，之後所出現的變化階段在華北、東北、西北、西南和長江以南都有證據。盡管它們發生的時間未必完全壹致，但是，壹個非常幹燥階段的存在則是可以肯定的。”[24] 有的學者進壹步提出，中國近五千年的氣候史上，出現過四個寒冷時期，其最低溫度大體在公元前壹千年、公元四百年、壹千二百年和壹千七百年。這時年平均溫度耍降低壹到二攝氏度，即等溫線要向南推移二百到三百公裏，即從長城壹線推到黃河以北。這壹趨勢是從東向西發展。另外，四至六世紀和十壹至十三世紀也正是亞洲的幹燥期。這些自然條件的變化，正好同中國古代歷史上幾次北方遊牧民族的南下與西遷，即公元前壹千年左右西周後期和春秋時期，公元四百年的“五胡十六國”，公元壹千二百年左右的契丹、女真和蒙古，公元壹千七百年左右的清入關--相吻合。這壹現象似乎不能當成純屬巧合。
另外，北方草原地區的自然地理條件和遊牧經濟的特點，也是匈奴南下的重要的原因。首先是北方草原地區的自然地理環境決定了匈奴遊牧經濟的單壹性，手工業和農業雖已產生，但所占比重甚小。第二，遊牧經濟決定其生活的流動性。遊牧民的遷移，在壹般情況下是有比較固定的路線，在傳統範圍內往復進行的，但是這種相對固定性很容易由於天災或其他地區遊牧民的幹擾而受到破壞，從而迫使他們做出超乎尋常的大規模與遠距離的遷徙。第三，是遊牧經濟的脆弱性，抗拒自然災害的能力很低，壹遇風災大雪，嚴寒旱疫，牲畜便大量死亡，使牧民的生活和再生產遭受毀滅性的打擊，例如《史記?匈奴列傳》、《漢書?匈奴傳》和《後漢書?南匈奴傳》曾記載了公元前104年冬，前89年，前71年冬，前68年及公元46年前後，匈奴地區發生的這類情況。這種經濟上的不穩定性，便導致了匈奴的政權和武功忽強怱弱，驟興驟衰。經濟上的單壹性決定了對外交換的需要；生活上的流動性使之容易突破自然經濟的隔絕狀態；而經濟上特殊的脆弱性更增強了與外界進行交換的迫切程度。當時，蒙古草原的東、西、北三面所分布的都是經濟類型相似的民族，無法滿足這種需要，而南面中原的農業地區則是唯壹的交換市場。再加上農區和牧區之間沒有巨大的自然屏障，而且還有像河套這樣宜農宜牧的過渡地帶，可以充當農、牧民族進行交流的橋梁。
這種自然上的經濟上的諸多因素集合成強大的動力；推動著北方遊牧民族千百年來不斷反復的“南向運動”。“遊牧世界”與“農耕世界”的關系，有時還表現為軍事沖突。
約到了公元前三世紀晚期，匈奴民族初步形成。匈奴歷史上第壹個單於頭曼，建王庭於漠南陰山之北的頭曼城。其勢力突破了長城，占領河套以南地區。公元前215年，秦始皇派蒙恬收復了“河南地”，頭曼單於不勝秦，北徙。公元前209年，中原各地起兵反秦，“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西漢元帝時，“習邊事”的郎中侯應說：“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幹余裏，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於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也。”可知冒頓單於原來也居於陰山之中。之後，匈奴冒頓單於征服了北方諸族，以國家形式獨立於北方草原地區，並將其單於庭由漠南陰山之北遷至漠北。
簡言之，匈奴的祖源來自漠北；民族形成的發祥地在陰山壹帶；民族大發展時期的重心又回到漠北。
民族形成和發展的過程應具有階段性和多樣性，不同的民族也應有不同的歷史和道路，壹個民族之所以成為民族，就因為他本身具有不同於其它民族的許多特征，具有可識別性；就其個別特征來看，或許是若幹民族所***有的，但就某個民族的全貌來說，它又是僅為這個民族所特有的。民族的歷史是壹個非常復雜的過程。
匈奴族源作為壹個歷史上的難題，難就難在歷史文獻和考古資料缺環甚多，無法進行系統的分析研究。在這樣的條件下，要想找到解開這個歷史之謎的鑰匙，復原匈奴歷史的本來面貌，僅僅在歷史文獻和考古資料上做文章就不夠了。我們應當運用歷史學、考古學、體質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民族學、語言民族學、姓氏學、宗教符號學、自然科學方法和手段，以及包括想象力在內的邏輯推理，對匈奴歷史進行綜合性研究，以求逐步作出符合歷史邏輯性的具有最大可信程度的結論。匈奴是壹個“死亡”了的民族，其歷史面貌撲朔迷離、迷團如麻，但正因為如此，才更耐人尋味。我們希望經過學術界的不懈探索，匈奴最終能夠以真實的歷史面貌在學者們的筆端“復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