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拿來主義》劄記
壹、創新必須擇舊──讀《拿來主義》劄記（徐中玉）
（壹）
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壹文，寫於1934年6月4日。對文學遺產的批判繼承問題，是魯迅壹直非常註意的壹個重大問題。他的觀點最早偏重於對某些頑固派吹捧“國粹”的批判，接著也批判過壹味崇洋、西化的論調。這在當時，他的批判都有針對性，是針對著全盤繼承論和全盤否定論兩個極端的。兩個極端當然都不對，反對走這兩個極端，如能以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的觀點為指導，另外探索正確的道路，本來完全有可能，但由於缺乏“沈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的精神、態度和能力，不少人反而仿徨，甚至害怕起來了，對文學遺產采取了不敢接觸，不敢擇取的態度。其中，也有壹些是主張革新，要求創新的進步人物。在他們看來，不向文學遺產拿點東西，照樣可以創造出新文化、新文藝來，仿佛革新與繼承是沒有什麽關系，更沒有必然關系的。正是針對著這種新情況，新問題，也懷著不可抑止的激情，寫了這篇《拿來主義》。這篇文章中的基本觀點，雖然在他成於此文前後的其他文章中也有所表現，但都不如此文表現得集中、全面而且形象生動。為了更詳細地理解他這篇文章，我們有必要參看他其他壹些文章。不過此文的確是他討論文學遺產批判繼承問題的壹篇最重要、最深刻的文章。雖已過去了半個世紀，今天讀時仍覺得虎虎有生氣，充滿著科學價值與革命精神。因為半個世紀來，被他在這篇戰鬥檄文裏指責為“孱頭”，怒罵為“昏蛋”，鄙夷為“廢物”的人仍不斷出現。
他把不敢接觸，不敢擇取的人指責為“孱頭”。
他把全盤否定論者，要放火燒光遺產的家夥怒罵為“昏蛋”。
他把全盤繼承論者，大吸剩下的鴉片者鄙夷為“廢物”。
他主張：“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壹，‘拿來’！”拿來之後，“我們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
為什麽應該這麽辦？
而為了要做到這壹點，他要求從事這壹工作，“首先要這人沈著，勇猛，有辨別，不自私”。
（二）
大家知道，魯迅早期曾非常尖銳地抨擊過“國粹”。他曾以為要少看中國書，或者竟不看中國書。怎麽後來又主張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壹，拿來了呢？這裏有沒有矛盾？我的看法是：沒有矛盾，但有發展。
在很多人順應社會發展潮流，要求沖破舊文化的桎梏向前邁進的時候，頑固派卻湧出來大肆宣揚“國粹”的美妙，壹定要大家仍唱老調子。本國獨有的東西是否壹定好？為什麽都該保存，而且仍像神明壹樣向它膜拜？說是保存“國粹”，實際豈不是在反對革新，妄圖保古、復古嗎？當時的形勢，保存了“國粹”，不拋棄了老調子，要保存我們的國家、人民便很難。而“保存我們，的確是第壹義”（《熱風·隨感錄三十五》）。他說：“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壹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茍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華蓋集·忽然想到〔五至六〕》）可見，魯迅在當時條件下狠批“國粹”，是把它作為頑固派妄圖復古，反對革新的壹塊重要招牌來打擊的，它打擊了“國粹”，也就是打擊了反動復古勢力。當時文化革命戰線上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打擊這種復古伎倆，復古勢力。顯然還沒有到對遺產需要提出具體分析，區別對待的時機。
須知要少看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的話，乃是魯迅對當時的青年們說的，他認為當時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暫時不能作文不要緊，最要緊的是不要與現實人生離開，應積極做點革新的事（參見《華蓋集·青年必讀書》）。當時的青年壹般對遺產中的糟粕還缺乏辨別力，勸告他們少看或者竟不看，是出於壹種愛護，使他們少受或不受毒害。魯迅從未籠統地要求壹切人都少看或竟不看中國書。恰恰相反，他多次慨嘆過真正懂得遺產中的精華，正確理解遺產的作用的人太少了。他寫了《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搜集整理了很多古籍；他還想親自編寫壹部文學史，可惜未能實現。只要稍加分析，對照事實，就可知道他從批判“國粹”到後來的主張“首先拿來”，其實是並不矛盾的。
當然，其間有發展。主要的危險已經不是復古或崇洋，壹般青年已經逐漸長大，有壹定辨別力了，創造革命的新文藝的需要更迫切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理論的傳入以及蘇聯在批判繼承文學遺產方面的某些經驗教訓的介紹，所有這些因素都促成了魯迅思想在這壹問題上的發展，使得他的觀點更加辯證、完整、深化。我覺得，寫成於《拿來主義》之前壹年的《關於翻譯（上）》中間的這壹段，透露了發展的重要消息：
……但我們也不能決定蘇聯的大學院就“不會為帝國主義作家作選集”。這不但為物力所限，也為了要保護革命的嬰兒，不能將滋養的，無益的，有害的食品都漫無區別的亂放在他前面。而且強壯，聰明起來，即使將鴉片或嗎啡給他看，也沒有什麽大危險，但不消說，壹面也必須有先覺者來指示，說吸了就會上癮，而上癮之後，就成壹個廢物，或者還是社會上的害蟲。
魯迅也就是在這篇文章裏指出這個著名的觀點的：“凡作者，和讀者因緣愈遠的，那作品就於讀者愈無害。古典的，反動的，觀念形態已經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動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確的指示），倒反可以從中學學描寫的本領，作者的努力。”時代不同了，新的青年長大了，要創造革命的新文藝又必須從舊文藝和外國作品中擇取有益的東西，所以他就把他隨著形勢的改變和學習的深入而發展了的思想寫在這篇《拿來主義》裏了。
（三）
為什麽創新必須擇舊──擇取中國的和外國的舊文化？
在這個問題上，魯迅曾引過盧那察爾斯基的壹些話，也贊賞過他在革命之初采取的壹些措施，例如仍要保存農民固有的美術，怕軍人的泥靴踏爛了皇宮的地毯等。這道理，用魯迅自己的話，便是：“新的階級及其文化，並非突然從天而降，大抵是發達於對於舊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發達於和舊者的對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傳，於舊文化仍然有所擇取。”“古人所創的事業中，即含有後來的新興階級皆可以擇取的遺產。”（《集外集拾遺·〈浮士德與城〉後記》）“先前的遺產，有幾位青年以為采用便是投降，那是他們將‘采用’與‘模仿’並為壹談了。”（《致魏猛克》1934年4月9日）文學史上有很多這樣的例子，舊文學衰頹，來了壹個新的轉變，這轉變往往得力於攝取民間文學或外國文學。歐洲的印象派，是吸取了從中國和日本傳去的畫的養料而形成的。新階級的文學也壹樣。文學遺產中壹切進步的，合理的，科學的，美的東西，都仍能對新階級的文學，無論在思想方面還是藝術方面提供有益的成分。為什麽歷史悠久、文化遺產豐富會成為壹個國家創造新文化的極為有利的條件？就因為可以從舊文化中擇用的養料多極了。魯迅後期雜文是無產階級文學的瑰寶，它正是從對地主、資產階級舊文化的鬥爭中產生的，它批判舊文化中的糟粕，吸收、改造、發展其中對無產階級有用的成分，它就成了新階級的新文化的組成部分。不能設想，如果沒有擇取中國的舊文化，會產生出魯迅的這種鋒利無比的雜文來。
其實不只是新文化，就是無產階級的新戰士，最早又何嘗不是從舊社會中培育起來，改造成長的？過去並無無產階級，就是有了無產階級之後，很多革命家包括革命導師在內也出身於非無產階級，受過較長時間的舊教育。舊文化並沒有妨礙他們轉變立場，甚至成為革命導師。在他們成為革命導師之後，對舊文化還是竭力主張吸收和改造利用的。列寧在《青年團的任務》中反復強調學習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的極端重要性，認為無產階級文化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杜撰出來的，只有確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文化，只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文化。他說：“馬克思主義就是***產主義從全部人類知識中產生出來的典範。” （《列寧選集》，第4卷，第347頁。）如果否定了繼承文化遺產的必要性，那麽對知識分子的作用，知識分子出身的革命家的作用，也會否定或懷疑了。這方面我們積下的沈痛教訓是非常怵目驚心的。
魯迅的思想，顯然是受到列寧的影響，並同他壹致的。
在他寫作《拿來主義》的時候，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正待大力開展，無產階級文藝質量正待迅速提高。但不少人對文學遺產卻不敢接觸，中國的外國的舊文化都不要，好像壹接觸就會被染汙、被俘虜過去，不得了。他們也說要成為新人，也說要創造新文藝，”魯迅指責這種人為“孱頭”，實出於如焚的熱情，對這種人中的大多數，是由於“恨鐵不成鋼”，是想借此激出他們的勇氣，把他們狠推到前面去。
（四）
對“昏蛋”和“廢物”，魯迅只有憤怒和鞭撻，而對“孱頭”則不同，魯迅講過很多話，擺事實，講道理，希望他們不要再這樣的害怕。參看壹下，可以更好地理解他這篇文章。
第壹，他認為避忌舊文化，乃是衰病，無力，缺乏自信的表現；壯健，有魄力，富於自信的人是決不會這樣的。他說：“無論從那裏來的，只要是食物，壯健者大抵就無需思索，承認是吃的東西。惟有衰病的，卻總常想到害胃，傷身，特有許多禁條，許多避忌；還有壹大套比較利害而終於不得要領的理由，例如吃固無妨，而不吃尤穩，食之或當有益，然究以不吃為宜雲雲之類。”（《墳·看鏡有感》）他說像這類人物，如果再不振作，就會更加衰弱下去，因為終日戰戰兢兢，先已喪失活氣了。他又說：“我們吃東西，吃就吃，若是左思右想，吃牛肉怕不消化，喝茶時又要懷疑，那就不行了，──老年人才如此。有力量，有自信力的人是不至於此的。”（《關於知識階級》）如果知識階級如此膽小，壹聽到俄羅斯，壹看見紅色，壹看到俄國的小說，就怕得發抖，對西洋文明也唯恐受害，壹動也不敢動，怎樣能進步呢？豈止不能進步，將來必定要滅亡。他說漢唐雖有邊患，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於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凡取用外來事物時，自由驅使，絕不介懷。而壹到衰弊陵夷的時刻，神經就衰弱過敏，對外國東西，便推拒，惶恐，退縮，逃避，抖成壹團了。（參見《墳·看鏡有感》）我們究竟是甘心當弱者，還是應該努力做強者？
第二，他認為文藝上的創新必須擇舊，壹味害怕，是決不行的。他說：“要進步或不退步，總須時時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異域，倘若各種顧忌，各種小心，各種嘮叨，這麽做即違了祖宗，那麽做又像了夷狄，終生惴惴如在薄冰上，發抖尚且來不及，怎麽會做出好東西來。”（《墳·看鏡有感》）十年後他在論新木刻時，又指出有兩條路，壹條是“采用外國的良規，加以發揮，使我們的作品更加豐滿”；另壹條是“擇取中國的遺產，融合新機，使將來的作品別開生面”。（《且介亭雜文·〈木刻紀程〉小引》）他認為我們對舊文化，無論是中國遺產中的精華還是外國遺產中的良規，實在都還知道得太少，吸收得太少。只要是優點，他說“即使那老師是我們的仇敵罷，我們也應該向他學習”（《且介亭雜文·從孩子的照相說起》）。
第三，他闡明了保存遺產與開創新業的辯證法。他說：“我已經確切的相信：將來的光明，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保存者，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集外集拾遺·〈引玉集〉後記》）妳要在文藝上有所開拓，有新的建樹嗎？那就要保存遺產。保存當然不同於保古，不是為了復古。保存下來也不是模仿和照搬，而只能是為了擇取優點。如果只為復古、保古而保存，由於大家都反對復古、保古，遺產就保存不住。只有抱著革新的目的，認識到了擇舊的重要作用，遺產才會得到大家的重視與愛護，所以真正的革命者才是最理想的遺產保存者，而遺產中的精華，亦只有在革命者手裏才能得到開拓，並成為建設新文化的不可缺少的材料。難道我們還能把保存（擇取）和開拓、建設割裂了來理解？
（五）
最後，再說說為什麽要“不管三七二十壹”。
這是流行在我們江南地區的壹句口頭語。三乘七，二十壹，原是對的，“不管三七二十壹”，意思是如果經過考慮決定了要做某件事，認為非做不可了，那就不要再猶豫不決，計議末節，三七是二十壹也好，不是二十壹也好，反正是做定了，別人的七嘴八舌，亦都由他去。
“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壹，‘拿來’！”，所以文題即為《拿來主義》。如果沒有壹點勇氣，東張西望，畏畏縮縮，欲拿又怕，拿了又不敢分別對待，就不成其為“拿來主義”了。
“拿來主義”好得很，因為它有科學性。如果不先拿來，許多有用的東西就被抹煞、毀滅了，還談得到什麽使用與存放？對舊文化，當然需要“批”，這有利於擇取，但若像“四人幫”這些“昏蛋”壹樣，“批字當頭”“大批判開路”，實際是首先要毀滅大批遺產。把遺產大批大批地燒光，或用行政命令投入冷宮，這還怎麽能進行擇取、談得到使用呢？只有首先拿來了，不毀滅掉，才能進行擇取。妳要“批”，盡管“批”，批對了固好，批錯了還能夠改回來，反正東西仍在，不致無法補救。十年浩劫中我們毀滅了多少文化遺產啊！“拿來主義”好得很，因為它同時也有革命性，創新離不開擇舊，不先拿來無從創新。
魯迅的思想、主張所以特別有力，即在富有科學性。它的革命性與科學性是統壹的，而科學性則始終是基礎。在批判繼承文學遺產的問題上，亦復如此。 三《拿來主義》分析（北京大學中文系）
在這篇短文中，魯迅通過壹個生動形象的比喻，把批判繼承文化遺產這個觀點，精當地概括為“拿來主義”。它的具體內容包括了這樣壹些方面：
1．“占有”，即“不管三七二十壹，‘拿來’！”魯迅既批判了那種在舊的遺產面前畏首畏尾的“孱頭”，也批判了那種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性”強，而故意毀滅遺產的“昏蛋”。對於這些貌似警惕性很高、革命性很強的“孱頭”和“昏蛋”，魯迅透過表面現象，看出了他們的實質。魯迅清醒地、堅決地反對了他們所代表的錯誤傾向，為正確地批判繼承文化遺產掃清了第壹層障礙。
2．“挑選”，即“運用腦髓，放出眼光，自己來拿！”魯迅把舊的遺產區分為三個部分：壹部分是對人民有益無害的（即“魚翅”）要“拿來”，而且“使用”，使之有益於人民的身體健康；壹部分是既有毒素又有用處的（即“鴉片”），則要壹分為二，正確地吸取、使用它的有用的方面，而清除其有害的毒素；還有壹部分是人民根本不需要的（即“煙槍”、“煙燈”和“姨太太”），原則上要加以“毀滅”，有些則酌留少許，送進博物館，以發揮其對人民的認識和教育作用。總之，是要在“拿來”之後，再根據無產階級的利益，進行細致的鑒別，嚴格的挑選，從而決定棄取：“或使用，或存放，或毀滅。”而不是無批判地兼收並蓄。對於那種“接受壹切，欣欣然的蹩進臥室，大吸剩下的鴉片”的“廢物”，也就是那些“全盤繼承”論者，魯迅投以厭惡和鄙夷。這就為正確地批判繼承文化遺產掃清了第二層障礙。
3．創新，即“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會成為新宅子”。“占有”“挑選”都不是目的，目的是為了新文藝的創造，為了推陳出新。但是，要想很好地推陳出新，就必須勇於批判繼承。因此魯迅說：“沒有拿來的，人不能自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自成為新文藝。”
“拿來主義”的光輝思想，貫穿於文化革命的先驅魯迅壹生的言行和著作中。早在五四時期，他就壹方面和那些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禦用文人，那些主張尊孔讀經開倒車的“國粹主義”者進行不調和的鬥爭；另壹方面他也深入地研究了中國的文化遺產，從事了大量耐心細致的考訂、輯錄、校勘、評價文化遺產的工作，做出了批判繼承的光輝榜樣。至於對外國革命文化的介紹，也花去了魯迅壹生中大量的心血。魯迅從自己參加社會鬥爭和文藝鬥爭的革命實踐中，深感到批判繼承文化遺產的必要性和復雜性。因此，他對這個問題進行深入的鉆研和分析論證，提出了許多卓越的見解。比如他在《論“舊形式的采用”》（見《且介亭雜文》）壹文中就曾指出：舊形式的采取，“並非斷片的古董的雜陳，必須溶化於新作品中，……恰如吃用牛羊，棄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養及發達新的生體，決不因此就會‘類乎’牛羊的。”“舊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刪除，既有刪除，必有所增益，這結果是新形式的出現，也就是變革。”在《〈木刻紀程〉小引》壹文（見《且介亭雜文》）中，他又具體地指出：“采用外國的良規，加以發揮，使我們的作品更加豐滿是壹條路；擇取中國的遺產，融合新機，使將來的作品別開生面也是壹條路。”不難看出，魯迅關於批判繼承的這些論述是十分正確和深刻的。
以小見大，就近取譬，通過細小的、人們熟悉的事物的比喻來闡明壹個抽象的深刻的道理，這是魯迅雜文突出的寫作特點之壹。有些雜文，通篇就是壹個比喻。本文基本上屬於這壹類型。在壹篇短短千把字的雜文中，如果正面鋪開來談批判繼承這樣壹個重大的內容非常豐富的問題，要想談好，幾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勉強去談，寫出來也很可能完全失去了雜文的特色。
因此，對於雜文的寫作得心應手、駕馭自如的魯迅很自然地回避了這種寫法，而是巧妙地用繼承壹座大宅子來作比喻，通過論述對這所大宅子的態度來闡明批判繼承文化遺產的道理。巧妙貼切，生動具體，深入淺出，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這個比喻手法運用得所以巧妙，不僅由於整個比喻是貼切的，而且每壹局部的比喻也是貼切的。“孱頭”“昏蛋”“廢物”自不必說，“魚翅”“鴉片”“煙槍”“煙燈”“姨太太”之類也無不如此。魯迅所以善於運用比喻手法，是由於他對所要說明的事物和用來比喻的事物以及它們之間的對應關系都做了細微的觀察和揣摩，都下了壹番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分析研究功夫。因此，無論整體的比喻還是局部的比喻都讓人贊嘆佩服，不僅得到了深刻的啟示，而且也得到了藝術的愉悅。
比喻手法巧妙運用的結果大大增強了魯迅雜文的形象性。盡管造成魯迅雜文形象性的因素很多，但不能不說，比喻手法的巧妙運用是壹個十分重要的方面。“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弊常取類型。”魯迅雜文中的許多比喻貼切自然，乍壹看似乎僅僅出之於作者的諷刺才能，其實卻植根於作者深厚的生活基礎和豐富的鬥爭經驗。在作者的心目中，早已畫就了這壹類人物的嘴臉，因此，形諸筆墨便能得心應手，左右逢源。比如本文中的“孱頭”“昏蛋”“廢物”這類形象，魯迅見得太多了，對他們憤怒輕蔑的感情也醞釀已久了，所以壹寫進文章，這類人物的嘴臉便馬上惟妙惟肖地活現出來。
對比的鮮明和反襯的強烈，是本文寫作上的第二個突出特點。本文名為《拿來主義》，但壹開頭卻大談“閉關主義”“送去主義”，好像繞了壹個大彎子。其實這正是魯迅雜文極有章法、極有功力的表現。先破字當頭，切中時弊地展開對“閉關主義”“送去主義”的批判，然後立在其中，提出了“拿來主義”的觀點。“閉關主義”“送去主義”，是“拿來主義”的對立物，正好和“拿來主義”形成鮮明的對照。它們的弊端越多，毛病越大，越可以反襯出“拿來主義”的必要和可貴。果然，在歷數了“送去主義”的不足取之後，文章急轉直下，提出“拿來主義”，便顯得順理成章，很有氣勢，“拿來主義”的難能可貴也顯得十分突出，“閉關主義”“送去主義”等等，便成了“拿來主義”的很好的鋪墊。“文似看山不喜平”，這是千百年來人們寫作經驗的總結，是符合表達的需要和人們的欣賞習慣的。魯迅行文的巧妙和結構文章的功力，很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傑出的幽默才能，卓越的諷刺藝術，往往使魯迅的雜文機趣橫生，讓讀者發出會心的微笑。本文雖然是壹篇專談批判繼承問題的文章，但作者卓越的幽默和諷刺才能也力透紙背地壹再表現出來。作者對於追求時髦的“摩登”作風是壹向反感的。在《夜頌》中，他曾經指出過初學時髦的“摩登”女郎臉上的點點油汗，使她們在大庭廣眾之下露出窘態；在《感舊以後》中，他曾經把那些叭兒文探專施告密的文章稱為“摩登”文章，而給以高度的蔑視。在本文中，作者為了諷刺那些“送去主義”的行徑和濫調，便說“我在這裏也並不想對於‘送去’再說什麽，否則太不‘摩登’了”，既挖苦了“送去主義”，也旁敲側擊了“摩登”作風，可謂壹箭雙雕。類似的例子我們還可以舉出對邵洵美的諷刺（“或是做了女婿換來的”）和對國粹家的挖苦（把中國的煙燈和煙槍稱為國粹）來，這裏就不壹壹贅述了。魯迅傑出的幽默才能和卓越的諷刺藝術的形成，雖然有作家本人的條件，但從根本上說是當時的鬥爭環境造成的。正像毛澤東同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那樣：“魯迅處在黑暗勢力統治下面，沒有言論自由，所以用冷嘲熱諷的雜文形式作戰。”（毛澤東《在中國***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