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地圖，無關導航，而關乎占有，以及掠奪。
中國有記載的最古老的地圖繪制在4000年前夏禹的九鼎上。相傳大禹成功治水後，各部落與方國奉大禹為最高統治者。華夏遂分九州，大禹命人鑄造九鼎，分別繪制各州的山川形勢。鼎成後藏諸國都，普通百姓難得壹見。九鼎上的原始地圖，如同古埃及人的地圖，都是壹種對於土地所有權的聲明。
誰擁有了地圖，誰就能以“上帝視角”俯察這片土地，從此廣袤的大地不再虛無縹緲，而是輕易地掌握在手中，並且可以在案上徐徐展開。這對於土地所有者而言是壹件多麽美妙的事情。
人對土地的欲望永遠不知饜足，這賦予了地圖壹個天然的屬性——擴張。戰爭變得不可避免，而當兵戎相見時，地圖的身影再次顯現。2000多年前的管子在《地圖篇》中明確指出：凡是軍事上的指揮者，必須首先研究和熟悉地圖。（“凡兵主者，必先審之地圖”）於是才有了許多向大王獻地圖的史事，譬如荊軻刺秦王，獻上的是將軍的人頭與燕國地圖。
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兩幅珍貴的古代軍事地圖：長沙國南部地形圖和駐軍圖。這兩幅圖劃時代地使用了比例尺的概念，前者約為1:18萬，後者約為1:8萬，分別描述了長沙國南部的山脈走向和駐軍情況。西漢高後末年，割據嶺南的南越王趙佗向長沙國南部發起進攻，朝廷及長沙國隨即派兵征剿。這兩幅圖可能是墓主參與指揮此次征戰使用的軍事地圖，是世界上已經發現的較早且較為精確的地圖。地圖給指揮將領帶來了方便，不過可以設想，如果不幸落入敵手，長沙國將會陷入怎樣的災難之中。
所有的攻城略地落到紙上，都是為了將新的城池納入自己版圖，而地圖上的每壹次寸進需要付出多少的頭顱與鮮血，這是在幹幹凈凈的地圖上所看不到的。
士大夫的發明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士大夫們有責任也有義務為君王丈量每壹寸土地。
先行者是大禹的兩名臣子，大章和豎亥，他們壹個東西，壹個南北，徒步為大禹丈量世界。“記裏鼓車”出現在漢代，又叫大章車——大概就是為了紀念先驅大章——它大大減輕了丈量土地的勞動量。這種車分兩層，每層有壹個木人，車行壹裏，下層木人擊鼓壹次，車行十裏，上層木人敲壹下鈴。駕車人只要記錄鼓聲和鈴聲次數便可以計算出馬車行過的距離。
古人便是駕著這樣的馬車駛入未知的區域，憑借簡單的定向設備確定位置，再將用肉眼觀測到的地理信息記錄下來，繪制到圖上。
這種測繪最初全憑經驗行事，久而久之，便有了壹定的章法。西晉地官（專管國家的戶籍、土地、稅收和地圖的官員），後官至宰相的裴秀將其總結為六項制圖原則，也就是有名的“制圖六體”：分率、準望、道裏、高下、方邪、迂直。分率就是比例尺，即確定面積和長寬的比例；準望就是方位，即校正地圖各部分之間的相對位置；道裏就是距離，即道路的裏程；高下、方邪、迂直指的大體就是比較和校正不同地形所引起的距離偏差。
裴秀的制圖六體為後世的地圖測繪者所沿襲，在16世紀西方傳教士利瑪竇帶來西方制圖理論之前，壹直是中國占統治地位的制圖傳統。從唐代賈耽編制的《海內華夷圖》，宋代沈括編制的《守令圖》，到元代朱思本編制的《輿地圖》，明代羅洪先編制的《廣輿圖》都能找到制圖六體的影子。基於他的貢獻，李約瑟稱裴秀為“中國科學制圖之父”。
在制圖六體中，“分率”也就是比例尺問題，是科學制圖過程中首先要考慮的問題，它關系到測繪者將以何種比例將龐大的山川河流、道路城邦“縮印”在絹帛或者紙上。裴秀的解決方案是“計裏畫方”，具體操作是先在地圖上按照壹定的比例關系繪成方格坐標網，以此來控制地圖上各要素的方位和距離。
裴秀所繪的地圖皆已失傳，現存最早的“計裏畫方”實例是南宋石刻《禹跡圖》，此圖為全國地圖，刻有山川、州郡等地理要素，橫70方，豎73方，***5110格，方格邊長1.1厘米，即“每方折地百裏”，地圖比例尺為1:500萬，全圖所涵蓋的總面積為1278萬平方公裏。這是西方地圖投影法和經緯度制圖傳入之前最科學的制圖方法，其中的海岸線與黃河等河流的形狀已經與現代地圖極為相近。這壹方法甚至在13世紀傳到西方，被阿拉伯和意大利的地圖學學者所采用。
認知的邊界
壹個時代的地圖，反映的是壹個時代對於世界的認知邊界。地圖延展到哪裏，認知也就到了哪裏，至於“畫”外之境，對於所有繪圖者來說都是壹片空濛。
上古時代，人們只對眼前的溪流和田畝，至多還對遠方障目的高山發生興趣，他們用簡單的符號記載了下來，這便是最早的地圖。中國的文字是從象形符號發展而來，川字是流水，山字是三座山峰，田是分成小塊的土地，這些古代的圖形符號，或許就是最先在地圖上標記的符號。
到了裴秀的時代，世界則廣大得多，他以古時《禹貢》為依據，對山嶽、湖泊、河道、高原、平原、坡地、沼澤、古代九州的範圍以及當時十六州都作了核查，繪制了18幅《禹貢地域圖》。而同樣以《禹貢》為依據繪制的宋代《禹跡圖》則涵蓋了1278萬平方公裏的版圖。他們的視野範圍已經攘括海內，但這些以“計裏畫方”原則繪制的地圖有個致命的缺陷，即測繪中心附近的相對準確，而離測繪中心越遠則誤差越大。誤差產生的原因在於裴秀對於這個世界的錯誤認知：以為世界是平的。盡管張衡的“渾天說”已經在壹定意義上將這個世界描述成壹個圓球，但絕大多數人更願意相信自己的眼睛，仍然固執地認為自己生活在壹個扁平化的世界裏。
裴秀的理論缺陷直到16世紀利瑪竇來華才得到糾正。這位意在傳教的意大利人，為了討好官員與皇帝，盡情地展示著來自西方的“奇技淫巧”，其中便有地圖投影法，運用這種數學方法，可以將地球表面的曲面轉換到地圖的平面上而不發生誤差。他還以西方的世界地圖為藍本，將東西方兩個已知的世界匯編到同壹地圖上，這位“中國通”極為聰明地將中國置於地圖的中央，這幅圖即是有名的《坤輿萬國全圖》。該圖為我國首次刊行的世界地圖，此後中國繪制的世界地圖，壹直沿襲這種布局格式。
這張世界地圖帶來的沖擊像壹記啞炮，空有聲音，卻沒有什麽實際影響——並沒有激發士大夫知識分子探究外部世界的興趣，或許他們甚至還陶醉於西方傳教士制造的“中央帝國”的幻象之中。直到19世紀“蠻夷之邦”用真正的堅船利炮轟開國門，才有人開眼看世界。而世界早在300年前就以壹種更為溫和的形式呈現過，只不過當時的士大夫集體選擇性失明，這不能不令人遺憾。如果地圖不能引領人們去探尋未知，那麽再精確的地圖也只是畫地為牢而已。