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中國古代蒙學識字教材特點，我們主要從編撰者、編撰內容、編撰形式和選字種類及數量進行分析。就編撰者的身份而言，很多政治家、學者都是教材的編寫者。如李斯、趙高、胡毋敬、史遊、李長、周興嗣等都是當時朝廷的重臣，司馬相如、朱熹、王應麟、王筠、蒲松齡等都是當時有名的大學者，他們親自編寫蒙學教材保證了教材的質量和權威性，也為當時政府提倡的規範字體起到了推廣和示範的作用。
古代蒙學識字教材壹是重漢語之“韻”，二是重兒童之“趣”。就“韻”而言，蒙學教材是“以類相聚，連篇成韻”。即：把文字按類編排（或按內容，或按形體），句式很短，常為三言、四言或五言、七言不等，如《史籀篇》《倉頡篇》《訓纂篇》都是四言、《凡將篇》多為七言，《急就篇》為三言、四言和七言相雜，《三字經》為三言，《百家姓》《千字文》都是四言。就兒童之“趣”而言，很多蒙學識字編寫采用故事、圖畫、詩歌、歌訣、成語典故等形式，有助於激發兒童學習的興趣。例如，《對相識字》《養蒙圖說》都給文字配備了圖畫，增強直觀認知效果；《蒙求》《龍文鞭影》幾乎壹句壹典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