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居住在陜西南部的古代巴人是中國最早種茶、用茶的民族
巴蜀茶文化在中華茶文化中的歷史位置已有定論，“巴先蜀後”也已為學界認同。在不晚於西周時代，陜南的巴人就已開始在園中人工栽培茶葉。因此，巴人種茶歷史可追溯到3000年前這是不爭的事實。
第二，漢唐時期因大規模移民的歷史機遇陜西得飲茶風氣之先
清代著名學者顧炎武推斷“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秦人取蜀第壹次在公元前316年，即秦惠王更元九年，“司馬錯伐蜀，滅之”，滅蜀後徙奏民10000戶到蜀地。公元前316年時蜀人已開始種茶、飲茶，並將此藝能傳授給遷入蜀地的秦人。
第三，陜西茶業歷史悠久並在中國茶業發展史上寫下輝煌的壹頁
西北五省惟陜西產茶，陜西茶的主產地又在陜南的漢中等地，唐宋時期茶不僅是陜南農戶衣食的重要來源，朝廷也奈此開辟財源和擴充軍備。明代的漢中是陜南茶和蜀茶的集散地和貿易中心，漢中茶的產量最高達到500萬斤***1557年***，合2500噸。
第四，陜西是歷代封建王朝“茶馬交易”國策的實施地和重要市場
早在唐貞元末年，朝廷為了固邊，擴充軍隊，急需大批馬匹，用於裝備騎兵和運輸糧秣，而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又急需大批茶葉，鑒於雙方的需求互補，朝廷適時的設立邊貿市場，用茶葉與西北的少數民族換馬，開了茶馬交易之先河。
第五，唐代長安的宮廷茶文化輻射全國並確立了茶的國飲地位
中唐以後，茶道大行於天下。壹般說來，中國數千年裏皇權中心即是壹切社會現象的發生中心，總是皇帝左右朝廷，京都領導全國。陜西長安作為大唐建都之地，成為壹切文化現象的發源地和聚焦點而輻射全國，茶文化也不例外。
第六，法門寺唐代地宮系列宮廷茶具的發現是中國茶史劃時代的事件
地宮茶具的文化質點是三教融合，較明確地體現了佛教茶文化與宮廷茶文化的相互溝通;標明了博大精深的大唐茶文化的歷史源頭和最高層次，填補了茶文化史研究的空白，為唐代茶文化研究開啟了新的思路。
第七，因長安宮廷茶文化而出現的貢茶之制對中國茶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唐肅宗至德二年陜南茶被選為貢品，這無形中培養了其的“精品意識”， *** 了茶農們培植名品的積極性。於科技方面言，唐代植茶技術、制茶技術、儲茶技校乃至旁及茶具制造的工藝、產品包裝的不斷改進無不與貢茶之制有關。
第八，中國茶文化在海內外傳播唐代長安是最重要的中心
唐代茶葉的出口量很大，沿絲綢之路輸往中亞、東南歐和北非占有相當大的比例，是外貿的主體商品之壹。明、清至民初，陜西茶在大西北市場占有很大的份額，且仍舊沿著絲綢之路運銷西亞伊朗、土耳其、 *** 、伊拉克，及北非的埃及、得黎波裏、突尼西亞、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等國。
曾踏上絲綢之路風光過，曾領導飲茶新潮流瀟灑過，曾進貢朝廷高貴過，曾為朝廷交換戰馬榮耀過，曾穩穩占領大西北市場霸氣過……曾是全國最早的茶區和茶葉種植中心，曾是全國茶文化的鼎盛地區和傳播中心。陜西茶業和茶文化的歷史地位，在中國茶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和舉足輕重的歷史地位。
陜西茶文化的起源
對於國人飲茶的起源，以往學者多據成書於戰國至漢代間的《神農本草經》中“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以解之”之記載，將神農氏與茶葉聯絡在壹起。但據陳文華等學者的考證，今本《神農本草經》中並沒有關於神農氏“得荼”或“得茶”解毒的記載，類似的記載晚至明清時期才出現，所以，以往的研究多屬以訛傳訛。此外，以往學者所常引用證明“神農氏得荼”的《淮南子》等書中也僅有神農氏嘗百草、日遇七十毒的記載。目前看來，最早明確將神農氏與中國飲茶起源聯絡在壹起的，是被稱為“茶聖”的唐人陸羽。陸羽在《茶經》“六之飲”中指出：“茶之為飲，發乎神農氏”，在“七之事”中又引《神農食經》的“茶茗久服，人有力悅誌”為佐證，明確提出神農氏是“茶之為飲”第壹人。
神農氏最早見載於春秋時成書的《周易》“系辭下”：“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以神農氏著稱的部落，起源於古羌人，生活在渭水支流姜水流域。其部落活動的時段應為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的仰韶文化時期。距今約5000—7000年。據《莊子·盜跖篇》的記載，神農時代“臥則居居，起則於於，民知其母，不知其父”，這說明當時正處於母系社會。考古證明，寶雞地區是仰韶文化遺存較豐富的地區，發現文化遺址700多處。其中，又以北首嶺文化最為典型。從北首嶺發掘出土的5000余件文物和男男合葬、女女合葬的墓葬制度來看，它處於母系氏族社會比較繁榮的階段。從時間和地域上判斷，北首嶺文化很可能是由神農部落所創造的。而考古工作者在當地所發現的人面魚紋圖，又可與《山海經》的神話互為印證。北首嶺文化形態持續1000多年，後來的炎帝文化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原始時代，神農氏作為部族推崇的首領更合乎情理的解釋應是女性。
此外，在中國古代典籍中又有“炎帝神農氏”的記載。先秦以前的著作壹直把神農氏與炎帝神農氏分開。公元前1世紀成書的《世經》將神農和炎帝神農氏合並記載，而將神農氏與炎帝視為壹人。此後，古籍多把兩者合稱為“炎帝神農氏”。但經過筆者考證，發現神農氏、炎帝神農氏是最早活動在陜西渭河流域的兩種前後既有聯絡又有區別的原始文化。
《國語·晉語四》載：“昔少典娶於有蠕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這是關於炎帝生長地的最早記載。此外，《水經註·渭水》《路史·國名》也都記載炎帝長於寶雞。《帝王世紀》又載：“神農氏，母曰任姒，有喬氏女，名女登，為少典妃。遊於華陽，有神農首感女登於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氏焉”。“華陽”和“尚羊”分別指今天陜西華山亦即秦嶺之南及寶雞市南神農鄉常羊山。郭沫若先生指出：“傳說最早的是炎帝，號神農氏。據說炎帝生於姜水，姜水在今陜西岐山東。”據此推測，第壹個炎帝神農氏是距今4700年左右在少典氏與有蠕氏家中誕生的。炎帝神農氏誕生時已屬娶妻生子，知父知母，知子孫的父系社會，即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龍山文化時期。由於這位神農氏及繼承人創造了輝煌的農耕文化、經濟文化，功績突出，被氏族尊為炎帝，尊號與氏合稱為炎帝神農氏。
遠古氏族部落時代，部落首領歿後，其部落繼承人都沿用同壹個名號，從而有了“八代炎帝”的說法。傳統的說法炎帝***八世，有240到300年的時間。何光嶽先生則進壹步判斷寶雞姜水是八個炎帝中最早壹位的誕生地，在這裏正式由神農氏的名稱被尊為炎帝，其他地方誕生的炎帝無疑都是他的後裔。第壹代炎帝伊耆和第二代炎帝柱的故裏在寶雞，柱的後裔慶甲的故裏在湖北，末代炎帝榆罔曾與蚩尤在涿鹿大戰，此後，又在阪泉敗於黃帝後，退往湖南。所以，筆者贊同張輝傑、路笛等學者的研究結論，認為炎帝、神農氏同源而非壹人，炎帝始祖應為神農氏，而神農氏則是炎帝族早期首領的泛稱。神農氏族的發展歷程應為：神農氏***母系社會***—少典氏***父系社會***—炎帝族—炎帝神農氏。
通過上文的綜合分析，我們可知“嘗百草”“得荼”的人應是母系社會的神農氏，而不是少典之後的炎帝神農氏。由此看來，通過生活在陜西寶雞地區的神農氏，陜西已經與中國茶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
對於中國茶文化的起源，學者以往多系於巴蜀或雲南。學者之所以忽視《淮南子》及《神農本草經》等書中神農氏在關中地區“得荼”的記載，多是因為他們認為近代關中不出產茶葉，也不具備茶樹生長的氣候條件。不過，陜西在遠古時期完全具備茶樹生長的氣候、地理條件。首先，我們可以根據史料記載加以分析。秦嶺山麓作為茶葉的適生區，歷史由來已久。《詩經》中“誰謂荼苦?其甘如薺”“采荼薪樗，食我農夫”“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等，都是描寫古周原壹帶的詩句。這些詩句中多次出現的“荼”字，古代諸多字書和典籍明確指出：“荼”就是四季常青的茶，非苦菜壹類的小草。《詩經》關於古周原壹帶“荼”的記載，應該是最早的關於茶的記載。其次，我們可以從氣候變遷角度分析。考古發現屬於仰韶文化的西安半坡遺址中有竹鼠的骨骼遺跡，表明仰韶文化時期關中氣候溫暖，具備茶樹生長的條件。目前，在秦嶺北麓終南山下還發現有幾十株半米高的茶樹。再次，我們可以從秦嶺豐富的物種加以分析。陳宗懋先生《中國茶經》在論證“神龍架”為神農氏“得荼”之所時，認為“神農架包括茶在內有130多種藥材，與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傳說相符”。但神農架的物種量與秦嶺顯然不能同日而語。秦嶺已發現草藥3291種，僅太白山就有640種。而且茶樹所屬的被子植物全國有291科、秦嶺包括山茶科在內有188科，占全國的64.6%。陜西比神農架更具備神農開創人類茶文化先河的條件。因此，神農氏在陜西秦嶺壹帶“嘗百草”“得荼”與歷史記載是吻合的，是最具有說服力的結論。二、西周時期的陜西茶文化
根據《周禮》記載，西周宮廷設定“掌荼”官職，說明周王室已把茶事列為國禮，代表了當時最先進的“茗飲之事”。隨著時代的發展，“茗飲之事”逐步由王室禮儀轉而下移，關中地區的諸侯大夫甚至普通百姓之家都形成吃茶、飲茶的飲食習慣。
《詩經》中《大雅·綿》《詩·邶風·谷風》《豳風·七月》是古代流傳於關中西部古周原壹帶的民歌。《大雅·綿》中有“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的詩句。其中，“堇荼”就是錦葵和茶兩種植物混煮的茶食。《詩·邶風·谷風》也記載有“誰曰荼苦，其甘如薺”的說法。這裏的“荼”，是指茶而不是苦萊。因為只有茶才會因制作方法或茶湯的濃淡不同，有苦有甘，苦菜的味不會有甘。而且在這兩首詩中記載的植物、氣候、風土人情、河流，都是陜西的事。如“涇以渭濁”“我有旨蓄”***儲藏的腌菜和幹菜***、“北風其喈”***疾貌***等。《豳風·七月》中有“采荼薪樗，食我農夫”句，說的也是以茶為原料，煮作羹食。由此可見，早在西周時期，陜西地區的百姓已經把茶作為日常食用品。
西周時期，除了陜西本身已經出產茶葉以外，與周族關系密切的巴人也將其地出產的茶葉進貢給周天子，豐富了陜西茶文化的內涵。
“巴”，是壹個古老民族之名。東晉常璩撰《華陽國誌·巴誌》載：“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於巴，爵之以子。古者遠國雖大，爵不過子，故吳、楚及巴皆曰子。”此外，在《山海經·海內經》《水經註》《漢書·地理誌》《路史·國名紀甲》等古代典籍中，都有古代巴人在江漢流域立國的資訊。對於巴國的疆域範圍，《華陽國誌》載為“東至魚復，西至焚道，北接漢中，南極黔涪”，其活動範圍包括今川東、川北、陜南、鄂西等廣大地區。從新中國建國以來的考古發現看，漢水上遊地區的城固、勉縣、安康等地曾出土了史密簋、虎妞鐓於、青銅樂器及巴式劍、戈、矛等眾多巴國文物。這就說明陜南的漢水流域在西周時期是巴人主要的活動區域之壹。
據《華陽國誌·巴誌》的記載，巴國的出產的桑、蠶、麻苧、魚、鹽、銅、鐵，丹、漆、茶、蜜、靈鬼、巨犀、山雞、白雉等特產，均需“納貢”與周天子。對於巴國所出產進貢於周王朝的“果實之珍者”，包括了“樹有荔芰，蔓有辛蒟，園有芳翦、香茗，給客橙、葵”。這段文字記述了巴國作為宗周的封國，把出產的茶葉等特產，作為貢品敬獻朝廷的史實。《華陽國誌》的這段記載，應是目前關於中國古代貢茶的最早記錄，將貢茶的歷史追溯到了西周時期。而該書中“園有芳蒻、香茗”的記載，證明巴國所進貢的茶葉屬於園栽，而非野外天然長成，由此也可知巴人至遲在西周時期已經進入人工栽培茶葉的時代。作為宗姬的巴國，是中國最早的出產貢茶和人工種茶的地方。而通過納貢的方式，陜西茶文化的內容得以進壹步豐富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