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顧名思義，當是周朝之《易》的簡稱。然而，周朝前後卻有800余年的歷史，從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21年（暫依“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初步確定）。在這800多年的歷史進程之中，我國的文化有了重大的變易和“進展”。大致可分為東西周兩個階段。西周時期（公元前1046年－公元770年），這個時期除了沿用商王朝遺留下來的甲骨文字外，並且也有自身時代的發展，所明顯表現出來，當然，只是青銅器皿上的金文。
從西周王朝建立起，在金文中，周易的“易”字還僅只是沿襲商王朝的用意，作為“賜”字頻繁地出現在金文之中。
周易所有的卦名，除“離”、“兌”兩字，在金文中尚有外，余下的：乾、坤、坎、震、巽、艮都是沒有的字；
周易中所依托的陰陽的概念，在西周金文之中也是找不到的，除了在使用“陰陽谷”僅兩見的地名外。根本沒有所謂陰陽的概念之說。
目前，我們所能看到的是，不少的人是受世俗傳說的影響，且還有不少名家學者加入這個行列，壹味鼓吹，什麽“伏羲壹畫開天”，“仰觀”、“俯察”、“辨陰陽”而作八卦於卦臺山，這些荒謬的言論與歷史事實越來越遠。當我們回過頭來看自己的歷史時，不得不註意到商王朝的“貞人”問題。
貞人的出現，歷史上對他們有很大的誤解。從甲骨文字來看，“貞”字與“鼎”字極其相似，並且聯系到出土文物（如安徽淩家灘的玉龜中間的玉版中的圖案的中心部分）來看，“食器”是人們生活生存的必須用具用品，且標誌著這個民族的前進步伐。所以在我們祖先自覺地認識到這壹問題後，把管理“食器”的國家官員職位，定為“貞人”這是必然的。於是在商王朝這個崇祭祖先的時期內，“貞人”出現在“宮廷”、“禦前”就是很自然的現象。當甲骨文在商王朝中期開始形成的時候，首當其沖的正是管理“食器”的這壹批人，可以充作最先的“實踐”或“執行者”。於是，他們也就自然而然的成為了“文化人”，這與商末前期的“貞人集團”的形成也具有必然性。故此，“貞人”從開始形成壹直到商末之前被王權的打擊（壓散、流魄）都與所謂的“占蔔”“決疑”不沾邊。隨著時間的流逝，“貞人”的後裔（從商武乙的打擊貞人開始算起，約500年之間大約有17代左右）的發展，延續到春秋時，他們遍及到東周王朝的各個領域。他們除了少數還是官宦外，其絕大多數已淪為：食客、門人、差役、巫師、藥師、風水等等。總之，他們是壹個特殊階層，他們孕藏著無限的創造力，也同時具有極大的社會反動性。在這壹特殊階層內，特別是受到西周晚期意識形態的熏陶，春秋初期在他們之中形成了“陰陽學、五行學、易學、名學、道學、儒學、雜學、法學、詭辯學”等的萌芽。所以在春秋中期才有了易學的雛形，直至戰國時期都還是壹個漸進的階段（竹簡易、帛書易可證）。它那時還沒有被人們認可的易經的樣子，更沒有現代易經的樣子的影子。所以，易經的起源，早不過春秋初期，說它是周易則理所當然，因為它畢竟是東周之易。
支持周易的還有“卦符”和“太極圖”的問題。封符就是八卦的符號，它的長橫為陽、兩短橫為陰的出現是在“漢帛易”之後，離現在只有兩千年或不到兩千年的歷史。“太極圖”的出現就更晚了，雖然傳說為陳摶作之，但無實物可證，因為繼他之後的周敦頤（1017－1073）的“太極圖說”，並不是後來“太極圖”的真實。後來“太極圖”的出現只在明朝時期，誰作的不得而知，離現在充其量還不到700年的歷史。遺憾的是，我們不少的人，把我們的老祖宗伏羲神話的不知如何是好，在他手裏塞進了八卦和太極圖，自以為這是在給祖宗臉上貼金，但實際上，這是在給我們自己的祖宗臉上抹黑而愚蠢之極的做法。
再者，周易的認識還涉及到壹個“占蔔”的問題。什麽是占蔔，得首先弄清楚什麽是“蔔”、什麽是“占”。說到“蔔”和“占”就必須看看離今8000年前的文化，那時候就已經出現了“符號”。“符號”也是人們認知客觀世界的“實錄”。符號的出現，說明我們的先民，已經有了認識客觀世界的“語言”似記錄，是通過刻、畫、寫、記、錄、鉆、鑿、灼的各項活動，所留下來的人為印記，留下這樣印記的人，叫做“蔔”人。然而，僅有“蔔”人是不夠的，符號的出現，還得要人把它復原成當時的語言，才能讓符號的存在具有意義，而充當“解說”、“還原”符號成為當時語言的人，就叫“占”人。於是“蔔”、“占”人的出現和存在壹直延續到離現在三千三百年以前，大約經歷了漫長的歷史約四千六、七百年。從商王朝中期（？）起，甲骨文的出現，“蔔”人還是記、刻、畫、寫、錄、鉆、鑿的人為的行為活動者；而“占”卻上升到讀、看、閱、聽、聞等認識活動的範疇；灼的印記上升到驗收、收訖、是我等已發生過的證明，如現在的印章的功效壹樣。所以，甲骨文內所出現的“蔔”、“占”（此字在甲骨文中是沒有的，在現在的“占”字外面再有壹個大口字包圍，則讀占）都僅是上述之意。遺憾的是清末之儒徒（孫詒讓、王國維、羅振玉）之流，錯誤解釋了被王懿榮所發現的甲骨文，而貽誤至今。孫、王、羅、郭等四堂的錯誤，僅是把起於春秋的“占蔔”誤以為是我們早已有之就大錯特錯了。（甲骨文是商到西周所特有的文字，隨著東周時期的竹簡興起，代替了甲骨文後，後來人們對甲骨文壹無所知。顯然這包括從孔子以降的歷代文人，直到清末王懿榮的偶然發現，方才開始認識這壹“新”的事物。然而，從商末延續到西周的“貞人”後裔們，顯然彌散在各個領域，但，唯有壹支他們發展變易了商朝和西周的“蔔”“占”之意，取而代之以“占蔔”的雛形，流行於世，進而發展成為影響中國的“占蔔”文化。這是被人們忘卻了的春秋特有現象。）
當我們不少的人舉證《尚書·大禹謨》文中的“占蔔”的事，如“枚蔔”、“官占”等為最早之證時，殊知，《大禹謨》是西晉永嘉之亂之後所冒出來的“偽書”，離現在不足1700年，焉能為證；即若是現在的《尚書》，也僅是漢以來所不斷整理推出的，也不能為證；何況目前所能見到的刻印本，還可能只是宋、元、明、清之作品。
當然，支持《易》的出現還當有，陰陽觀點或五行認識等。但是這些，在我國歷史之中，能夠找到實證的都早不過春秋時代。因為甲骨文和西周的金文，對於這些都沒有它們的蹤跡。
由於人們對於《易》的認識並不牢固，沒有真正進入《易》之門，對於它所應該出現在壹個什麽樣的環境之中，沒有客觀事實的依據。於是，妄自而無限遙遠的漫話。這樣不僅不會使《易》的真正價值得到人們的認可，不自覺地，給它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致使它成了任人玩弄於股掌之間的“工具”。這不是給自己祖宗臉上增光，而是在給祖宗臉上抹黑。
遠在約5000年前山東大汶口出土的象牙梳上鏤刻的壹組圖案，有人就先入為主的稱之為是“太陽八卦圖”。這是在幹什麽？這是考古嗎？5000年前的先民，從哪裏來的“八卦”概念，從哪裏來的“卦符”概念。現在八卦卦符的長短橫概念，還只是“漢帛易”以後的事，離今只不過是兩千年左右，這中間的三千年在幹什麽。誠然，象牙梳中間是由七個所謂的“乾卦”和四個所謂的“坤卦”組成壹“S”形的圖案，分別在兩回形中間有“T”字形的標記。但是，請註意，這是刻畫在“梳子”上的圖案。梳子是幹什麽的，梳子是整理、梳理頭發而用的。5000年前的先民，對於自己的頭發整理、梳理是多麽的偉大的事情呀。當時的先民不分男女，對於拖在腦後或飄灑在胸前的頭發，很是頭疼。用樹皮、草莖、獸皮去紮捆頭發，都是很困難的事情。它不利於生產實踐，不利於生存競爭，它影響人們的各種活動，而會動搖預期的目的。當事情本來可以成功的時候，卻因為自己的頭發的幹擾和被它物利用（“掛著”、“絆著”、被野獸或敵人揪住、扯住等不利的情況），輕者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重者丟失掉自己的性命。於是，梳理、整理自己的頭發，幾乎就是性命攸關的大事。當發現，把頭發分為三股而辮時，則緊密得多，而只需要在辮稍處系上小小的繩索，這就方便多了。進壹步把整理好的辮子再以“S”形的方式盤起來，並且在盤的兩個中心部分用類簪子式的它物插上，就更加穩妥牢固了。這是驚人的壯舉，於是在我們的民族之中廣為流傳，並且把圖案鏤刻在梳子上，不是壹目了然嗎！顯然，大汶口的象牙梳正是我們先民當時的記錄，正是五千年前人們生存鬥爭、生產實踐的歷史足跡。它啟發人們在實踐之中，必須規範自己、嚴格要求自己、按壹定的程序約束自己。只有這樣，才能進壹步實踐。所以這正是後來發展為王者的“律己”、嚴格“律己”、嚴格約束自己、規範自己的行為的前身。這樣的精神孕育出來的品德能不高尚嗎？這是西方世界所不能理解的民族精神啊！
離現在約4600年前安徽淩家灘，出土的玉龜中間的玉版上面也有壹幅圖案。有人說這是我們先民“占蔔”決疑的明證，這又奇怪了，真不知這些人心裏在想幹什麽？
愚以為，這幅圖案太好了，太偉大了，它簡直就是大汶口象牙梳的姐妹篇，它是我們先民足跡的真實寫照，這是先民們認識了“龜”的價值的深刻寓意。從該圖的中心部分看，這是後來甲骨文中“貞”字和“鼎”字的寫照，也就是甲骨文中的兩“貞”或兩“鼎”交叉垂直的實錄，也就是先民的“食器”的再現；離開中心“食器”後的小圓內，則是分向八方的八個龜頭；八個龜頭外大圓內分向四方的四個龜頭。
這個具有圖案的玉版，卻是玉龜的中間組成部分之壹，它分為龜背、龜腹和中間的玉版。此玉龜出土於墓主人的胸口前。顯然這說明是墓主人銘記心中的大事，就是玉龜中間玉版的這幅圖案。
這是什麽樣的大事呢？這首先得認識壹下“龜”：
龜，順從，不張口咬人，不傷人，聽從民的意誌而皈依；
龜，能填民的肚皮，龜的食法極其簡單；
龜，忍耐、堅毅，不要任何回報，當民抓到龜後，只要放到它爬不出來的地方，它就老實的永遠呆下去，它不吃不喝沒有任何乞求，當民取用時，隨時俯首待命；
龜，長壽，泰若，與世無爭；
龜，可強民之身、健民之體。
顯然上述之中唯有它不要任何回報，俯首待民之命最為可貴，這正是所有為王者，所應效法的精神。同時這也是“民以食為天”的早期精神體現。圖案中心之所以是“食器”，正是寓以此意。只有以“食器”為象征的中心，才能保障四方（包括八方）民眾生活生存、安寧永在。不理解這個圖案，就不能理解後來出現在西周金文內的“撫有四方”、“永保四方”、“經維四方”等的真正精神。而這種精神的目的，卻是“民得”的具體實施。偉哉，我們的先人。那時候的西方正是金字塔文化盛行的時期，他們的文化正是王權、強權、力量、暴力的傑作。（我們卻在離今4600年以後直至周王朝，始終沒有找到壹座像樣的王權、皇權、強權的宮廷建設或像樣的墳墓，從而使不少的人汙辱我們說，沒有王權象征的建設就沒有進入國家狀態，沒有國家的形式就沒有進入文明時代。真不知這是什麽樣的邏輯。）這也就是說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已經開始了。
關於《連山》和《歸藏》的問題……（略。此意已見於《老子的自然觀和現代文明》與《老子其人其書之我見》。）
綜上所述，《周易》與《連山》、《歸藏》沒有任何聯系，有聯系的是：《老子》的文本是在《歸藏》的基礎上寫的；《歸藏》是在《連山》的基調下完成的。《連山》、《歸藏》、《老子》是截至西周末之前的三本規範最高統治者的治國寶典。可惜而遺憾的是，人們幾乎把她們忘得所剩無幾，無視我們自身的歷史，任人玩弄於巧舌詭辯之間，豈不悲乎！
今天就講到這裏，謝謝大家。
陳光柱
（此稿還在5月21日中華傳統文化復興論壇上講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