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李商隱的生年，《新唐書》、《舊唐書》均無明文記載，但可憑借可靠的材料作出推斷。唐武宗會昌三年（公元843年），李商隱作《仲姊誌狀》文雲：“返葬之禮，闞然不修。至會昌三年，商隱受選天官，正書秘閣，將謀龜兆，用釋永恨，會允元同謁，又出宰獲嘉，距仲姊之殂，已三十壹年矣。” 由會昌三年上數三十壹年。則可知李商隱仲姊死於元和八年（公元813年）。而據李商隱會昌四年所做的《祭仲姊文》，我們可知李商隱比其仲姊僅小壹歲。所以，李商隱的生年必在唐憲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
關於李商隱的卒年，《舊唐書》本傳載：“大中末，仲郢坐專殺左遷，商隱廢罷還鄭州。未幾病卒。”大中為唐宣宗年號，始於元公847年，汔於公元859年。***十三年。這裏的大中之“末”應當是指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根據《新唐書》、《舊唐書》，裴坦於大中十壹年為中書舍入，至大中十三年尚以中書舍人權知責舉。溫庭筠謫為隨縣尉，正當其時。那麽，所謂“前壹年”者，當是大中十二年（公元858年），李商隱死於這壹年。 《全唐文·李商隱》載《請盧尚書撰曾祖妣誌文狀》：“安陽君年十九，壹舉中進士第，……始命於安陽，年二十九棄代，祔葬於懷州雍店之東原先大夫故美原令之左次。”《覃懷誌·陵墓》：“唐李商隱墓：文集內雲，祖塋在懷州東郊，今不可考。”清乾隆五十四年《懷慶府誌·陵墓》：唐李商隱墓在城東（按《文集》雲，祖塋在懷州東郊，今考在清化北山下。）清道光五年《河內縣誌·古跡誌》：“河內不應有商隱墓，舊誌雲在城東者非也。”該誌對李商隱的高祖、曾祖墓記載頗詳：“唐李既濟墓：李商隱之高祖也，商隱請盧尚書撰曾祖妣誌文狀雲曾祖安陽君祔葬於懷州雍店之東原先大夫故美原令之左次。美原諱某，字既濟，其墓長樂賈至為之銘。”“李叔恒墓，商隱之曾祖即所謂安陽君也，舊唐書雲，叔恒年十九登進士第，位終安陽令，義山文集作叔洪。”民國二十六年《沁陽縣誌·陵墓》：李商隱墓相傳在城東。清康熙三十二年《河內縣誌·河內縣古跡圖》將李義山墓標記在河內城以東， 朱溝支渠以西， 沁陽以南的範圍內， 離城僅數裏。且《河內古籍圖》中所標的李商隱墓位置也是似是而非。能夠證明其似是而非的，是該誌和李商隱墓標在同壹平行線的沁園的位置。查康熙三十二年《河內縣誌·古跡》關於沁園的記載：“沁園在府城東北三十裏沁水北岸，金時官僚宴遊之地，有石圖本尚存。”記載沁園的位置在府城東北三十裏，卻畫在城東幾裏的地方。如若按照該誌所畫沁園的位置的比例推論李商隱墓的位置，也應在離縣城三十裏的雍店之東原。如此說來，文獻對李商隱墓準確的記載，應當是“雍店之東原”和“清化北山下。”。
關於李商隱的墓葬地點，還有三種說法。壹處位於沁陽市山王莊鎮廟後村，另壹處位於滎陽市豫龍鎮苜蓿窪村南。前者是李商隱的原籍所在地，後者是其祖輩遷居所至的家鄉。由於李商隱晚年生活的資料稀少，他死亡和埋葬的地點還沒有定論。最後壹處位於博愛縣江陵堡村。
沁陽李商隱墓的文獻依據是清代康熙年間的《河內縣誌》的古跡圖和乾隆年間的《河內通誌·陵墓》裏的相關內容。《河內縣誌》裏標示出了“李義山墓”的所在地。《河內通誌·陵墓》明確記載：“李商隱墓，在府城東。文集內雲祖塋在懷州東郊，今不可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