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小序：是《毛詩》中列於各詩之前解釋各篇主題的文字。往往先列教義，從美刺立言，以見詩人之情；隨附史事以明之，材料則多取自《左傳》。其論各篇之主旨，除《頌》之外，《國風》壹百六十篇中，美詩僅十六篇，刺詩七十八篇；《小雅》七十四篇中，美詩僅四篇，刺詩四十五篇；《大雅》三十壹篇中，美詩七篇，刺詩六篇，故後人有“強分美刺”之評。朱熹雲“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作詩壹般，其間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朱子語類》)然《詩序》的諷刺之說於後人作詩多寄托、言於此而意在彼不無影響。
詩大序：《毛詩》在首篇《關雎》的“小序”之後，從“風、風也”句開始，概論全經的大段文字為“大序”。(據孔穎達《毛詩正義》說)
大序闡述了詩歌的特征、內容、分類、表現手法和社會作用，堪稱先秦儒家詩論的系統總結。它進壹步闡明了詩歌言誌抒情的特征和詩與音樂、舞蹈的關系，明確揭示了詩歌音樂和時代政治的密切關系，把《詩經》的分類和表現手法概括為“六義”說，特別強調詩歌的社會作用：“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這些思想對古代詩歌的創作與批評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詩序》中提出了“六義”、“正變”、“美刺”等說。
“六義”之說承《周禮》的“六詩”而來，其中的“風”、“雅”、“頌”壹般認為是詩的類型，“賦、比、興”被認為是詩的表現方法。“六義”的提出，把《詩經》的學習和研究推進了壹步。
“大序”說：“詩者，誌之所之也。在心為誌，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這段話對於詩與誌、誌與情的關系以及詩歌的藝術特征提出了精深的見解，並涉及詩歌和時代以及政治的關系，肯定了吟詠性情的詩歌，有很大的教化作用，豐富了所謂“詩教”的內容。而後代儒家對《詩經》的附會曲解，也往往從這裏生發出來。
“大序”又說：“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認為天下大亂就會產生怨刺的詩歌，政治的清明與黑暗，決定詩歌的“美”“刺”內容。這種說法有它的合理性，美刺精神以及與之相聯系的比興傳統的確立，對後代詩歌創作和批評的發展，起過積極的作用。但《詩序》作者把《詩經》當作“諫書”，千方百計賦以“美”、“刺”的意義，而其所言“美”、“刺”，又缺乏壹定的標準，往往自相□牾。後來鄭玄按《詩序》的說法，將《國風》、二《雅》265篇劃分為“正”詩59篇，“變”詩206篇，並無確切依據，以致造成了很多附會。
《詩序》對《詩》305篇作了不少穿鑿附會的解釋，致使許多詩篇的本義被掩蓋了，這是它的缺點；但《詩序》畢竟是先秦至漢代儒家詩說的總結，有壹部分解說和其他先秦古籍有關記載可以互相印證，確有依據，應當區別對待。後來鄭樵作《詩辨妄》，朱熹作《詩序辨說》，對《詩序》的解說多所詰難。
《詩》大、小“序”附載於《毛詩》，單行本甚少，僅見幾種。《詩序》，不分卷，4冊，舊題周代蔔商撰，明刊古文本。《小序》1卷，題蔔商述，明鐘惺輯，《古名儒毛詩解十六種》本。《詩序》1卷，附《詩集傳音釋劄記》1卷，元廬陵羅復輯，刊本。另外，清象山姜炳章撰有《詩序廣義》24卷，嘉慶遵行堂刊本(以上二種均杭州丁丙八千卷樓舊藏)。清武威張澍撰有《小序翼》27卷，原稿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