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子兵法》，是我國古代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和軍事家孫武所著。孫武，字長卿，春秋末期齊國樂安（今山東省惠民縣）人。他主要活動在公元前500年前後。他的先祖陳完是陳國（今河南淮陽）帶隊，因內亂奔齊，受到齊桓公器重，後改姓田。這以後，田氏子孫在齊國世代為官，成為政壇上壹支顯要的家族。在齊國後來的內爭中，田氏曾壹度執掌齊國的軍政大權。公元前532年齊國爆發了“田、鮑四族之亂”，孫武由齊奔吳，改姓孫氏，以“孫武子”行世而諱其原姓氏。由於孫武生長在軍事世家，使他從小就受到很好的軍事熏陶。齊國是大軍事家姜子牙的封地，相傳他著有《六韜》、《謀》、《言》、《兵》等多種軍事著作。齊國的大政治家、軍事家管仲也留下了極其豐富的軍，事遺產，《管子》壹書中的《兵法》、《大匡》、《勢》、《九變》等篇都是談軍事的。齊桓公稱霸以後，齊國又壹度成為當時中國政治、經濟、文化、外交、軍事活動的中心，成為豪傑薈萃的地方，這樣的社會環境，對孫武研究軍事，提供了許多便利條件，使他在青年時代就成為學識淵博的軍事奇才。據《史記》記載，公元前512年經臭國大將伍子胥的推薦，孫武以兵法十三篇見吳王闔閭，閹閭知其謀略過人，善用兵，便用他為將。孫武與伍子胥壹起，曾經三次伐楚，壹度攻入楚國都城郢（即今湖北省江陵紀南城），壹次破越，使吳國成為當時強國之壹。
《孫子兵法》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壹部自成體系的軍事學著作。它總結了我國春秋以前的戰爭經驗，提出了壹系列帶普遍性的戰爭指導規律，它在我國古代軍事學術和戰爭實踐上起過重要的指導作用。《孫子》十三篇構築的思想體系結構，大體上可分為兩部分：壹部分是宏觀戰略認識體系；壹部分是微觀戰術認識體系。全書對戰爭的準備，戰略計劃的制定，戰役的組織，戰術手段的應用，以及行軍、後勤保障、各種地形條件下的作戰方法等都做了層次分明的闡述。每篇既是壹個獨立整體，篇與篇之間又互相照應，構成壹個完整的兵學體系。
三十六計
《三十六計》原名《三十六計秘本兵法》，全書不分卷次，***包括六套，每套六計，每計由計名、解語、按語三個部分組成；另外書前、書後各有壹段文字，本書題作《總論》和《跋》的即是，而《跋》文已殘缺不全。我們這次整理，原文以嶽麓書社1994年12月出版的《白話三十六計》為底本，參校別本寫定。
就文風看，《三十六計》的解語和按語，當非同壹人所寫，如前者古雅重厚，後者俚而近俗；前者多以《周易》陰陽交易之理進行推演，後者系用個別戰例闡釋計法；前者宏博精深，後者狹小淺露，等等，二者見識高下，顯而易辨，斷非出自壹人之手，甚至亦非同壹時代的作品。有人認為《三十六計》成書可能在明清之際，雖是主觀推測，然而亦可備壹說；至於原書和按語確系何時何人所作，還有待學者詳加考論。
在數以千計的古代兵書中，《三十六計》極具特色。首先它以《易》理為立論的理論基礎，深得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精髓，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軍事思想的民族特點，極易為廣大人民所接受。其次，它的計名全用四字或三字的成語或常語為之，既可深入淺出地揭示每條計策的內容，又便於記憶傳誦，利於在群眾中普及。所以，其書雖然不受歷代統治階級所重視，但卻仍能流傳至今，幾至於盡人皆知，而且不僅用在軍事方面，還廣泛地用於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為中國古代軍事著作中傳播最廣、實用性最強、帶有某種生活教科書性質的，雅俗***賞、文武皆宜的壹部“奇書”，享譽海內外。
由於《三十六計》不僅其謀略思想脫胎於《周易》，而且書中還大量引用《周易》條文（36條計謀中***引《周易》27次，涉及22卦），所以弄通書中引用的《周易》原文的意義，正確理解其中的精理要妙，便成了閱讀《三十六計》的難點所在。因此，介紹壹點與《三十六計》關系密切的《周易》的知識，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三略
《三略》又稱飛黃石公三略》是我國古代著名兵書，宋代頒定的“武經”之壹，舊題為黃石公所著。
黃石公為秦末隱士，曾在下邳圮上授書給張良，事見《史記·留侯世家》，但此說已為專家推翻。西漢初年，張良、韓信編輯兵書、***計182家，精選35家，其中沒有《三略》；漢成帝時，步兵校尉續編兵書，***收53家，其中仍沒有《三略》直到三國時，才有《三略》之稱。魏明帝時李康作《運命論》有“張良受黃石公之荷，誦《三略》”。可見《三略》成書較晚，約在東漢末年至魏晉時期。
《三略》分上、中、下三部分。作者自稱“《上略》設禮賞，別奸雄，著成敗：《中略》差德行，審權變。《下略》陳道德，察安危，明賊賢之咎。故人主能深曉《上略》，則能任賢擒敵；深曉《中略》，則能統將禦眾；深曉《下略》，則能明盛衰之源，審治國之紀。人臣深曉《中略》，則能全功保身。”可見本書能幫助讀者治世安邦、統軍禦眾，是壹部內容豐富，理論深刻的軍事專著。
司馬法
《司馬法》又稱《司馬嚷苴兵法》、《軍禮司馬法》、《古司馬法》等，是我國古代著名兵書之壹，舊題司馬嚷苴撰。
《史記·司馬嚷苴列傳》說：司馬嚷苴是春秋末期齊國人，田完之苗裔，精通兵法。景公時晉、燕伐齊，齊師大敗。相國晏嬰以他“文能附眾，武能威敵，”推薦給景公，被任命為將軍。司馬嚷苴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認為當務之急是振奮軍心，先將期而後至的景公寵臣監軍莊賈斬首示眾，又以軍中不馳的名義，斬景公使節仆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徇三軍，全軍震恐，爭相赴戰。晉燕軍聞迅而逃，他得以順利收復失地，名聲大震。景公尊為大司馬，田氏也因此日尊於齊。後受讒被解職，不久即病死。
《司馬法》大約成書於戰國時期。《史記·司馬嚷苴列傳》說：“齊威王使大大追論古者司馬兵法附嚷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嚷苴兵法》。在漢代，《司馬法》就已很受重視。司馬遷稱道《司馬法》為“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班固《漢書·藝文誌》將其列入禮類，稱為《軍禮司馬法》。宋人推出“武學七書”時，亦有《司馬法》。《四庫全書總目》稱《司馬法》“其言大抵據道依德，本仁祖義，三代軍政之遺規，猶藉存什壹於千百。”可見歷朝歷代均十分重視此書。《漢書·藝文誌》說《軍禮司馬法》155篇，今僅存3卷，5篇。
新書
《新書》是三國時著名政治家、軍事家所著。《新書》凡50篇，主要講了四個問題。
首先，以大量篇幅，重點闡釋為將之道。眾所周知，兵以將為本。在軍事方針確定之後，將領是能否取勝的關鍵因素。故古人有“三軍易得，壹將難求”之說。作者諳熟治軍之妙，講述了將領應牢牢掌握兵權（兵權），如何識別將領的品德、性格、能力（知人），將領類別的劃分（將才、將器等），將領常犯的毛病（將弊），將領應具有的品質、才能（將誌、將器等），將領應遵循的誡律（將誡），將領應有自己的親信（腹心），將領應有賓客幕僚（三賓、），將領應賞罰分明（整師），將領應愛兵如子（將情），將領應嚴明號令（威令）等十幾個方面的問題，顯示了作者對將領的重視。在這些論述中，作者或引經據典，或詳細說明，既有深度又很全面，既是傳統軍事理論的升華，又是來自鬥爭實際的總結。
其次，作品還以大量的篇幅，論述了治軍帶兵的嚴肅性及戰略戰術的靈活性。如《習練》、《軍蠹》、《逐惡》、《重刑》、《謹候》、《機形》、《應機》、《便利》。
其三，作品中談到了對人的重視。如《假權》、《將誡》、《擇材》、《和人》。
其四，作品中許多篇章闡述了思想深刻、富有哲理的治國、修身之道，給人以教育和啟迪。如《將剛》、《自勉》、《戒備》。
戰略與戰略學
戰略，是籌劃和指導戰爭全局的方略。即戰爭指導者為達成戰爭的政治目的，依據戰爭規律所制定和采取的準備和實施戰爭的方針、策略和方法。所要研究、解決的問題主要是：對國內外形勢的估量和對敵對雙方軍事、政治、經濟、地理、科學技術等因素的分析；對戰爭可能爆發的時機、戰爭的性質、特點和發展趨勢的判斷；戰略方針、戰略任務、戰略方向、戰略階段和主要作戰形式的確定；戰區劃分；戰場準備；武裝力量的建設；軍事思想和軍事技術的研究；戰略資源的開發、儲備和戰略後方建設；國防工業的布局和武器裝備的研制、更新；動員體制的確立；國防工程的計劃和實施；戰略指揮系統的組建和完善；作戰序列的確定；戰略協同的組織；戰略預備隊的使用；戰略後方的調配；以及如何抓好有關全局的樞紐和環節、適時實施戰略轉變、奪取戰略主動權等。
戰略的基本類型是進攻戰略和防禦戰略。
戰略學是研究帶全局性的戰爭規律，並用於指導戰爭的科學。它從戰爭的實踐來，是戰爭經驗的理論概括，並在政治的制約下，分析戰爭的各種因素及其內在的規律和對戰略的影響，戰爭指導的歷史經驗和未來戰爭的性質、特點，進行戰爭的樣式、方法、戰略方針、戰略計劃、戰略布局、戰略指揮等以及後方勤務、戰略後備等，準備和實施戰爭的戰略問題的指導原則，闡明駕馭戰爭的理論。戰略學在軍事學術中處於主導地位，統率戰役和戰術學。
北約的新戰略
北約在科索沃大打出手，把炸彈和戰爭災難強加在了南斯拉夫人民頭上，這在北約內部引起了強烈的震動。北約首腦們就科索沃危機展開了討論，但卻無法形成統壹意見。其後，終於在相互妥協中通過了新軍事戰略構想。然而，它仍舊未能擺脫冷戰思維模式，字裏行間透出濃烈的霸權主義和強權主義。
（1）從“集體防禦”轉為“捍衛***同利益”。美國壹再強調，北約除保護各成員國的領土不受侵犯外，還要能在北約防區外采取軍事行動，以捍衛美國和歐洲的***同利益。
（2）體現美國的意誌。北約軍事戰略和作戰方針，主要是在美國軍事理論指導下制定出來的，因而隨著美國各個不同時期軍事戰略的變化而變化。
（3）北約內部分歧猶存。北約內部爭吵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要不要擴大北約行動範圍；北約在防區外采取軍事行動是否需要聯合國授權；北約要不要改變核威懾政策。
（4）歐洲安全主導權的爭奪。美國和歐洲盟國之間的矛盾，主要源於北約內部對歐洲安全事務主導權的爭奪。
（5）新戰略中的霸權邏輯。北約“集體軍事幹預擴張”的新戰略，其前提條件是日益膨脹的軍事實力，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推行對外“幹預擴張”，實際上帶有壹種霸權主義的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