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鶡冠子》在思想內容方面，它與所有傳世的地楚國諸子之作壹樣同屬於道家，但又與《文子》、《皇帝書》的學術思想壹脈相承，是戰國晚期黃老之學的重要著作，也是先秦諸子書中壹部優秀的著作。它的產生，完全地反映了道家思想風行於楚地和黃老思想大盛於戰國的文化面貌。我們研究先秦思想史若忽略了《鶡冠子》，那麽就不可能全面了解黃老之學在戰國楚地形成和發展的過程，於是也難以確切知道黃老之學在先秦思想史上的地位和漢初奉行黃老思想的歷史原因。同樣如此，研究先秦文學史若忽略了《鶡冠子》，我們就不可能全面了解散文在戰國楚地的演變和發展始末，也難以確切知道楚文學在先秦文學史上的地位和漢代文學的歷史淵源。其《學問篇》概括聖人的學問為“九道”：壹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宮，五曰神征，六曰技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其實這“九道”，實際上反映的就是黃老學派的學術綱領，體現了其兼容並蓄的思想特征。
它有根據戰國晚期的社會形勢，特別是楚國的政治狀況而發揮黃老之學，著重闡明統壹天下之道和“君人南面之術”它以《老子》的“道論”為哲學基礎，明確提出“泰壹者，執大同之制”，強調刑名、法術也是本於道，同時又主張舉賢授能、動武用兵，反對專任法制，宣揚厚德隆俊。總之，它有意識地綜合了黃老之學的思想成果，同時在綜合的基礎上較好地將諸家學說融合在黃老之學的理論體系之中，並且每每還有較為深刻的理論闡發。
在黃老之學的發展史上，它在闡述黃老之學的基本理論的明晰性和深刻性上非常有貢獻。例如其《世兵》篇中壹段：
水激則旱，矢激則遠。精神回薄，震蕩相轉。迅速有命，必中三五。和散消息，孰識其時？至人造物，獨與道俱，縱驅委命，與時往來，盛衰生死，孰識其期？儼然至湛，孰知其尤？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纏……壹目之羅，不可以得雀；籠中之鳥，空窺不出。眾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兇同域。失反為得，成反為敗……至得無私，泛泛乎若不系之舟。能者以濟， 不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慮。
這段文字集中體現了道家學派不為物累，任其自然的曠達人生觀，不少警辟的詞句，曾為賈誼《鵩鳥賦》所吸收。《鶡冠子》中另有壹些篇章也閃爍著智慧的光芒，例如《博選》篇：
君也者，端神明者；以人為本者也；人者，以聖賢為本者也；聖賢者，以博選為本者也；博選者，以五至為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佰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憑幾據杖，指摩而使，則斯役至；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國與徒處。
這種強調以人為本，強調尊重人才，禮賢下士，提倡博選的用人思想，時至今日依然閃爍著智慧的光芒，有著較強的現實意義。文章層次清晰，推論嚴密，綱目井然，有條不紊。難怪就連唐代散文大家韓愈也特別贊賞這“五至”之說。
《鶡冠子》的篇幅和體制都不大，最短的《夜行》篇僅有 135 字，比起宏篇巨制的《莊子》來，已別是壹種模樣了。之所以會如此，除了作者個人愛好、創作條件和成書方式與《莊子》不同等種種原因之外，其產生的歷史條件和文化背景與《莊子》有異則恐怕是壹重要原因。在藝術上，《鶡冠子》直接繼承了《文子》、《黃帝書》而有所發展，顯示了楚散文由語錄體向論說體發展的演進過程和最終成就，同時，它又繼承了楚文學的傳統和受到了興盛於當時的辭賦和縱橫家說辭的影響，因而有著多方面的藝術表現，為秦漢散文和漢代辭賦的發展都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每每可見超乎其上的“奇言奧旨”；卻往往不乏出其右的獨創之處。它反映了楚文學發展至戰國晚期的散文創作狀況，顯示出先秦文學向秦漢文學演變的某些特點，對中國文學在秦漢時代的發展也有所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