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屈原的死因，學術界歷來頗具爭議。現在至少有五種說法：壹是以清朝王夫之為代表的“殉國說”；二是以姜亮夫為代表的“潔身說”；三是以曲沐為代表的“殉道說”；四是以王之江為代表的“屍諫說”；五是以胡學常為代表的“回歸說”。上述說法多以“殉國說”為主，主要緣於屈原作品的推斷。本文探討的則是壹個新的說法——“救主說”。
在屈原誕生地——湖北省秭歸縣樂平裏，有這樣壹個民間傳說：相傳屈原遭奸佞中傷後，被楚懷王流放到沅湘荒蠻之地。懷王在秦國死後，頃襄王繼位。當時的楚宮已非常墮落，秦軍經常犯楚，占領了楚國不少地方，後來又攻破郢都，追殺頃襄王。頃襄王因此悔恨交加，當初不該親秦，更不甘心楚國近800年的基業毀於自己手中，於是他想到了被流放在汨羅江壹帶的屈原，遂去找他商議救國大計。秦軍聞訊緊緊追來，危急關頭，屈原與楚王互換衣冠，在秦軍視線下跳進了汨羅江。眼看著“頃襄王”沈江，秦軍停止了追殺，頃襄王逃此厄運。
2002年6月宜昌市搶救優秀民間文化遺產時，開展大規模拉網式普查，在屈原誕生地樂平裏壹帶收集到了這個傳說。它打破了千百年來“屈原因悲哀絕望而自沈”的消極定論，為屈學研究拓展了新的空間，使屈原偉大愛國詩人的形象更加完美，忠君愛國的人生主題更加鮮明，也使世界文壇上那個令人扼腕嘆息的屈原臨終形象不再悲哀……
壹、“易服救主”傳說的可靠性
“傳說”這壹名詞的釋義，“壹是流傳的說法；二是民間歷史上流傳下來的某些事跡的敘述，有的以特定歷史事件為基礎，有的則是虛構的”。從屈原家鄉傳說“屈原易服救主”，很可能就是以特定事件為基礎的敘述。這個傳說來自距樂平裏7公裏外壹個偏僻的小山村——芝麻坪。74歲的農民向文才，沒有上過壹天學，我們請他來唱山歌，閑聊中，順便考考他知不知道屈原，當問及屈原是怎麽死，他便三言兩語講了為救楚王而死的這個過程。聽了起初覺得很奇怪，深山老林裏怎麽會冒出這樣壹個傳說呢？後來經許多山野村夫證實，才知道千百年來，這裏的人壹直都認定屈原是為救楚王而死的。
首次聽到這個有關屈原死因的新說，大家都很振奮。為慎重起見，筆者後來又專程到樂平裏訪問了幾個老農，還訪晤了義務守護屈原廟的退休教師、“騷壇詩社”副社長徐正端。徐老師年逾七旬，他說：“是有這麽個傳說，確實是真的，我八、九歲讀私塾時，聽老師講過的，當時老師也是70多歲。”
據秭歸屈原紀念館講解員介紹：北宋時，宋神宗趙頊追封屈原為“清烈公”，並在歸州建了清烈公祠，祠內屈原塑像身著“王冠龍袍”，就是當年的歸州人根據傳說中屈原“易服救主”時的穿戴塑造的。這些對於研究屈原、揭開屈原的死因之謎或許有壹定的參考價值。隨著有關文物的發掘和其它地方類似傳說的發現，給屈原的歷史豐富新的內容亦未可知。
民間文學是歷史遺留給後人的寶貴的精神財富，風起於青蘋之末，任何民間文學的發軔都是有其根源的，其中也不乏歷史的真相。因為民間文學總是善於用枝枝蔓蔓的敘說來遮掩思想內核，也給後人了解真相增加了難度。比如傳說，當歷史的某些細節經歲月演變，以藝術的形式得以保存時，只能靠後人辨 偽存真，剝開層層的包裹，去探求真實所在。所以傳說不能輕信，也不宜輕易否定。筆者公諸於這個傳說，意在引起關註，為當今屈原研究增添新的色彩。
二、“救主說”符合屈原忠君愛國思想的壹貫性
屈原不僅是偉大的詩人，也是壹個憂國愛民的政治家，在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他“舉賢授能，聯齊抗秦”的政治主張壹直是與他忠君愛國、富國強民的思想行為緊密結合在壹起的。在屈原看來，忠君、愛國、愛民是壹個統壹體，愛民是核心，愛國是關鍵，忠君是前提。君王是壹國之主，是楚國的希望，他的美政理想只有通過君王才能實現。因此，無論對曾經重用過他的楚懷王，還是壹直疏遠他的頃襄王，他都是“忠湛湛而願進兮”、“雖九死而猶未悔”。幾十年放逐生涯中，他不斷向君王傾訴著衷腸。盡管他長期身陷絕境，仍然盡著左徒和三閭大夫的職責，深信他的忠誠會感動君王，再獲信任、重用。所以，當他流放中多次進諫受阻、絕望之極，多次想遠走高飛或以死明誌，幾度寫絕命詞,“吾將從彭鹹之所居”時，皆因放不下心愛的祖國，唯恐君王長期被佞臣蒙騙、小人繼續禍國殃民而又堅強地奮鬥著，“願遙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尤其是頃襄王二十壹年，當聽到秦將白起攻破郢都的消息後，悲痛欲絕，他雖然又寫下絕命詞，實在不甘心歷經數百年輝煌的楚國就這樣被秦軍滅掉，“恐皇輿之敗績”、“惜壅君之不昭”、“惜壅君之不識”，最終還是抱著當初“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堅定信念，再次堅強地活了下來。相信昏庸的君王在國難當頭之時能悔悟，重新啟用他為國效力。終於有壹天，朝思暮盼的君王果真專程找他商議救國大事來了，他是多麽激動和欣慰啊！此時君王正被敵人追殺，於是毅然決定易服救主，以報效自己深愛的楚國和人民。這壹義無反顧的死，可謂死得偉大，死得崇高，死得壯烈，死得忠義。這壹舉動使屈原“悲哀的人生結局”瞬間改寫成壯麗的詩篇。這樣看來，屈原就在對楚國未來充滿希望中英勇投江，而不是在絕望中殉國自沈的。這壹壯舉的價值還在於，喚起頃襄王的鬥誌，楚國的歷史終因頃襄王的覺醒而得以延續。《楚世家》說楚頃襄王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余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郡，距秦。”可見，頃襄王在楚國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正是采納了屈原的救國、治國良策，依靠人民反秦的力量，壹心聚集殘兵，收復失地，治理國家，才使得楚國的歷史又延續了半個多世紀——這才是值得屈原為其百折不撓、九死無悔而效忠的君主啊！試想，歷史上這麽壹個昏聵無能的“壅君”，卻在國都被秦攻占、楚軍全線潰退、君臣倉皇逃命、國力日漸衰敗的困境下，還能東山再起，與日趨強大的秦國抗衡長達55年，這難道不是三閭大夫偉大的愛國精神、非凡的人格魅力對頃襄王及其楚國人民強烈感召的結果嗎？如此看來，屈原在中國歷史上不僅是文學創作的旗幟，品質修養的典範，而且在政治領域執著的求索精神也堪稱揩模，三者是相輔相成的。
三、司馬遷收集的材料難免不全面性
《史記》是最早記載有關屈原歷史的壹部史書。寫作者司馬遷距屈原生活的時代兩百多年，以當年的信息發展水平而論，司馬遷所得資料不可能做到詳盡真實，難免掛壹漏萬。
李中華、朱炳祥在《楚辭學史》中分析：“司馬遷寫作《屈原賈生列傳》的材料，可能來自以下幾個方面，壹是宮中收藏的圖書古籍在各國春秋典冊所錄中，可能載有屈原的事跡。二是實地調查訪問所得的材料。《太史公自序》說，他年二十歲，曾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這次遊歷對於他寫作屈原有著重要意義。在《屈原賈生列傳》中，他又自訴說‘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三是屈原作品中的材料。《屈原賈生列傳》之末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誌。司馬遷廣泛收集了當時存在的有關資料，並進行了認真的分析研究，使屈原所處的時代及其生平經歷大體清晰地呈現出來，從而具有永恒的史學價值和文學價值……然而，由於司馬遷寫《史記》距離屈原之死已有200多年，有些歷史事件的具體時間及相關情況已經不容易考察清楚。民間傳聞異辭，也使得司馬遷對同壹事件的表述有時前後不壹，乃至互相矛盾。……因此，近代學者對於《史記·屈原賈生列傳》頗有懷疑與批評。“湯炳正先生還因此提出了壹系列疑問，要回答他的問題，不僅需要對現存文獻進行進壹步認真研討，還要註意地下的文物發掘（筆者順便補充壹句：也還要全面收集有關屈原的民間傳說及相關資料）。相信只要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這壹問題終究會得出滿意的答案。”
這段論述，說明漢代司馬遷收集到的《史記·屈原賈生列傳》的第壹手材料殘缺不全。因為他只是年輕時到過“沅湘”，且“民間傳聞異辭”，“有些歷史事件的具體時間及相關情況已經不容易考察清楚。” 再說，由於時間、地域、交通、身體狀況等多種原因，司馬遷難於到也不可能到所有與屈原有關的地方廣集資料，自然不知屈原投江200年（以至2000年）後，屈原的家鄉還流傳著屈原“易服救主”自沈汨落羅的說法。但司馬遷當時身處逆境，能把“屈原所處的時代及其生平經歷大體清晰地呈現出來”，殊屬不易，為人類、為史冊作出了巨大貢獻。
四、秦專制統治對屈原史料遺存造成影響
秦始皇作為第壹個統壹中國的帝王，無論是政治上，還是文化上，功不可沒。但其專制和暴戾，也造成了極大的遺患。壹統天下後，疾風暴雨般地掃蕩壹切有礙他實現政治主張的異類、異形、異言、異聲，焚書坑儒，開君主專制的惡例。屈原這個強硬的反秦派，他的思想、他的詩文，與他相關的史籍記載，以及他家族當然也在掃蕩之列。
據陜西韓城縣誌記載：“秦滅楚後，屈原三子俱入秦，壹子居蒲城，改姓孫，壹子居耀州，更房姓，壹子居韓城，仍本姓。”由此表明，秦滅楚後，強行將楚國人特別是屈姓人遷往秦國，並改姓。忠於秦王朝的史官編錄這段正史時，能秉筆直書列國歷史嗎？何況是反秦派中堅人物——屈原的史記呢？至於屈原部分文學作品得以保流並流傳至今，想是當時被人珍藏所致。否則壹炬之下焉有幸存？由此推測，這大概是先秦典籍中有關屈原的史筆缺失的原因之壹吧。
基於以上幾點，筆者認為，屈原易服救主，不是沒有可能，何況這個傳說流傳之地，是在屈原的家鄉，流傳時間至少在清代以前。因為屈原的史料珍貴而又缺乏，於此新發現，無論真偽，都應該認真對待，不放過任何挖掘歷史真相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